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福建四堡的家族坊刻研究现状及族谱所见

原文地址：明清时期福建四堡的家族坊刻研究现状及族谱所见刻书资料作者：凯旋

 四堡地处闽西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交界处，[1] 旧属汀州府长汀县，土改时划归连城县。明清时期四堡所属的有几十个村庄，散布在四县，包括李、邹、马等十几个姓氏在此居住。可以说，四堡所处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但在明清时期却以家族坊刻业出名，成为 “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的雕版印刷基地。清人杨澜《临汀汇考》描述了四堡刻书业的盛况：“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板，岁岁刷印，贩行远近。虽未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之典籍及得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挑，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2] 民国《长汀县志》亦云：“邑四堡乡昔多以书版为业，刻印制订，发行颇广。”[3]

 根据我们的调查，四堡地区从事坊刻的村落有很多，包括邹、马、吴、严等诸多姓氏，[4] 而明清时居处雾阁[5] 的邹氏和居处马屋[6] 的马氏的家族坊刻是当地刻书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据说在刻书业最繁荣的乾嘉时期，这两大宗族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投入刻板、印刷、制书活动中，约占当时人口的60%-80%。[7] 应该说，邹氏和马氏的刻书业是明清时期家族坊刻的典型，“其乡曰折桂，家世业书坊，凡古今图书子史无所不具”，家族也因刻书业而愈加壮大，获得巨额利润，“长邑四堡乡以书版为产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而关征从不及之，其获利亦不小矣。”邹、马二氏也成为当地的巨族。清流士大夫伍多功在道光四年为雾阁邹氏撰写的《续修族谱序》称：“长邑邹姓，汀之右族也，其隶于龙足乡者为尤盛。”“范阳邹郡，雾阁名乡，为汀南望族。彼都人士，有琢彩而雕金者，有被葛而怀玉者，求其翰墨为珠玑，可资文人学士泛应典当。概观于今，殊不多见也。”[8] 马氏族人清光绪邑庠生马骏亦自称：“我长邑地方素少大族，惟马氏久居于四堡折桂乡，其户口繁滋，其子孙繁衍，……即今族聚千烟世传三十，富庶之象犹甲他族，益可见马氏之保世滋大也。”[9]

关于四堡的研究最近多见于海内外学人论著中，但侧重点多有不同，具体为：

   （1）主要着眼于四堡刻书业的兴衰变化的过程，其中在兴起背景上略微提及四堡坊刻的宗族色彩，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业的兴衰的内在联系，在宗族对四堡雕版印刷业的影响机制探讨的深度比较有限。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业基地之一——四堡》[10] 、林拓：《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关系的研究》[11] 、吴世灯：《清代福建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建阳书坊的衰落与四堡书坊的崛起》[12] 、谢永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的四堡部分[13] 、傅阿循：《四堡坊刻考略》[14] 、邱荣洲：《四堡雕版印刷琐记》、《四堡雕版印刷琐记》[15] 。其他如汤露的《明末清初雕版印刷业的兴盛原因探析》、马例文的《闽西四堡坊刻的兴衰及其原因》、涵林的《线装历史 古籍故园——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基地四堡探寻》等。[16]

   （2）国内学界除了直接探讨四堡雕版印刷业的兴衰之外，也有的学者从外围探讨了四堡地域文化特色，如：余丰：《连城四堡的宗族社会与民间信仰》、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他的《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的初步分析》，《明末至民国华南地区的族田与乡村社会——以闽西四保为中心》，《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也探讨了四堡的宗教、礼仪等活动、陈之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郑振满：《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发展》。上述文章从经济结构变迁、民俗礼仪、神明崇拜等角度多维度、多视角的阐述了四堡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对四堡宗族关系发展的讨论为本课题的开展进行不无帮助和启发。但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从社会经济，宗族社会与民俗文化本身进行探讨，没有把宗族社会的演变与雕版印刷业的兴衰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探讨，因此也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空间。[17]

   （3）近些年来四堡得到国外学者较多的关注，美国、日本等学者前往调查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研究成果：《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18] 和她的《中华帝国后期的商业出版：福建四堡的邹、马族商》[19] 包筠雅博士的研究重点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期四堡邹氏和马氏家族的家庭式出版印刷业当中的经济与社会组织形式。她着力揭示出了邹氏与马氏形成的“族商”特色：族人之间建立了普遍的商业联系，商业活动成为整个家庭乃至宗族的共同事业；二族商人利用宗族组织，拓展书籍销售网络，强化的对书籍市场的垄断和控制。其他文章为《阅读19世纪的畅销书：四堡的商业出版物》[20] 

    总之，包筠雅关于四堡雕版印刷业的的以上论著，比较集中体现了目前中国印刷出版史的进展和局限，其问题意识并不局限于书籍制作、书籍交易本身，其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以四堡为案例重构清代坊刻本的空间维度和社会维度，揭示出四堡坊刻本的受众，坊刻书在中国文化整合的角色。虽然包筠雅在考察四堡坊刻的空间和时间流变过程中也关注到了宗族尤其是客家族群与四堡雕版印刷业的联系，但由于这并非其论述的重点，因而其对于这方面的描绘和阐释大多是交代家族组织结构在坊刻中操作与管理，宗族财产的分配与利用，宗族在坊刻中竞争的协调与处理等偏向于社会经济研究的思路，相应的对其宗族内部建设，邹、马二氏宗族间及其与周边宗族矛盾与调和、宗族在地方事务参与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我们认为后者的研究同样不能忽视，需要深入到四堡的地方文化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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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地人解释说四堡原名四保，寓意四县共保；邹日升、马汉伊则认为四堡原名四宝即文房四宝之意。（参见马汉伊：《四堡曾一度改名“四宝”》，《连城文史资料》第19辑，第71页。）

[2] 杨澜：《临汀汇考·物产》，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3] 民国：《长汀县志》。郑振铎在厦大的一次演讲中甚至认为四堡是明清时期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参见《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四堡》，原载《连城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包筠雅则对此结论多有质疑：“四堡在出版史上从未赢得出版中心的名声，邹氏与马氏的名声在中国藏书家的眼里也是名不见经传。”但她依然指出“尽管当时四堡相对闭塞，但它却在清朝的绝大部分时期作为华南重要的出版中心而享有盛誉。”（包筠雅：《四堡邹氏与马氏家族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印刷出版研究》，《中华文化明珠——四堡》，中共连城县委宣传部编，2000年，第16-22页。）

[4] 学者一般认定四堡邹、马二氏是当地唯一从事于刻书业的宗族，如《福建古代刻书》“四堡书坊”、包筠雅等学人论著中，都未注意到严氏、吴氏等四堡其他姓氏从事于刻书业的事实。关于四堡周边宗族从事刻书业的情况后文还将就此具体论述。

[5] 雾阁明清时期亦称龙足乡，下文所引族谱文献中的“龙足”都是指四堡雾阁。

[6] 马屋初名万寿坊、折桂乡，后因其他姓氏搬迁而改为马屋。

[7] 四堡雾阁人邹日升认为清乾嘉时邹氏从事刻书业所占人口的比例是80%，而马屋人马传永统计马氏的数据是60%：“马屋雕版印刷业，历经明末清初的草创，在康乾嘉时期进入鼎盛时期，印刷的书坊遍布全村。冬秋季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投入刻板、印刷、制书，当时不下1200人（约占全村人口的60%），准备来年春天客商之需求。”（马传永：《连城县四堡乡马屋村民间习俗》，杨彦杰主编：《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版。）

[8] 《亦园邹姻太公传》，新奕堂《闽汀龙足邹氏族谱》，1994年。

[9] 《马氏大宗族谱》，1995年，“十修谱序”。

[10]   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业基地之一——四堡》，载《连城文史资料》第四辑。

[11]   林拓：《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关系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2]   吴世灯：《清代福建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载《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建阳书坊的衰落与四堡书坊的崛起》，《福建学刊》1996年第3期。

[13]   谢永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   傅阿循：《四堡坊刻考略》2006年11月硕士论文。

[15]   邱荣洲：《四堡雕版印刷琐记》、《四堡雕版印刷琐记》《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6月第1、2期。

[16] 汤露：《明末清初雕版印刷业的兴盛原因探析》（《龙岩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马例文：《闽西四堡坊刻的兴衰及其原因》（《福建学刊》1992年第4期。）、涵林：《线装历史 古籍故园——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基地四堡探寻》（《中国出版》2005年第9期。）等。

[17]   余丰：《连城四堡的宗族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他的《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的初步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2004第2期，第53-82页。），《明末至民国华南地区的族田与乡村社会——以闽西四保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第3期，第52-60页。），《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也探讨了四堡的宗教、礼仪等活动。（《历史研究》2007第3期）；陈之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郑振满：《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四期。

[18]  Cynthia J. Brokaw,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Cambridge, Mass.: Harvard Asian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19]  Brokaw, Cynthia Joanne.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中华帝国后期的商业出版：福建四堡的邹、马族商》)

[20]  Cynthia J. Brokaw."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mercial Publications from Sibao" .(《阅读19世纪的畅销书：四堡的商业出版物》)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晚期的印书文化》）Edited by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Universic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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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谱所见四堡刻书研究资料

从“勤教训、远货财、敦淳厚”到“以书籍为业，家有藏板，岁岁刷印”

 

 族谱载，邹、马二族均为宋末由中原迁居于四堡一带。邹氏：“宋度宗时，胡马踏遍中原，……六郎公与其弟七郎公，八郎公等相率挈眷避乱，迁流至此，久而安之，子孙遂籍焉。”

 

明弘治年间，马氏第十一代族人的“家训”中，仍有“勤教训、远货财、敦淳厚”的词句。

 

明嘉靖、万历年间马氏族人的谱传：“恩溪公之四子讳孟吉……幼业儒不售，弃而业贾，遂有盈余，未置产业而先置父母之祭田及子孙之肆资，可谓知所务矣。”

 

杨澜《临汀汇考》：“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板，岁岁刷印，贩行远近。虽未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之典籍及得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挑，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

 

 

四堡书坊起于邹葆初。《范阳邹氏族谱》（简称邹氏上祠谱，下同）载他：“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聚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

 

《长汀四堡里马氏族谱》（简称马氏下祠谱）所载马屋村最早刻书者马维翰，生于崇祯十二年（1639），卒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谱载：“公讳维翰，字翊腾，号厚斋，炳元公之长子也，有弟松腾。公幼习举业，每见父劳瘁家政，心甚痛焉，遂操持家政兼贾书于江广间者凡十四、五年，颇获利，其文尝顾而乐之。而弟适夭，所遗一孤又患废疾其文悲伤莫解……以为父母庆先违颜，以为父母优，非计也，大不孝也。乃不复业贾书而募匠刻厥梨枣，募印书籍以为诸贾贩，其利且倍蓰于远贾，而得朝夕奉侍于文如侧。”

《闽汀龙足乡邹氏族谱》（简称邹氏下词谱）记载的邹氏下祠最早刻书者是邹抚南，生顺治七年（1650），卒于乾隆三年（1738）。邹抚南的父亲邹兆熊，生于天启六年（1626），卒于康熙十十年（1673），谱传称他：“常邀游四方，渡海抵澳门获利无数，为奸侩所欺，客囊倾折，公毫无介意，复揭余资客吴、客粤、客豫[章]之浒湾，计所获之利竟偿所失时。”

 

到乾、嘉时期达到极盛，“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邹氏上祠谱》

 

族谱所见邹氏与马氏“弃儒从商”与“弃商业儒”的循环轮替

 

邹洪春，字本祖，“少有汪汪气度，读书略观大意，不沾沾于摘句寻章，以为与其唯唔哗于灯窗，雕虫画虎，究竟儒术迁疏。孰若将古人载籍镌刻枣梨，伸之不胫而走四方，咸知圣贤翰墨之精神血脉，贯注流通，且可开财源以赡家口，而功名心遂淡”。

 

 

邹锦绪，字继云，“梦幼聪颖过人，慧根至深，读书目数行下。年十九失估，因弃儒就商，服贾于广省。少年练达老成，经营会计，不烦长者督责。二十四又失伯史，其弟尚幼，公于是未远游，而荷家政于一己，图维区画，不辞劳苦。凡构造书板，续置田庄，悉本公勤劳以致之。”

 

邹孔爱，字子仁，号静庵，“天姿颖悟，勤于讲习，下笔沛然成文。以家计稍艰，年十五，随龙川公作客于江夏，经营生业，备极勤劳，且精于会计。……年十八，龙川公卒……遂操持家政，以印刻书籍为务。……公筹画数年，家业始……尝

于屋畔增构室庐，复构书坊一所。”

 

邹王彬，字元景，号阶山，“幼聪明才智颖，读书过目成诵。……年十八，以食指浩繁，乃弃举业而远服贾。始游梅州，继游南宁，两一粤名山胜区，公足迹殆遍。嘉庆已巳春，与从堂叔玮轩翁同往马冈镌板。……公率弟侄辈十余人，经营外省，虽数千里之跋涉，数十年之风霜，不敢告劳。”

 

邹学孟：“少走东粤，长游武林，得陶朱扁舟之趣，……创获更倍，称素封者。”

邹希孟“身游庠序，富拟陶朱……标名泮水，富甲城乡”

邹华中：“遨游江湖，获利盈余，恢宏家业任意卷舒”

 

“吾家人醇俗朴，半耕半读，一脉书香，绳绳相继者，其来久矣。”

 

“继自今为父兄者，必于嬉嬉童稚中，择其不甚顽钝者，束之于堂塾，聘名师.招益友.律之磨碧砒砺，相与以有成”。

 

“将来出为名臣.处为名儒，大为深山邃谷间生色，罗当科举时代，奇巍科路显仕，取青紫如拾芥者代不乏人”

 

邹希尧：“吾辈为什一旧与市侩为伍.如面目可憎，吾厌之鄙之”

 

邹拔才：“与二兄在乡开铺，名为贸易，实为攻书。昼经营于居殖之奇，夕研练于经籍之富……兄窥其好学之心诚.因复为之攻举业，……遂为名诸生焉。”

邹之明：“幼习诗书……因食指浩繁，连改习计然之术。……年三十五.名登郡学，四十一荣膺贡元”。

 

邹庄圃：“尝戒不孝曰:‘吾家世代’淳朴，不敢骄吝于人，吾愧不能立功积德以昌尔后人，不能猎史败经以绍先人学业，千辛万苦，乃得不缤家声。尔辈最须亲师会友，读有用之书，以敦伦伤纪。慎无磋跄岁月，在再时光，而浮生于世”。

 

马履堂：“复诫其子曰:吾曾祖绍南公、大父逸庵公皆有名于岸。……若汝辈能读书成名，以终祖父之素愿，则我段且不朽矣”。

 

马景峨：“绝不以经纪为事。实朋燕集之会.有与谈及货殖居奇者，则置若阁闻.且曰:是卑卑者，何足道哉”

 

马权文：“开坊募梓，集书板充栋、致货信饶。……独自悔读书不果.得屋后余地，构精舍，聘名儒，优隆北面之仪，款洽尊师之意，萃诸令器督课其中”

 

“历聘师、悉宿学名儒，为小子矜式。追文捐馆舍、我后人每顾勤于学殖、乐伴水而采其者、殆不乏人”。

 

“夫书安可不读哉?……夫为学，亦非区区于读书，特以书中所记载，皆古人之嘉言鼓行，必身在而行之，上之为天下国家所利赖，次之亦可管摄此身，为盛世之良民。衅即不然，知书识字之人，纵置身农工商贾之途，亦有儒者气象，庶不辱我诗书礼义之邦”

 

 “校仇经史，有功于先圣实多；广布缥湘、嘉惠来学不少夙其次， “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利书是也”， “与其唯唔咕哗于灯窗，雕书画虎……孰若将古人载籍镌刻枣梨，稗之不胫而走.四方咸知圣贤翰墨之精神血脉，贯注流通，且可开财源以赡家口”“且可为海内文人作将相之助”“此实有裨于文教，因而酝酿乎诗书之气.用能发越其英华”“计足以谋生而易亲绪绅先生之言论风采，稗得薰育成德者，惟贾书之业” “择货殖之术、莫如以书为货矣”

 

族谱所见邹氏与马氏的宗族与家族制度：

 

邹远景：“年十八，以食指浩繁，乃弃举业而远服贾……维时二叔父静庵老先生，品列雍宫，内操家政，统七十余男丁妇口，上下严肃。公率弟侄辈十余人，经营外省，虽数千里之跋涉，数十年之风霜，不敢告劳；一钱尺布，不入私房。由是家道饶裕，构华厦数百间，置良田百千顷，名闻八邑，富甲一乡。一堂之上，贡成均者若而人，游泮壁者若而人，读书、商者亦若而人，森森玉香，蔚为国华。”

 

邹兆敏：“男妇百余丁口，阖门内外，夷愉肃穆；钱谷出入，分毫不私；一文尺布，不入私门。……后以食指日繁，兄弟虽经分炊，……区处得宜，上下胥悦。”

 

邹继云：“弃儒经商，……凡构造书板，继置田庄，悉本公之勤劳以致之。……厥后丁口浩繁，兄弟分籍，其所置之业，条分缕析，无此厚彼薄之虞。”

 

 

马文溪：“兄弟四人，公居长，……牵车服贾，因而家益殷实。及析箸，凡物悉与诸弟均之，而囊无一私钱焉。”

 

马元录：“兄弟子侄七人，公行二，分职业于诸子侄曰：某某也耕；某某也商；某某也工贾，视乎其才其识而督之，于是人堪其任，任奏其效，大有治家之法。而家业遂以兴起，积垒至于巨万。”

 

 

马怡庵：“兄弟同居，食指半百，庶务纷然。……祖母邹孺人病甚危笃，始奉命为析箸。田产屋宇品搭均匀，并无肥瘠之异；拈阄分授，那有多寡之殊。”“先府君怡庵公……十六岁，大父经商在外，以家政委先君，只付小纸两筐与先君为资本，以度家日用之需。小纸两箍抵银三钱，先君将此自为排印，卖完入山买纸，自己挑回，又自为排印，如此循环而已。而家不困于饥寒者，皆此两箍小纸之力也……三十六岁，刻《四书》汪大全板，其书甚行，而家道少舒，日用始不虞其掣肘”

 

同居其财的大家庭制度：

 

邹岐山“诸弟屏幼，皆赖扶持于君。君则手口交瘁，左提右挚，为娶妻授室，傅之乐业为先。二十年来，心血用尽”.

 

邹述文“年十九即失慎……造诸兄即世，公以一身撑持其间，早作夜思，不辞劳瘁。有所获，悉为诸侄适其衣食，周其婚配。虽折替后，此志犹不少衰”

 

马文溪“兄弟四人，公居长……，及折替，凡物产悉以诸弟均之，而囊无一私钱焉”，

 

邹继云“凡构造书板，继置田庄，悉本公之勤劳以致之。……厥后丁口浩繁，兄弟分籍，其所置之业，条分缕析，无此厚彼薄之虞”。

 

 

财产分关：

 

四堡“田产、屋宇、书板，”作为财产继承三大产之一，如利群公传中提到“既而开坊摹刻四书集注备旨等板颇获利，后四年，兄弟三人分居诸物产，一一皆次第处分以书坂”

 

“光绪二十叁年日立分阉定煊、澄、金”簿中也有：“一苦竹墟书籍邦兹承领其银留众开消”、“一女才子书板壹副; 一千家诗书板壹副”、“一家礼广类书板壹副”、“一种痘新书书板壹副”、“一一捧雪书板壹副”、“一万宝全书板壹副”、“一诗经监本书板壹副”、“一易知录纲槛书板壹副”、“一四书集注书板壹副”、“一老板二度梅壹副”、“一新板二度梅书板壹副”、 “一四书补注书板壹副”、“一八铭全集书板壹副”、“一二论串文书板壹副”、“一同珍二刻书板壹副”、“一二论引端书板壹副”等有关记载。

 

热衷族里乡里的公共事务：

 

获利后，念念不忘“一脉书香，绳绳相继者，其来久矣”、“创大厦，筑精舍，延名师，课子弟”。“先生常欲广辟书舍，稗族中子弟咸得讲业”、设塾延师，殷勤备至”。

 

“渐而衣食无缺，渐而田舍而求，置田数十百亩，遂得优游以终其天年焉”“筑大厦、广收田，以昌厥后”、“置田租于灵山，以作父兄祖产。立房店以树后人之永基”、“建大厦、广收田、一堂昆季、会桃李于芳园，序天伦之乐事”。

 

 

邹子岳：“所最难得者，助学宫、修祖祠，建桥梁，创亭宇，凡人所各为者，皆乐为之”

 

邹宏兴：“倡建庙宇，修筑桥路，一切力济之行，靡不倦倦焉惮心力而为之”、

 

邹兆敏：“邑人新建朱子祠，而昆季六人，亦各捐金效绩，采入题名录，一时荣之”，

 

邹鸣盛：“出百金买回数处，分与三乡，为历年祭祠之需，……至于设荣亭，修道路，周急济贫，诸凡善行，尤昭彰在人耳目”。 马怡庵“五十岁，与族叔高洁首倡，造石桥于吾乡东郊大佛庵背……五十三岁，中垂坊将颓，爱为兴工修之，……五十六岁，倡首垒石桥龙头坊桥……捐金百数，以为利济”

 

族谱所见四堡坊刻的衰落：

 

《邹氏族谱》称其刻书业：“至咸同以后乃不振，间有起家者，多以节音积赢而致富，然亦不及前人也”。

1、四堡坊刻本之一：邹圣脉《寄傲山房新诗联藻镜》（笔者在四堡拍摄）

2、四堡坊刻本邹圣脉增补《幼学故事琼林》（笔者在四堡拍摄）

3、四堡的财产分关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