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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桂香 陈建立 2011-11-25 何尊、折觥、史墙盘、逨盘、秦公镈……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厅内，1500多件宝鸡地区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为观众展现了一个由青铜组成的灿烂世界。就是这神奇璀璨的青铜文明，使世界的目光多少次地投向宝鸡。11月8日至10日，关中腹地的青铜器之乡又一次成为关注焦点，由北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陕西省文物局和宝鸡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青铜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召开。 开放合作 学科交融 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宣言，也没有刻意达成某些共识，但这无损于它的成功与精彩。正如主办方所言，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议，首先它表现在会议的主办方中有中英两所高等学府；其次，出席会议的代表也是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10个国家，具有相当的国际性；另外，学术成果本身也体现了国际性，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发现和研究，也有欧亚、非洲和南美等地有关青铜文化问题探讨。总之，这是一次开放合作、学科交融的会议。从主办者来说，其中既有学界的合作，也有包括政府在内的产学研用等多方的合作。与会者中既有老一辈著名学者，也有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专家，还有一批青铜文化研究的后继新秀。其中，既有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人文学者，又有与冶金科技史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从会议讨论议题来说，也是多方面的，既有青铜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宏观的话题，也不乏从器物、技术、组织等具体问题的观察与考量。会议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54篇，其中41位学者在大会上发言，13篇论文进行了海报交流。 青铜，能否作为文明的标志？ 什么是青铜时代，青铜能否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志，可以说是本次会议的最大的议题，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反思和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在《中国青铜器及青铜文明研究的反思》的主旨报告中谈到，文明形成的标准应从多方面入手，孤立地、单从一个方面例如青铜器使用的有无作为判断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纽约大学Rod Campbell则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概念，青铜器不是一个能够反映社会政治变化的显著指标，不是一个社会进化的概念，只有放在技术等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青铜器只是一种手工艺科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只看到一种科技，而忽视其他科技，不能用部分代替全貌。大英博物馆Ben Roberts认为，真正的青铜时代不应以最早锡青铜出现简单界定，而应以锡青铜普遍出现、广泛应用为标尺。 中国青铜冶金与文明起源 关于中国青铜冶金及青铜文明起源问题，历来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的重要内容。本次会议有多篇文章对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欧亚大陆冶铜技术起源、早期铜器冶铸发展以及中国早期铜器与中亚地区的联系问题，是这次会议中被讨论最多的议题。如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和吉林大学杨建华教授分别以《冶金术东西交汇的考古学观察》和《欧亚大陆视野下的中国金属起源》为题，对中国早期金属的使用状况进行总结，并指出中国冶金技术可能与西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冶金术传入中原后，中原地区迅速进行改良、发展，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中亚及西亚的冶金道路，并迅速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北京科技大学韩汝玢教授则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铜器进行的金相学研究结果的分析，明确指出我国古铜矿存在自然铜，但至今没有发现自然铜制品；没有像其他文明古国那样有明确的铜石并用时代，也没有发现专门使用砷铜器物的时代。至今最早考古出土的青铜器是在甘肃马家窑遗址发现的青铜刀，与两河流域乌尔王朝发现青铜制品的时代相同，均为公元前第3千纪；西北地区甘肃马厂、齐家、四坝，陕西渭南，内蒙古朱开沟，中原地区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山东胶县，长江流域的石家河等地相继发现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铜制品。上述不同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合金成分多样、锻铸制品均有，制作比例不同，器物类型和显示的功能也有地域特点：有的地区已发现冶铜遗址及冶金遗物。 而外来因素在中国青铜冶金发展中影响多大，本土因素又是怎样？根据目前的研究还不能作出明确的结论。这需要从金属器的成分以及制作技术的角度去考察，需要考古学家与冶金史学家的密切配合。李伯谦先生呼吁对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研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摒弃固有的观念，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可能就会有新发现，作出新的判断。” 青铜器与社会的关系 青铜器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是学者讨论的重点。如西班牙历史研究所的Mercedes等人，对伊比利亚地区的早期冶金进行了探讨，他们发现，即便在青铜时代早期，伊比利亚当地居民并没有使用青铜合金。直到其社会稳定，青铜器才得到广泛使用。也因如此，青铜合金的采用并不是早期青铜时期成就了青铜文化的根本原因。塞维利亚大学的Manuel Eleazar教授对金属制作在南伊比利亚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2200至前1500年）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从青铜时代的初期开始，墓葬中金属随葬品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一个越来越个性化的增长，同时反映在墓葬结构和性质上，并对该时期社会不平等和王权阶层现象中冶金制品所起到的助推作用这一持久性话题进行了讨论。伦敦大学学院M. Radivojevi 等人的《欧亚大陆合金技术的出现：巴尔干的新结果》一文，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境内Vin?觬a（文查）文化遗址的金属制品及其技术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地区可能在7000年前就有被利用的潜在铜矿和锡矿资源。这项研究结果向金属技术发展是与青铜制品以及金属和其他商品复杂的交换网络的出现相联系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并且影响了它们与青铜时代社会兴起的关系。英国伦敦大学的David Wengrow教授对比了“档案经济”和“献祭经济”两种礼制经济,认为这两种经济形态表现了公元前三千纪末至前第二千纪初的社会对金属以及金属制品的消费态度。这一讨论，对东亚地区相应考古遗存的研究应有启发。 同时，有多位学者讨论了中国青铜礼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指出最早的青铜礼容器出土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王朝文明核心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历程；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对早期青铜礼容器存在背景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作为东亚大陆核心文化区的中原国家社会的特质与早期发展进程。北京科技大学梅建军教授则通过铜与青铜个人装饰品向礼器演变过程的讨论，指出早期铜器向礼仪性用途的演变，应是影响中国青铜时代社会早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而早期青铜冶金发展及其与社会文化背景间的互动，显然是理解青铜时代社会在中国初现的基础。伦敦大学Michael Rowlands教授通过对中国青铜容器的器类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固有的农业烹饪技术，导致了中国青铜礼器侧重于对于食物的加工方式，对农业食材的蒸、煮烹饪方式，引起了青铜礼器的器物种类。而这些食品加工方式也引起了长时期的系统礼仪和祖先信仰的物质表现形式。牛津大学的罗森教授从铸造技术以及某些器皿形式和装饰细节的变化方面，对公元前9世纪的早期至中期青铜礼器种类和形制的变化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这些礼器的若干变化可能就是这些同欧亚人若干联系的结果。 最新的考古发现往往激动人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研究员、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占伟副研究员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分别就甘肃洮河上游新石器—青铜时代、川西高原石棺葬、安阳殷墟铸铜遗址和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等最新田野考古工作进行了报告，引起与会学者的关于冶金起源、青铜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宝鸡是中国青铜器之乡，宝鸡青铜器的生产、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自然引起与会学者的充分关注。陕西师范大学的张懋镕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马赛博士、美国盖兹堡学院的孙岩博士、慕尼黑大学的夏玉婷博士以及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李郁宏、任雪莉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宝鸡出土青铜器及铸铜遗址进行深入研究。 技术视角下的青铜文化 近年来，关于青铜冶铸生产及其组织管理方式研究的最新进展在本次会议上也有较为充分的展示。如武汉大学的张昌平教授对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范铸技术及其发展进行的研究显示，礼器的社会性质形成了青铜器块范铸造的技术特征，并促进和决定了这一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范铸技术又影响到青铜器的形制和装饰，影响到青铜器作为礼器的陈列与表达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煜博士报告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课题——“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的部分新成果，他们通过等离子发射光谱、金相显微镜等理化检测手段，对山西陶寺出土的几件铜器进行了检测，发现中国早期金属技术呈现出的复合陶范技术铸造特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倪克鲁博士注意到中国青铜礼器明显与西欧的青铜器有所不同这一现象，指出尽管青铜礼器的规模化生产和完美的造型以及表面纹饰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并有关于青铜器制作工艺的广泛讨论，但这样的讨论尚未纳入青铜时代其他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他的论文将研究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生产工序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并试图讨论青铜器设计和制造工艺上展现的青铜器所有者、工匠和欣赏者间的视觉交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邱兹惠教授对先秦时期西南高原的块范冶铸工艺进行了深入探讨，为研究块范法铸造工艺在云贵高原的传播，以及探讨西南史前冶金工艺在东亚及东南亚考古学文化中所占角色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上海博物馆廉海萍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刘思然关于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及陶范的研究也丰富了对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认识。 另外，青铜冶金技术及青铜文明的交流与传播、共性及差异等问题，本次会议也有较多关注。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切尔内赫教授对巴尔干——喀尔巴阡山、环黑海和西亚等三个主要早期青铜冶金地区各发展阶段的冶金技术特点与文化的阐述等，为研究中国冶金技术起源提供了好的思路。 总之，这是一次拓宽视野，开启思路，提出问题的会议。在短短的三天讨论中解决所有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也许与全球视野有点名不副实，但10个国家近百名学者，从不同区域、不同视角的学术成果带给彼此的启发无疑将青铜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期待，以更加开放的胸襟，通过多学科的融合，加强青铜文化的科学研究和保护，使青铜所承载的文明之光成为发展创新文化，培育全社会创新精神的积极力量。 （《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5日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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