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深的背景上来看，乾隆嘉庆两朝国家的强盛和富裕，也为它的人民纵情声色、享受物质水平提高以后带来的文化生活上的崭新气象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这一点与现在的社会状态比较相象。看看秦淮河边那些装修得花团锦簇、通宵达旦营业的歌馆妓楼、以及大把往里面掷银子的巨贾富商，名人雅客，就对这一点有深刻的印象。这还没算上扬州那些钱多得没处去，只好烧着玩或扔在长江里打水漂的暴富的盐商。当然贫苦的人也不是没有，就拿与袁同为那个时代的著名文人的黄景仁、洪亮吉这些人来说，一生大多时候都还在为吃饭问题绞尽脑汁。这里既有彼此人生与艺术原则认识上的差异，也有对自己生活道路怎样安排和设计的问题。总的来说文人的日子显然要比以前好过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至像袁枚那样的人能够在情爱生活中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基本上做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并不是十分让人意外。因为他的富有，也因为他在当时的国家拥有的如同现在的歌坛天王、影界巨星那样的知名度。生活把他推到一个中心，时代的强光打在他略有几颗白色麻子的儒雅、机敏的脸上。就算他本人安分守居、不主动出击，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那个在皇帝的带动下，全国人民都以能写几句诗为荣的时代，那些伤春的少女、那些达官内眷、大家闺秀，那些风月场上的女魁首和演艺界的男同志，如何为他的惊世才华和明星光环所吸引。我们还可以想象，即使那时缺乏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没有伊妹儿和邮政快件，没有快递包裹，但那些锦书、泪帕、香囊，以及那些以诗文的形式出现的发自内心的崇拜，如何固执地全国各地寄出，如同春潮涌动，差点要淹没了整座小仓山房。
袁枚不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位将生活质量看得比功名更加重要的作家，但他确实是这方面做得最好、最为成功的作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敏感问题是他的生活来源。（哦！我们终于要谈到钱了）很多人──包括他的敌人甚至朋友── 对这一点一向以来也深怀兴趣，并习惯以今天纪检官员的敏锐眼光对他的收入问题抱有持久的怀疑和警惕。也许在他们看来，袁偶尔于两江总督府中尝尝菜包鹿尾，在随园宴客时上一道醉西施舌或鸡汁石斑鱼作为压轴节目，那也算不上什么，但以一退职知县的闲身，终其一生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里逍遥自在，让人眼热乃至忌恨，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点在他死后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袁生前对自己的经济来源事实上并无半点隐情与讳言，《随园诗话》的编辑与刊行在我看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该书洋洋两大卷六十余万字，事先虽说已由财大气粗的毕秋帆、孙稆田二人出资赞助全部出版费用，但由于这事被严格控制着不为外人所知，作者方面私下里却规定必须另有孝敬，也就是前几年出版界有人热衷的收录作品交编审费那种玩法。“求入选者，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收费虽然不是很高，但考虑到诗话里总共选录评点了几千人的诗作，积少成多，加在一起应该也是很可观的数目。加上这部带有畅销书性质的名家新著出版后由全国各大书坊出售，本身也还有一笔很大的收入。另外妥善保存在随园诗城木架上一一标明序号的书板，也作好了视市场销售情况、随时准备印刷第二版的打算。一切仿佛都带着显著而娴熟的商业化操作的痕迹。这曾是李渔对文坛的贡献，但袁看来将它做得更好也更完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出版事业自他们二人开始――加上作为先驱者的冯梦龙等人――才逐渐摆脱了光赔不赚、以及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之类的浪漫空想，慢慢步入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的良好循环。
写作序言及碑、传、墓志之类，在袁枚一生所挣下的万贯家产中也占到了相当的比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名度，以及传神的文笔。“五十年中，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而赠银巨万者”。（《随园轶事》）这样惊人的稿费收入自然远胜在朝廷做官了，但我怀疑多半出自后人的附会与夸张。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是每篇一百两到数百两不等。这里必要提到的两个人物是董怡亭观察与鲍肯园参议，作为袁生平笔墨业务上的两位最大客户，为一篇墓志铭和一篇传记曾分别付给他一千两银子作为酬金，让袁喜出望外、进而深铭感佩，甚至临终前还不忘将两人名字写入遗嘱里，大大颂扬了一番。可见上述巨万云云，显然出于商业策略上的自我炒作。就像今天请歌星出台开演唱会动辄一二十万，而且还要求是税后的，自抬身价，私下里一般最多半数即可成交。不过传闻中从前一个姓安的淮扬盐商附庸风雅，出巨资重刻孙过庭《书谱》，托人向袁索跋。袁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几个字予以打发，就毫不留情地一下宰了他两千两银子，这事倒有些可能。对有钱的呆佬下手不妨可以重一些，这似乎符合袁平时的一贯作风。
就像世界银行的金融寡头们千方百计四处寻找项目投资，如何加速手中资金的运作与流动，也成为袁吟风弄月之余必须时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他的选择对象是前面提到过的文坛好友兼淮上巨商程鱼门。通过对全集的细心阅读，我发现自袁退隐之日起，一笔数目为五千两银子的巨款就以月利二分的高息放在程扬州的盐行。还有一部分在恩师尹继善的两江总督府的帐上，不过利息可能要低一些。剩下的这些由亲戚兼财务专家汪芝圃主持，或投资实业，或短期放贷。我们不难想象这样良性的、有着政治与人情关系双重保险的金融运作产生的效益。程那里的钱后来最后虽因主人整天耽于吟风弄月、不善理财以致出了意外，但由于时间长达十几年，袁历年取回的利息早已超过本金数倍。因此，在几年后程客死陕西，归还无望，孤儿寡母哭到南京求助的压力与事态面前，袁谋定在先，胸有成竹，当即以壮士断腕的豪情，果断而机敏地进行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炒作。比如效法古人毅然焚去借券（反正已是白纸一张），比如倡议为遗孀申请政府资助，比如带头呼吁募捐、说动陕西巡抚毕沅拿出三千两银子、这笔钱足够全家人过上一辈子了。成功和一帆风顺看来总是和他在一起。这些义举在文坛与政界果然达到了预定中让人仰怀高义、闻风心折的良好效果，何况这样他自己就再也用不到拿出一个子儿来。
随园食事及其他（8）
也许正是因为一生名山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与完美，认为袁是政治投机者和道德沦丧的批评仍然不少，至少在他死后很多人都这样公开痛诋，但生前却大多连恭维都来到及。尤其让人难以信任的是这些人的身份──王述庵、孙星衍，还有吴嵩梁和郑板桥等等──均为袁的生平交好甚至还有执弟子礼者。其中王昶曾经多次给袁写肉麻的信，称他的人品“岿然为东南人士所仰止”，说他的文章“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英豪”。死后却大骂他“往来江湖，从者如市，大丘道广，无论貲郎蠢夫，互相酬唱。又取英俊少年著录为弟子，矝新门捷，芜杂纤佻。”郑板桥，这个在扬州初次相见时就当面吹捧，说自己几年前在山东误听人传说袁死了，痛哭了好几天，差点都不想活了的家伙，对同性恋的共同嗜好曾是他们友情的基础，现在也冷嘲热讽，还把以前主动赠袁的那首诗，删得只剩下“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两句。更有意思的是当年的一名入室弟子，在他死后甚至连原来引以为荣的“随园门下”的用印，也加上了两个字，改刻为“悔作随园门下”。昔日的崇拜者与追随者说这样混账的话显然出于内心积压已久的自悲与忌恨。是的，也许袁活着的时候对他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拥戴他意味着可能一生都将淹没在他持久的光芒中，但反对他攻击他同样也被证明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这里有一件事或许值得一提，那是乾隆三十四年与外号刘驼子的刘镛那场持续近半年的冲突。当代电视剧里总爱把这人形容为清官，其实大大不然，《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虽是袁的对头，但说起这姓刘的来，也认为他是个典型的伪君子，“和珅秉政，刘亦委身门下，和珅事败，又从而排挤之，真小人之尤也。”《啸亭杂录》卷五也说此人“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君子。”事件起于当年刘因和珅事受了点牵连，被外放到江宁府担任太守一职，也就是南京市的市长，当起老袁的父母官来了。虽说两人系同年进士，但一向以道德人士自居的刘，感觉有必要给他这位据说生活作风很有问题的老同学一点颜色看看，名义上是整肃风纪、扫黄打非，私下里的目的当然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和声誉。他采用的策略是避免与袁直接见面，不断往外放风，一会儿说“将访而按之”（王昶《湖海诗传》），一会儿又说“欲以法诛袁枚”（章学诚《论文辨伪篇》）。但他在当时显然犯下了轻估对方能量的错误。袁非但没有如他预料地那样或束手就缚，或前来求饶，而是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写下一批诗作，以请人索和的名义，遍寄官场朋友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以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上下都知道这件事了。虽然诗里他也没说这刘驼子怎么可恶，但看看这些精心设计的诗题：《例有所避，将迁滁州，留别随园四首》《有误传予避人归杭州者，赋诗晓之》《香亭信来闻予为逐客，戏寄一首》，产生的效果甚至比他期望的还要好，不断有人来写信来问，包括他那些在北京当大官的朋友，在小仓山住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要离开了？还有人直接到南京看望、安慰，弄得纷纷扬扬。此事虽说最后以刘先表示妥协、拿出钱来请他代写一篇《江南恩科谢表》而告终结，但袁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就这么放过他。此后在《送刘石庵观察之江右》《寄水轩》《与树斋尚书》等诗文里，还在不断提及此事，冷嘲热讽，可见这位老谋深算、计出不穷，从小就被相士说成前生天河老猿转世的家伙，是如何厉害了。
何况袁枚政治手腕和处世艺术的高超还只是他才华的一个方面。舒铁云《乾嘉诗坛点将录》里将他排名第二、封为及时雨宋公明，蒋子潇《游艺录》称他“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如果这些评价出自生前，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两人一个小他一辈，另一个小他两辈，都是自己所处时代里素以文风纯正、持论公允著称的诗人兼评论家，也算得上是盖棺之论了。事实上袁的文学成就一向有目共睹，比财富和社会关系更有力地支持着他的知名度。他精湛的诗艺，他的性灵学说，渊博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小说，艺术笔记，涉笔成趣的书信体散文，再加上可以作随笔读的食单、诗话，以及那部仿佛外国作家随想录一类的《牍外余言》，无不展示着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所拥有的强大实力。洋洋四百余万字的《小仓山房全集》作为清代文学具有独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让人仰之弥高。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县城的书店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评点它们的当代名人有钱钟书、台静农、郭沫若、毛泽东。
袁一生的最后十年（1787─1797）大都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度过的。这个一生不信佛，不问道，讨厌吃药，不喜欢谈论养生之术的人，何以会有那么高的寿限，至今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就拿他为人诟病的贪恋女色这件事来说，尽管这方面无论质量和数目都要远远超过他的前辈西门大官人，而他的年纪却比西门庆多活了一半都不止。前述《批本随园诗话》作者、福建总督伍拉纳的儿子描述自己第一次见他时的情景是：“时年六十余，康健如少壮，面麻而长，微须已半白，身高五尺余。”而浙江台州一个船老大眼中袁七十多岁时的形象是：“步履轻健，如五十许人。”（蒋敦复《随园轶事》）对此，袁自己的解释“胸次悠然，不害于天和之故”尽管有些玄虚，但从现代科学的原理上来说，良好的心境确实可以延长人的生命，如果他当初在官场上由知县一步一步爬上去，即使像他的同学奇丽川那样一直做到巡抚总督，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另外，一生中不吸水烟，酒也只是略略沾唇而已，这些习惯为他的健康也提供了保障和正面的作用。
想象中，一个八十岁高龄的老头，道貌岸然、长髯飘飘，坐在四人抬的暖轿里，在一大帮年轻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登武夷，下广州，二到杭州，三上天台，该是怎样惊世骇俗、让人眼界大开的情景！缙云开旅馆的虞姓兄弟见夜间有位老者带了众人来投宿，开始也不在意，等后来知道是他时，喜极欲狂，“手烛照拜，唶且骇曰：吾辈都读太史文，以为国初人，当百数十岁，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复生矣！岂容遽去？”硬是将他请到自己庄园下榻，次日还让人抬了上仙都峰去玩了一趟，才肯放行。而在扬州接受宴请的席间，有位盐商肚子里墨水少，行酒令时说“三月桃花朵朵红”，因规定须古诗，眼看着要出丑，他在旁边插了句：你也知道刘、阮遇仙的事啊？这句诗是天台摩崖石刻上的，非但替人家立刻解了围，事后还得到两千银子的红包。是啊，既然名高望重的袁先生这么说，谁敢不相信啊！说来也是，那时正是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都达到一生巅峰的时期，到处是盛况空前的欢迎、礼待、宴请、馈赠。从者如云，前呼后拥。如果谁对这一点缺乏印象，只要回忆一下前些年港台歌星来大陆演出时的狂欢场面──并从中减去闪光灯与摄像机镜头一一就可以了。或者读一读他的好友诗人赵翼写的那篇有名的戏谑性妙文──其中有几句正是对他出游的生动调侃：“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