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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耀
本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 2003-4-22发布
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斋藤努博士等人前不久发表《中国商代青铜器所用铅料来源的初步思考：它果真来自四川、云南和贵州的邻接地区吗》（以下简称《初》文），否定笔者关于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可能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观点，即“西南说”，同时对笔者合作小组“Ｊｉ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ｏ－ｗｏｒｋｅｒｓ” 的有关工作提出了批评，提出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原料可能来自秦岭地区。故撰此文回应，以就正于斋藤努博士等。
高放射成因铅的发现与西南说提出之始末
笔者最早于１９８４年在第３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上首次报告，在商代青铜器中发现一种铅同位素组成十分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并将青铜器的数据与云南永善金沙等矿山数据进行了对比，提出它可能来自西南地区滇东北一带（即西南说）。然而，当时新干大洋州商墓和四川三星堆遗物坑等都还没有发现，“西南说”更是大大超出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关于商代历史考古的认识范围，所以赞成者寥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笔者与马渊久夫、平尾良光和Ｗ．Ｔ．Ｃｈａｓｅ等人合作，完成了新干大洋州、四川三星堆和安阳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工作，发现含高放射成因铅的青铜器的分析结果与已知的滇东北等地铅锌矿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笔者合作小组一方面将研究重心放在弄清含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青铜器出现的时代上限和下限及其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流布的地域范围等；同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在笔者作为第一作者执笔撰写的一系列合作论文中，都有意避免直接谈及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原料的具体产地问题。
整个９０年代，笔者合作小组发表的关于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１、通过对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江西新干、湖北盘龙城、安阳殷墟、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以及山西曲村晋国墓地等夏商周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工作，发现只有商代的大量青铜器含有这种罕见铅同位素组成的高放射成因铅。含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青铜器最早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时期开始出现，在殷墟早期器物中占到七成以上，殷墟三期只有不到四成，殷墟四期已经不多见。江西新干和四川三星堆遗物坑的青铜器几乎全部含有这种高放射成因铅。西周以后，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器物也很少。这是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呢？与２有关。
２、通过对所有商代遗址出土的这种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结果的比较分析，提出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原料应该来自同一矿山地区的论断。并且由此推断，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彼此距离遥远的商代遗址之间，存在过与青铜原料和制品的流通相关的紧密联系。
３、通过对商代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合金成分的分析，论证了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应该主要来自铅矿。同时，根据青铜器中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同位素组成数据与滇东北等地矿山的高放射成因铅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事实提出，商代青铜器中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发现对于中国地矿地质与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也具有一定意义。
笔者个人最早提出“西南说”时，曾经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虽然缺乏锡矿资源，铜矿资源也有限，但铅矿资源却很丰富，如果这种高放射成因铅铅料来自黄河流域以外地区，那么，它一定是随着该地区的锡铜原料一起进入中原的。２０００年，笔者应马渊久夫教授之约，为其编辑的《考古学与化学》一书撰写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的文章，其中总结了我们这个合作小组的主要研究成果。同时，根据笔者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指出，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矿山产地可能位于一多金属共生的矿山地区。并根据所有商代遗址中只有江西新干和四川三星堆遗物坑的青铜器几乎全部含有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研究结果，推断这一矿山地区应该位于长江流域。进一步讲，根据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具有复杂的地质构造，既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也有丰富的锡矿资源；主要流通于西南地区的后世青铜器物如摇钱树等，也有含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等事实，笔者推断，高放射成因铅产地所在的矿山地区位于中国西南的可能性最大。
以上为笔者个人主张的“西南说”与笔者合作小组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大概内容。
斋藤努博士等的“重新检验”之检验
斋藤努博士等在《初》文开篇陈述了西南说产生的学术背景，将西南说的首次提出由１９８４年误解为１９８７年，他们对西南说的批评意见一共有三条：
第一、西南说之提出所依据的仅仅是铅同位素数据结果，而一般相信，从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最后到黄河流域商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为崇山峻岭阻隔，交通是不便的。而且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区之间也很少社会联系。西南说缺乏历史和考古学证据来充分证明这一地区的矿山是（商代）青铜器的原料来源地。第二、金正耀及其合作者没有参考西南地区这些矿山的全部地球化学数据。第三、金正耀及其合作者在作图讨论中几乎只用２０６—铅基准图，而没有采用２０４—铅基准图。
第一个问题涉及铅同位素考古研究的原则立场问题。笔者认为，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应该而且必须依据铅同位素分析结果说话。如果只是迎合流行见解，将铅同位素考古以及其他科技考古研究变成现有历史考古学知识的注脚，甚至以所谓定论和常识消解科技考古的研究立场，那不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所为。曾经有研究者依据古人的冶铸活动应该“就近取材”的所谓常识，提出商代青铜器中的这种高放射成因铅产地在四川、云南、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数省都可能存在的说法。这种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令地球化学工作者惊愕不解，对一般考古工作者却只会产生误导。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特别是滇东北地区的工作，以前一直比较薄弱。随着有关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初》文作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其意义是含混不清的。笔者认为，探寻青铜器中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具体产地，摆在首位的只能是铅同位素组成数据。至于矿山的其他地球化学资料，例如稀土元素组成特征、硫同位素等等，究竟有无参考价值，也可以研究。但没有参考这些资料就一定发生问题，《初》文作者似乎过于武断。在《初》文关于自身“秦岭说”的论证过程中，笔者就没有看到斋藤努博士等如何全面参考秦岭矿山的地球化学资料。
第三个问题属于数据分析讨论中的表达技术问题。采用２０４—铅基准图容易理解青铜器数据的地球化学意义，笔者曾经在一篇小文中特意推荐过。笔者合作小组关于新干、三星堆、殷墟等商代遗址的原初性研究报告中，都曾同时采用２０６—铅和２０４—铅两种基准图详细进行讨论。笔者个人在重倡西南说的那篇日文文章中诚然只用了２０６—铅基准图，但文章的基础是建立在笔者合作小组一系列原初性科学报告之上的，２０４—铅基准图此时省略无害于文章立论。斋藤努博士等指责只用２０６—铅基准图是西南说的一个严重问题，除非其采用２０４—铅基准图可以得出与笔者合作小组不同的研究结论，那时才可以说其批评确有道理。《初》文在罗列了西南说的“问题”后，声称需要采用２０６—铅基准图和２０４—铅基准图对笔者合作小组的研究工作进行所谓“重新检验（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
首先，斋藤努博士等利用笔者合作小组发表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盘龙城、三星堆、新干等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数据，进行作图分析，据称获得了如下“研究成果”：即他们认为，可以推测这些（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的）金属原材料采集于同一地区内陆理位置和（地质）起源均相近的矿山。斋藤努博士等的以上结论，于笔者有似曾相识之感。
在上一节中笔者谈到，长江和黄河流域这些商代遗址出土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应该属于同一地区的物产资源。这一认识是笔者合作小组经过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才获得的成果。正是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商代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的发现，“对重建当时青铜业原料和产品的供应和流通体系结构，以及相关的地域扩张、青铜技术的交流和传播等商代历史图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斋藤努博士等此前对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在其发表的关于盘龙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报告中，他们对湖北盘龙城青铜器与安阳殷墟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是否来自同一矿山地区，还把握不定；对江西新干出土青铜器与盘龙城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产地来源的同一性问题，虽然接受笔者工作小组的观点，但对新干、盘龙城青铜器与四川三星堆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产地的同一性却避而不谈。
其次，斋藤努博士等将云南会泽、乐马厂以及会理等地矿山数据进行作图分析，提出其否定西南说的依据：商代青铜器的高放射成因铅数据与西南地区有关金属矿山的数据存在差异。
在上一节中笔者也曾谈到，商代青铜器中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发现，对于中国地矿地质和地球化学研究也具有一定意义。笔者合作小组这一论断的前提性认识，即是商代青铜器数据与目前所知的中国高放射成因铅矿床数据之间存在差异。请看笔者合作小组１９９４年关于新干大洋州青铜器研究报告中的论述：
“就目前已有的中国地质矿产数据而言，还找不到相对应的矿山数据。在陈玉蔚等人报告的数百个中国矿铅数据和马渊久夫、平尾良光等报告中国、朝鲜和日本矿铅数据中，没有这种类型。在中国，仅云南滇东地区有数处较低比值的矿铅产地，如永善金沙、昭通乐洪、巧家东坪和元谋大罗叉等，但已有的数据表明，其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值均大于０．７４，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值均在２１．０左右，与青铜器的这些数据有很大差异”。
在次年即１９９５年发表的《关于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研究报告》中，这一点被再次指出：
“在现代地质科学研究资料方面，已知数处矿山有较高放射性成因铅，都在滇东黔西地区。但现有的具体数据表明，它们都与青铜器的这些数据有一定差异。因此，像三星堆青铜器中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的大量发现，一是可以作为其他遗址器物中类似特殊铅的‘参照系’，以资比较；二是它对中国地质科学有关研究也将具有一定价值”。
可见，斋藤努博士等的所谓“重新检验”，了无新意。
应该指出的是，斋藤努博士等仅仅在引用笔者合作小组的分析数据时注明了文献出处，而在无论是批评笔者及笔者合作小组的有关研究，还是提出其“重新检验”的成果，都没有遵守起码的学术规范，列举文献出处，说明其批评的根据何在；说明其研究工作与前人的学术成果之间的界限何在。
高放射成因铅发现的历史考古学意义
位于西南的滇东北地区其高放射成因铅矿山数据与商代青铜器数据虽然存在差异，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一地区最有可能是商代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原料的产地，因为它是中国大陆密西西比型金属铅矿惟一集中的地区，其高放射成因铅数据与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数据最为接近。最近，中国地球化学专家也撰文参与讨论商代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的具体产地问题，他们的意见，同样认为滇东北地区应该是这种高放射成因铅来源地的首选地区，其理由也与笔者相近。
当然，西南说是否接近历史真实，可以进一步讨论。其他的说法，只要有科学根据，必然可以推动研究的深入。而《初》文虽然务在标新立异，立论却很匆忙。斋藤努博士等花了大量篇幅批评笔者合作小组的研究工作，而关于其秦岭说，文中却仅仅提出秦岭地区位于长江和黄河流域之间的“中原地区”（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有很多铅矿资源，出土含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的这些商代遗址，如三星堆、新干、盘龙城、殷墟、郑州二里冈、偃师等，也都围绕着秦岭等，就结束了论证。看来，秦岭说的提出主要考虑的是目前历史考古学界的一般认识，而铅同位素研究本身似乎并未被放在首要的位置。
另外一个问题，商代不同历史时期含高放射成因铅的青铜器在生产中所占比例是不同的，并非所有商代青铜器都含高放射成因铅。因此，高放射成因铅不等于商代青铜业使用的全部金属铅原料，《初》文的标题：《中国商代青铜器所用铅料来源的初步思考：它果真来自四川、云南和贵州的邻接地区吗？》是不严谨的，它很容易误导对商代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的真实意义的理解。
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到西南的边远地区，分布在如此广大的地域范围的商代遗址出土青铜器中，都发现大量器物含有属于同一矿山地区来源的高放射成因铅原料物产，论证和诠释的可能是这样一个历史考古学事实：从商代早期到殷墟三期长达数百年之间，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包括西南地区的广袤地区范围内存在过与青铜生产相关的原料或制品的密切流通。攫取青铜资源应该是商文明向周边地区辐射扩张的主要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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