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与经营理念

危机过后，我们在思考，什么是优秀的银行? 如何成为长期、持续优秀的银行? 经营指标优秀是评价银行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在一个群体中经营指标落后的银行不是一个优秀的银行，但是一个经营指标良好的银行未必就是一个优秀的银行。影响经营指标的因素是多元的，有内部的、外部的，并且是动态的。今日绩效优秀的银行未必代表明日依旧辉煌，一夜之间倒闭的雷曼兄弟曾经业绩辉煌，巴林银行、美林证券、美联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莫不如此，在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史上，好银行与坏银行始终在不断变化。

　　回溯股改之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轨迹，由于缺乏资本观念、资本约束，加上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速度情结”和“规模冲动”，一直采取迅速扩张的发展战略，资产增长、规模扩张、市场份额是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最为重要的经营目标。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转型时期银行业迅速扩张，造就了庞大的银行规模，但由于承担了较多的社会经济转型成本，集聚了较大的风险，中国的银行体系庞大而虚弱，资本充足率不高，资产质量低下，风险水平较高。

　　任何不理性、降低风险偏好的行为，都可能导致银行遭受巨大的打击。并且，金融机构个体的非理性行为往往具有传染性，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个体非理性极易扩散为集体非理性，最终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给整个银行业、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体带来灾难。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经从国有专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今天国有控股上市银行的几次转型，中国银行业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经营理念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但由于各种原因，一些陈旧的观念与意识仍在束缚着前行的步伐，这些长久以来形成的陈旧观念与意识不会随着改制上市而自动消失，可能在适当的环境下会旧病复发。

　　对中国大型银行而言，要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成为一家优秀的上市银行，这种转变更多表现在思想观念上。中国银行业必须将追求可持续的价值增长和股东长远利益最大化作为经营活动的出发点，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注重发展的质量、效益、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在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之间寻求平衡。要彻底抛弃不顾风险、不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确立和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从经营理念、发展战略、激励约束等方面加以改进，在规模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效益提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风险防范，切实避免粗放增长，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

　　一部企业制度的变迁史就是一部不断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的历史。建立在产权多元化基础上的科学的治理结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是决定公司治理效率的核心要素。产权多元化、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制度基础，只有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权责明确、规范科学、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形成由股东、监管机构、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监督氛围，才能在资本约束、外部监管和市场纪律的约束下形成公司治理水平的压力机制和动力机制。

　　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只是提供了完善公司治理的条件，并不能解决商业银行发展中存在的全部问题，那种将私人所有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简单化、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解，被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股改上市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总体改革进行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但并非最终目的，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这一复杂而艰巨的基础工程，才是现阶段改革的重心，这既是我们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现实要求，也是达到上市公司标准并在未来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下能赢得生存发展空间和良好市场表现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推进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是金融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抓住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

　　一是形成有效的决策、执行、制衡机制。进一步厘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职责边界，完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和程序，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防止内部人控制。

　　二是健全资本约束机制，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

　　三是建立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现代金融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要健全董事和监事提名、资格审查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探索市场化的高管人员选聘机制。要切实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职业操守。

　　四是健全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永恒的话题。就宏观层面而言，要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相关工具和政策; 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加强对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能力建设，建立层次清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和清算安排。

　　就金融机构的微观层面而言，中国大型银行要加快建设覆盖全机构、全业务、全流程、全类别、全员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抓好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风险管理工具建设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全面、独立、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健全包含风险管理基本政策、风险管理制度办法、业务经营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在内的层次清晰、科学适用、全面覆盖的风险管理政策制度体系。

　　风险管理工具代表了风险识别、计量和控制水平的高低，要积极推进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标准法的实施，扩大经济资本计量覆盖面，及时识别风险，精确计量风险和稳妥控制风险。

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表明，金融发展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将会助推资产泡沫化，引发社会经济资源严重错配，造成经济体系相对价格关系混乱，进而加速实体产业空心化。那些注重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在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较小，不仅经济总体运行平稳，而且银行体系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因此，注重发展实体经济，重视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目前各国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

　　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离不开金融业的资金支持，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至关重要。因此，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银行业在以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肩负着重要责任。商业银行要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

　　首先要深刻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只有深刻认识到银行业与实体经济之间互利共赢的辩证关系，才能不断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营理念，并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确保自身的长期安全、持续稳健发展。

　　其次要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功能，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支持。银行业要转变经营理念，创新服务方式，满足实体经济和市场主体的需求。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特别要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最后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合理把握信贷投向。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各项要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自觉将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纳入银行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实现信贷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机统一。

　　当然，商业银行以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持，尤其需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与服务效率。这主要包括坚持按照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和利率管制，推进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建设，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通过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来提升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

建立均衡的社会融资结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融资结构逐步从单一的间接融资逐渐走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从单一的银行融资逐渐走向以银行融资为主、股权融资及债券融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我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未改变，我国仍是一个“银行主导型”的融资体系，直接融资规模偏小，社会融资渠道仍显匮乏，社会融资结构的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例如，截至2010年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达95.3万亿元，占金融业总资产的93.1%;从2001年到2010年10年间，在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融资渠道中，银行信贷占比始终高于75%，是主要的企业融资来源。

　　经济体系资金配置高度依赖于银行业，无疑会导致社会融资结构的失衡，其直接后果是全社会的金融风险过分集中在银行系统。而且，这种结构失衡也不利于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尤其在经济大幅波动的时期,银行信贷投放还会起到推波助澜和风险共振的作用，并可能引发其他危机。建立均衡、合理的社会融资结构对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建立多层次融资体系，合理分散信用风险，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高效的融资平台。

　　对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

建立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历次金融危机在对经济发展带来重创的同时，也推动了制度变革。

　　从金融运行的特征看，由于其具有顺周期的内在反馈作用，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会在经济增长高涨期低估金融风险，从而使微观层面的风险不断积累形成金融泡沫，之后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泡沫破灭产生系统性风险，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对系统性风险防控的不足，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需要通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予以应对。基于这种认识，在G20的框架内，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框架得到了正式的强化和实施。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巴塞尔委员会(BCBS)等国际组织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改革，构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成为危机后各国金融制度改革的核心。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我国也不断着力加强和完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对于加强和改进国内金融宏观调控、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浪潮的推动下，随着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逐步实施，国内银行业监管将会更加严格，包括四大行在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将要面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等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模式转型提出了新要求。为解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问题，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业建立与信贷过快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确保银行在信贷快速扩张时期积累充足的经济资源，应对经济衰退导致的风险。

　　随着宏观审慎监管力度加大和《巴塞尔协议Ⅲ》的逐步实施，资本要求和资本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大，必将约束银行业务扩张，这对银行平衡风险与发展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必须主动、自觉地适应形势变化，在经营策略上要更加审慎稳健，注重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协调统一，走资本节约、资源集约的发展道路。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影响。因此，中国银行体系的变革涉及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变化的转型，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性和机制性的一系列深层改革的推进。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给梦想以搏击的天空。我们相信，已经站在新的改革发展起点上的中国大型银行，将在建设富有国际竞争力、基业长青的优秀大型上市银行的征程上谱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