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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
苏 娅
21岁的他突然因病致瘫，从此在轮椅上一坐就是30多年
他曾想过自杀，但最终找到了文学之路来解放自己
现在他一周要做三次透析，但他仍坚持写作，那怕一天只写几行
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
他写的《我与地毯》被公认为中国近50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之一
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在电话里提醒我：“晚上给他打电话不要聊得太长，不要太晚。”临了，又补充了一句，“留在你手机上的电话就是家里的。”
从报社出来，天已经黑了很久。8点钟，有一些晚了，我拦了辆车飞奔回家，想回到安静的家里完成这次采访。我们的谈话将怎样进行?采访该从哪里开始?
“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史铁生给自己的大半生这样一个定义。
1951年生于北京，经历过插队等一系列动荡，在风华正茂的21岁却忽然因病致瘫，从此在轮椅上一坐就是30多年。
1998年疾病再次袭来，他几乎失去肾脏。从此，史铁生不得不依靠透析维持生命，现在的他一周要做三次透析，“每次透析的时候都有三四百升的血液在体外，全身无力，”史铁生还说。而这样的透析折磨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刻。
在身体遭受如此磨难的同时，史铁生的作品却依然放射出真正的人性光辉。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无论病痛如何肆虐，史铁生从来没有停下他在文学上的脚步。其散文代表作《我与地毯》被公认为中国近50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之一，并入选新版中学语文课本。
那些在轮椅上完成的文字能给人激励，引入思考，但毫不晦涩，说的都是我们每个人必将面对的问题；那些在病痛中写下的文字，看不出怨怒和愤懑，却带着对命运的冷静思索、传递着宽广深厚的情怀，给我们真实地慰藉和激励。
显然，接受采访对他来说是一件既伤神又耗费体力的事情。但电话里，史铁生的声音亲切、硬朗。说到文学时，他的谈兴很高，我一面听着，一面感到不安，因为说话确实是一件神伤的事情，“其实和两三个朋友短时间的交谈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却说。
“我真的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眼涟涟。”
他的爱情
那天晚上电话打过去，先是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接的，我报清身份之后，电话才转到史铁生手里。
“喂——”史铁生的声音很硬朗。
我说：“您的声音跟我想得不一样。”
他笑了一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气若游丝，像要死的人啊?”
史铁生如此快速地谈到了死亡，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问他，您现在是什么样的?
史铁生告诉我，他的房间有一些凌乱，屋子不大，书房就是卧室，有很多书，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妻子陈希米在看。史铁生又说，自己正一边接电话，一边接受妻子给他做的理疗。为了防止腿部的动脉硬化，这样的理疗每天都要进行。
我沉默地听着，心想，如果我没有看见过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地经年累月给我的瘫痪的爸爸做理疗的话，我一定会去渲染这一番情景，用温馨、感人的字眼来煽情。但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生活细小、真实、漫长的事件，天天如此，劳累而琐碎、跨不过去的基本事件。
史铁生在随笔《重病之时》中写道：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个。
我说：“这一回，恐怕真是要结束了。”
她说：“不会。”
我真的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眼涟涟。
这段文字曾经让我感动了很久，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陈希米对史铁生的爱比我们眼前的文字要深厚得多。
作为一名翻译家，陈希米女士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事业，全力保护爱人。
为了和史铁生通上电话，我和陈希米女士接触了很多次。第一次，陈希米耐心地“盘查”了我的“出处”；第二次，陈希米爽快地告诉我，关于史铁生作品的事情，最好还是亲自问他；第三次，当我提出想对史铁生进行采访时，陈希米怒了，她告诉我，史铁生不接受任何采访。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同行两年前采访他的时候，谈话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对话，对史铁生的身体而言，却是太过沉重的负荷。
“后来母亲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他的文字
“您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呢?”我问史铁生。
“每周三次透析，一、三、五下午，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只在上午时精力好一些，写作也是在上午完成的。”他说。
这个答案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我知道在写《病隙笔记》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史铁生甚至每天只能写几行字。
想象他写作的艰难，我短暂沉默了，但电话那头的史铁生却笑了起来，“作透析就像是去上班，有时候也会烦，但我想医生护士天天都要上班，我一周只上三天比他们好多了，就当我是和医生们一起上班啦。”
这就居豁达的史铁生，面对我的感叹，他说：“幽默包含着对人生的理解。”
21岁在清平湾插队时，史铁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于是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年轻的史铁生曾经长达10年都无法理解命运的安排，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场冤案。很自然地，他质疑自己活着的必要性，也曾想到过用自杀的方式抗议，但他最终找到了文学这条路来解放自己。
史铁生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在随笔《合欢树》里，史铁生记录了他文学创作的起源。起先“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当史铁生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人喜爱的时候，他的心底一直都存在着一种缺失，就是母亲过早地去世。他写道：“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过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我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人，史铁生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有人说是一种达观和情怀；有人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但更多人喜欢史铁生是因为那些软化人心、温暖人心的亲情故事。比如在《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作品中，那个一直默默陪伴在他身边的母亲。
一位残联的朋友曾说过：“因为自己是残疾人，生活上处处需要别人的帮助，于是对亲情和爱有更深的体会。”
史铁生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那些细心、琐碎的关心会被我们忽视，而只有在一个常年累月需要人照顾的人那里，才会记得更深，感激更深。所以史铁生说：“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
“以前我写的是残疾人，后来写的是残疾的人，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人生来就具有的困境。”
他谈不幸
作家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很多人知道史铁生，都是因为陈凯歌早年改编自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的电影《边走边唱》，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贯穿始终：“千弦断，天眼开。”这句话的背景是盲人琴师的师傅说过，弹断的第1000根琴弦能带来光明。
盲人对于光明的渴望，残疾了双腿的人对于行走的渴望，从来不会停止，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我们始终能够读到这样的渴望，他从来没有掩饰过。
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命若琴弦》，“这算不算是您转折性的一部作品?”我问道。
“算是吧。在《命若琴弦》之前我写的是残疾人，这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命若琴弦》之后，我发现所有人都是残疾的，我开始写人的残疾，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史铁生说。
在《病隙碎笔》里，史铁生在谈到“残疾情结”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史铁生说：“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残疾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很多人，左右得一塌糊涂。把残疾当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又问：“为什么很多身处逆境的人，比如病人、失恋的人、处于人生低谷的人都会看您的书?”
他说：“因为人生来残缺，人生艰难、充满困境，当人面临的困境没有尽头的时候，会变得焦躁而脆弱，这时候需要一种对生命的理解。”
于是从《命若琴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史铁生的作品中找到共鸣，更多的人开始在读史铁生作品的时候学会冷静地面对自身的处境，冷静地面对身有残疾的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身陷不幸、身有残疾的人。
我想，史铁生最钦佩的精神不光是坦然正视自身的残疾，他甚至已经跨过了“人生来残缺”的前提，摆脱了残缺的命运必然带来的恨，继续朝着自由走去。
后记
很多年了，史铁生一直回避着采访，他说他对读者没有额外的话要说了，所有要说的都在作品里了。
那么他在表达什么?他在寻找什么?
2002年，史铁生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那段授奖词也许是对他最精当的概括：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著名小说家。
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因病致瘫，转回北京。1974年到1981年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做工。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厦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1996年11月，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5万元)。《老屋小记》和《务虚笔记》获得《作家报》1996年十佳小说奖，最备受瞩目的是他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
在《务虚笔记》推出10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于本月初推出史铁生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疾病缠身、体力不济的情况下，《我的丁一之旅》的写作历时3年。
主要作品
小说：《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
散文：《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有关庙的回忆》、《秋天的怀念》、《姻缘》等
文论：《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答自己问(上)、(下)》、《写作四谈》等
感受他，已经忘记了他的苦
没读史铁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不愿意去面对一些记忆。随着采访的深入，它们又被摊开来，摆在我面前。
1997年，我陪妹妹在地坛医院治病，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成了我们的日常读物。一是因为地坛近在眼前，一是因为这本书里有和我们相似的遭遇——我们都是突如其来地被迫面对病痛的人。当时妹妹突如其来得了一场大病，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垮了，只是大家都强作镇定地撑着。
在天气暖和、不用打针的下午，我们经常偷偷地跑出医院，到地坛里寻找书本上提到的人和事，想象一下：吹拂过他的同一阵风也吹拂过我们。我们甚至天真地幻想，某一天真的能碰到史铁生，当面问问他：“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人，如何坚强地面对命运的玩笑。”
妹妹认真地把《我与地坛》里对我们有用的句子画出来，我现在依然记得：“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是的，每一个活在厄运中的人都会这么说，都只能这么说，说不清有几个人做到了真正的豁达、真正的心甘情愿。
现在妹妹离开了我们，终于从病痛中解脱，不能解脱的倒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所必须面对的家庭的残缺。
在一次访谈中，史铁生谈道：“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
“每天写几行字。”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与其说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这样缓慢地写作，没有尽头的爬行，换了另一个人都会放弃一百次的，写作就是史铁生用自己的耐心和命运谈判。
也许他心里依然是苦的，只有死亡才能够让苦真正解脱的苦。只是现在他忘记了或者说适应了这层苦，他想做的，只是让别人对他放心，以前是要让母亲为他放心，现在是要让妻子对他放心。他要让自己有过的生的快乐为她们记住。
铁生：你让我久久感动着
张海迪
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最早知道你的名字是读了你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时我并不知道你也坐在轮椅上，后来还是听于蓝阿姨说你的腿有病，于蓝阿姨希望我写一部电影，她说你就在写电影，她说你很有才气，是陕西回来的知青。我没问你是什么病，我不愿问起别人的病。我只以为你受了风寒，就像我们乡下那个地方的人，风湿性关节炎是常见病。我曾经用针灸给很多老乡治好了关节炎。所以我想你也许很快就会好起来。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你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思想片断。也正是在这期间，我知道了你的病情——你也是因为脊髓病而截瘫的。我只觉得心重重地往下一沉，我说不出那种感觉，但我懂得你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好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你，一次去北京开会，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而你没有到会。但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几年后，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你。此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那天，我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和朋友们闲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但很浑厚。回过头，我看见了你，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因为轮椅。我们握手互相问候。铁生，知道吗?你比我想象的要高大健康。你的笑容温和而朴实，一副可信赖的兄长的样子。那一会儿我不知道跟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一些印象急速地闪过我的脑际，我说不清那些印象来自何处，但它们仿佛又是我熟悉的：陕北的黄土高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头扎羊肚毛巾的放羊老汉，灰头土脸憨笑的娃娃们，还有窑洞，窗花，石磨……然后我看见你躺在担架上，被人们七手八脚抬下火车，又匆匆地送往医院……
铁生，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看他们翻弄病历夹，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锤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把棉棒头扯得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试探着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钮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有时我猜，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假如真是这样，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
铁生，你患病时十九岁了，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十九岁已有丰富思想，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猩红热。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住进医院打针吃药，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我不敢抽泣，我怕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我二十一岁的天空，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我觉得自己正向深深的海沟沉落……那个冬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二十年后，我会与这么多作家一起开会。我只记得那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忍着手术后的创痛，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习德语，日子枯燥又单调，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
印象仿佛一片片落叶在我的眼前飘飘闪闪，重重叠叠……
那天大会选举作协全委会，人们在清点人数，我坐在会场的过道上，我的轮椅显得很孤独。我不由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常常把手紧紧绞在一起，有时指甲会在手心嵌出印记。铁生，其实我很怕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长期以来，我一直很难消除内心一种说不清的怯懦。小时候有一度我很怕见人，一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紧张，脸色就变得苍白。尽管我渴望和人们在一起，而一旦走进人群，我又是那样脆弱，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个脆弱的人是不是叫海迪。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奏国歌。随着一阵椅子轰轰响，成百上千的人站起来。那一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会场里只有我依然坐着。我能觉出我在微微发抖，我镇定自己，勇敢点儿，我对自己说。我让冥想中的自己站立起来，跟人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过去一些苏联电影里，常有人站着唱歌的情景，我那时很向往长大后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庄严肃穆地唱歌……
过道里不时有一阵凉风，那是十二月的天气，外面已经天寒地冻。虽然会场里是温暖的，可我还是有点发抖。我害怕冬天，我常常会冷得发抖，我的腿因为血流不畅有时像冰冷的
石柱。我的目光掠过会场，无意间我看见了你。你也坐在过道上，你坐得伟岸挺拔，你的表情沉稳平静。我觉得紧缩的心猛然放松了，几乎凝固的血液又开始流动。看着你，我不由得问自己；你究竟惧怕什么呢?
铁生，那次见到你之后，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心被它撼动了。近年来，我已很少能被一本书感动。我有时甚至怀疑，是我对文文冷漠了吗?我常常毫无热情与渴望地翻着一些平淡的书，有时就放下，重新拿起翻过多少遍的充满真情的旧书，与那些早已熟悉的人物会面，他们仿佛是我永不厌倦的朋友，每次见面都会给我新的感受。我们的心其实是渴望被感动的。我被你书中的人物C感动了，这并不是因为C的残疾，而是C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和爱所做的努力，还有你的笔敢于直面残疾与性的勇气。真的，很多关于C的章节都让我感到惊悸和颤栗。性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很多残疾人，却如同荒漠戈壁。他们爱的情感和性的欲望，从来都被传统和偏见排斥在社会的意识之外。你以卓绝的勇气向这些不能言说的困惑发起冲击，使C成为揭示人类内心深层奥秘的探索者。有一段时间我不敢读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作品总是撕扯人们的灵魂。其实，你也是。因此，你的很多作品我也不敢再读第二遍，比如《秋天的怀念》，《命若琴弦》……纯粹的凄美让我心中一片怅然，总想去一片寂静的山野，独自哭泣。
写作是残疾作家的翅膀，我们在飞，时间在飞。
不久前，我又一次见到了你。你看起来有点儿虚弱，穿着厚厚的毛衣，你依旧露出诚挚纯朴的笑容，我能深彻地感受到你的坚毅。我靠在会议桌边，听你说的一切。你告诉我你的双肾功能都不好，几天就要做一次透析。你卷起毛衣的袖子，让我看你扎满粗大针眼的胳膊，几根血管因为反复的使用已经被扎坏了，错乱地盘虬着，有的地方还凸起青色的硬结。我难过极了，铁生，你一定很疼，你……哦，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我问你是否有换肾的可能，我说我们那座城市有医院做过这种手术，效果很好。可你轻轻摇摇头，你说你换肾已经很难了……我感动，就在这样的病痛中你依然顽强执着地写作。在你面前，我忍不住诅咒造物主。而你述说这一切时却是那样平静，仿佛病痛已是很久远的事。
你忽然说到安乐死。你说安乐死有必要。
哦，铁生，我不知道那会儿你是否看见了我眼里的泪水。你知道这也是我无数次想过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病痛的炼狱，我常常设想逃离它，我设想过很多种我走后又不让亲人和朋友伤心难过的方法，我甚至将某些细节都设想好了。我觉得最好是得一种病，比如肺感染，高烧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无效，要不就患心脏病，突然离去……
你还说，你告诉你的爱人，如果你得了脑血栓千万别抢救了。我说我也多少次对我的爱人这样说过。铁生，我觉得对我来说，活着需要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我早已不惧怕死亡，或许我从来就没惧怕过。死亡给我童年留下的是一个快乐的记忆：那一天幼儿园开饭了，我们吃年糕，阿姨说年糕很黏，吃年糕不能说话，更不能笑，不然就会生病。我问阿姨生病会死吗?会的，阿姨说。我们于是就很安静很严肃地吃年糕。笑一笑真会死吗?我偷偷地笑了一下，我发现我没有死，我快乐地笑起来，我还是没有死!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同桌的孩子，他们笑了，后来全班的孩子都笑了，有的男孩还故意哈哈大笑，我们都为自己没有死而欢呼。后来我常想，假如我那时死了就好了，快乐地笑着……
死亡只是—种生命终结的状态。在我跟里死亡是一片绿色地带，也是生命新生的地带，那里下雨，纯净的雨滴滋润着青青芳草……当我再也无法抵抗病魔，我会从容地踏上曾给我美好生命的小路。生命消亡是万古的规律，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只是我不愿看见人们在纷纷的春雨中走向墓地……
铁生，那天我们还谈到了美国。你说你去了美国。我说去美国路真远，我不知道怎样度过十几个飞行小时，所以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去。你教我去美国时在哪座城市转机休息，还有在飞机上怎样休息。你说海迪你一定去美国看看，你应该快点儿去。我说我会去的。这世界吸引我的地方很多，不过，铁生，你知道，我最想去的地方不是美国而是古巴。很多年前我就向往古巴。小时候我在一支歌里知道那儿有美丽的哈瓦那，还有一位大胡子领袖卡斯特罗。在武汉我的叔叔还背我上街参加过声援古巴的游行呢。一次我往稀饭里放糖，妈妈说我吃的是古巴糖。我问古巴在哪?古巴远吗?我妈妈说很远，你想象不出有多远。我那时向往很远的地方，因为古巴糖。
好多年过去了，我不再向往古巴糖，但我依然向往古巴。那是因为我读了《老人与海》。我读的是一本被人翻得皱巴巴的英文小说，当时在小小的县城里那本英文小说对我是多么珍贵啊。我试着翻译它，用我仅有的一本英汉小词典。在阅读翻译中，我被迷住了，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翻译的段落，我喜欢那些海上搏斗的描写，更为老桑地亚哥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感动：过去，他曾证明过一千次，但落空了，现在，他又去证明。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开端……我甚至在睡梦里都看见那片海上有一面千疮百孔的帆，它看上去就像一面标志着被打败的旗帜。其实人生可能很少有胜利的归航。起航时他也许正值豆蔻年华，意气风发，在人们渴望和艳羡交织的目光中怀着豪情和梦幻，去探寻理想的王国。沧海茫茫，迎接他的是永无止息的挑战，直至海风吹皱了他青春的面容，浪涛扑灭了他青春的火焰，冰霜染白了他的两鬓，他形容枯槁，嗓音苍老而沙哑，目光浑浊而凝滞，只有他那颗饱经磨砺的心还在不屈地跳动……在平庸的人看来，他也许一无所获，可一个真正的勇士，却以此为自豪——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铁生，我想我很快就会去美国，总有一天我也会去古巴的。
天上，白色的鸟，甚至雨中也在飞翔。
这是你的长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它久久地感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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