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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英文中，中国和陶瓷都是同一个词汇（china），因此，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字中，“中国”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陶瓷”。这种说法很普遍，几乎成为不假思索的定论。有人还考证说，当年景德镇旁边有个地名就是类似“china”的发音，所以，这个地名成为陶瓷的代名词，进一步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愿望良好的误会。
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长时间里，就像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一样，都是非常模糊的。在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中，西方对中国的称呼都与丝绸有关，而与陶瓷无关。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甚至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当时他们知道在很远的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当时被称为“塞里斯国”（seres）。亚历山大大帝到达阿富汗后，面对向东而去的万重雪山，终于失去了勇气，掉头南下，前往印度。东西方在那个时候，失去了一次可能的直接交流机会，双方都只存在于各自的想象之中。
有一点是确定的，西方对中国最初的了解完全来自丝绸，西方关于“塞里斯国”的所有描述，都与丝绸有关。但是，当时西方对于“塞里斯国”的丝绸描述也都是错误的。公元前37年，罗马著名的诗人维吉尔在《农事诗》中，提到了生产丝绸的“塞里斯国”，他认为丝绸的丝是产于一种长着柔软绒毛的树。罗马另一位著名的诗人贺拉斯也歌颂了丝绸的柔软和精细。在那个模糊不清的年代，西方对于丝绸的故乡，有很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想象，例如，认为“塞里斯国”的人可以活到140岁，200岁，甚至还有人说寿命长达300岁。他们只知道“塞里斯国”是在比印度更远的东方。
现在西方对中国所用的“支那”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以后。公元1世纪中叶，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首次提到了“支那”这个名字。这本书的作者不详。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支那人”（thinae），并且明确说到，丝绸就是从这里来的。所谓“厄立特里亚海”大致是指今天的印度洋。这本书中所介绍的“支那”与西方以前的介绍不同，它是第一次记述从海路到达“支那”，而以前的介绍都是从陆地前往“塞里斯国”。但是，不管是从陆地还是从海路，最终的目的地都是丝绸的故乡。《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的作者描绘的这条到达“支那”的航线时，并不十分详细，因此，研究者认为，作者很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非自己真实的航海经历。这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支那”，与瓷器毫无关系，只与丝绸有关。
曾经有人对“新浪”的英文名字“sina”提出批评，认为这个词代表“支那”，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这种意见说对了一部分，“sina”的确代表“支那”，但是在这个词汇产生的时候，以及在产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丝毫没有侮辱的色彩。“sina”这个称呼产生于公元2世纪，当时西方世界“地心说”的创始人托勒密，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在这份地图上，就有“支那”，写为“sina”或“thina”。
托勒密的这份地图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从那以后，西方长期以来都认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陆地可以到达的“塞里斯国”，另一个是海路才能到达的“支那”，虽然这两个地方都出产丝绸，但是，在当时西方的地理观念里，无法想象这两个地方都在同一块欧亚大陆上。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也认为自己到达的是“支那”，而非“塞里斯国”。这个误会一直到利玛窦来中国以后才消除。
那么，公元2世纪时，托勒密地图上的“支那”是否与陶瓷有关呢？应该说是没有关系的。首先，托勒密的“sina”是出产丝绸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从发音上找到痕迹。其次，公元2世纪时，中国的历史处于东汉时期。专家认为，那个时候，瓷器在中国刚刚诞生，在此之前都属于陶器，现在中国能够发现的汉代瓷器也不很多。因此，即使那时有人从海外来到中国，被吸引的应该是丝绸，而不会是陶瓷。第三，托勒密关于“sina”的描述应该是借助更早以前的历史纪录，而不会是公元2世纪的现实经历。第四，关于中国陶瓷正式形成的年代，在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甚至认为中国的瓷器诞生于晋代。总而言之，西方文字中最早出现的“支那”与陶瓷没什么关系。
至于现在英文中的“china”一词，产生很晚。由于英文是从拉丁文演化出来的，因此，英文“china”这个词源头应该是“sina”，而非英文自己的创造词汇。严格来说，“支那”这个称呼早于陶瓷的出现，先有“支那”，后有陶瓷，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词后来变成同一个词，那也是“陶瓷”靠向了“支那”，而非“支那”因陶瓷而得名。“支那”这个名字更合适的解释，应该是来自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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