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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时代，李唐王朝的统治者在总结历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恩威并举”的治边策略，开拓了广阔的疆域，并根据边疆局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边疆防御力量和军事部署，形成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具特色的御边戍守体系。 一、唐前期的防务格局与边防建设 唐朝前期的边疆形势，在高祖武德年间，北部的东突厥控弦百万，对唐朝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可当时唐朝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解除来自东突厥的威胁，只得采取纳贿请和、称臣结盟的灵活机动之策与突厥相周旋，在战略上处于防守的地位。经过唐初的休养生息尤其是贞观初年的充分准备后，唐朝的国力逐渐增强，遂在贞观三年出兵突厥，次年就一举破灭了东突厥，解除了来自北方最大的威胁。以东突厥汗国的灭亡为契机，唐王朝转入了全面经略边疆的新时期，在战略上由防守转入主动进攻的阶段。接着，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讨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百济、高丽，开拓了“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的版图，把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有效地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 唐前期，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在数十年的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严密有序的御边体系。这套体系的建立过程，是随着唐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完善的。在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府兵作为中央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关中。在地方及边疆地区，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区，分道置兵。据《唐会要》卷72《府兵》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在各道的兵力部署中，防备吐蕃的河西、陇右、剑南道和防备突厥、奚、契丹的河东、范阳、平卢等道都驻有不少的部队，而尤以京城所在的关内道屯驻军队为多，大有“居中驭外”之势，故时人有“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1]的说法。 唐前期，道作为监察区或军事防御区，其军队主要由中央直属的折冲府[2]兵、地方军和戍边部队三部分组成，形成中央与地方共同防卫的国防体系。地方军的指挥系统是武德七年（624）由总管改称的都督，其具体职能是“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3]即负责管内诸州镇防城戍的行政事务，对当地边防部队负统领之责，边防地区的军、镇、城戍亦归都督府节制。 唐朝的边疆防御体系与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设制是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自高祖、太宗以来，为了安抚已降服的边疆民族，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实行有效的羁縻统治。唐朝独创的羁縻府州制度，其最明显的特点是，依旧由各民族的首领、各部族的酋长来担任都督、刺史，朝廷也可以通过控制这些民族或部族的酋长来控制羁縻府州，但这些民族酋帅的个人向背，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全府或全州民众的整体行为，所以，为了弥补羁縻府州在管理上存在的这种弊端，唐廷又设立了都护府，加强对羁縻府州的管理。 有唐一代，自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到长安二年（702）分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北地区设置北庭都护府，先后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六大都护府。都护府作为朝廷为控制边疆而设立的军政机构，它与“缘边及襟带之地”设置的都督府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管理边疆地区诸如“诸蕃蔚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3]等军政事务。以安抚、征讨并重的都护府，一般都屯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如安西大都护府辖境共有于阗、疏勒、碎叶、焉耆、龟兹五大军，有且末、固城、吉良、皮山四小军镇，有兰城、坎城、葱岭、张三城、于术、榆林、龙泉、东夷辟、赤岸十守捉，有粟楼烽、碎卜戍、移杜、彭怀四戍堡。在北庭都护府辖境内驻有伊吾军、天山军、瀚海军、静塞军、清海军五大军，有神仙、蒲类、郝遮、碱泉四个小军镇，有沙钵城、冯洛、耶勒、俱六、张堡城、乌宰、叶河、黑水、东林、西林、罗护、赤亭、独山、柔远十四个守捉，特罗一堡。[5]都护府驻军的指挥权，由朝廷直接派遣的官员掌握。 在初步了解唐初的防御体系后，我们这里要提出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终唐一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修缮或整修过长城？对于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早就有所涉及，并且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结合唐初的防务格局及当时的边防指导思想来看，大体上可以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唐朝由于其自身的强大，有实力也有气势把长城南北都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区来经略，且直接而有效地控制了长城南北，无须再修长城之类的防御工程。二是唐初的统治者对于历代修筑长城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唐朝立国之初，北部的突厥汗国是其最大的威胁，如何有效地抵御突厥的南进，保证和巩固北部边境的安宁，事关新生的唐政权的安危。当时曾有朝臣提议因承隋制修筑长城来阻止北方突厥的南下和侵扰，但唐太宗认为，唐王朝初建，百业待举，不宜劳民伤财“远修障塞”，而且长城防线太长，不易防守，无法达到防御的目的，所以并未秉承前朝修筑长城以加强北部边防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新的边防政策——修筑边城以加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三是唐朝的贤君名主们，从一开始就推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这种民族政策也得到边疆许多民族的支持和拥护；同时，唐期边防的重心重视人防和军队的建设，不太看重修筑类似长城之类的防御工事。 虽然唐朝没有像其前朝一样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之类的防御工程，但这并不是说唐朝放弃边防固体工事的修建，相反，在北部边疆唐朝还是修筑了许多边城。武德七年（624）六月，高祖“遣边州修堡城，警烽侯，以备胡。”九年（626），复下诏：“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6]唐太宗继位后，继续在北边修筑边城。《修缘边障塞诏》略云：“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所以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礙华戎。御以长算，利在修边。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茸，……其城塞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使成功。宣示闾里，明知此意。”[7] 唐朝针对游牧民族“长于野战”、“不解攻城”，[8]“蕃兵唯劲马奔冲”、“汉兵唯强弩犄角”，“蕃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9]的特点，在北方边地修筑的边城，其“形制大体上是由牙城、子城和罗城，或由东、西二城组成。这种形制大体上模拟唐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形制。北边边城筑有羊马城、壅门、瓦雍雍城、月城以及角楼、马面，又设陷马坑以辅助边城的防守。”[10]这些边城的修建，不仅有利于防守御敌，而且利于边兵务农习战，屯聚军粮，以逸待劳，从而达到御敌的目的。[10]于此，时人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文苑英华》卷480王昇《对沈谋秘略科策第一道》策文问：“西自临洮，东至沧海，延袤万里，控扼三边，林胡不宾，犬戎犹梗，守之冲要，备其窥穷，聚多则戍卒不充，布少则敌人莫御。用舍之理，扬摧而言，立镇屯兵，其来非久，悬道分列，自昔犹安，李牧守边，匈奴鼠伏，魏尚为郡，效垒义宁。今欲悉罢军城，委之牧宰。敬达嘉话，将献吾君。”王昇的对策文说：“国家授武秩。设边防，东至榆林，西连蒲海，可谓制度秘远，典章大备，而犹以辽霭未清，……今者选建良牧，委之临人，修葺军城，足以御敌，则可以捍我中宇，缓彼边田亡，何以废城，然后为得。” 在修筑边城增强北边防御能力的同时，唐王朝为了把彼此有一定间隔的防守据点有机地协调起来，还承继了自商周以来在边境地区设置烽燧以报警的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之，规定每30里设一燧，若遇山川阻塞，则不拘此限，以各燧之间可以相互瞭望为宜。[12]按唐制，烽燧属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管理，每燧置帅一人，副一人，烽子若干人。这种组织严密、设施完备的报警系统，唐人杜佑撰《通典》卷152《兵》五附《拒守法》有详细的记载。其言云： “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上亦于孤回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当以二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收下乘。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两张，抛石、垒木、停水瓮、干粮、麻蕴、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如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 总之，唐前期，虽然并未在边疆布置大量的戍边部队，并未像其前朝倾力修筑长城，但由于他建立了一套灵活机动、反映快速的边防体系，并以规模庞大的府兵组成战时的野战军团，靠行军制度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出现了民富国强、“华戎同轨”的兴盛局面。 二、唐中期的边防危机 唐中期的边防危机肇始于吐蕃对唐西部边境的寇扰。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松赞干布虽然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由于忙于内政建设，与唐保持着友好的“甥舅关系”。当唐蕃友好关系的缔造者太宗和松赞干布去世后，大唐积极对外开拓疆域的战略与吐蕃奴隶主贵族扩张领土的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双方之间在唐高宗当政的650至683年间，围绕着对吐谷浑、青海、西域的争夺，展开了拉锯式的军事较量。在唐蕃无数次的军事冲突与较量中，对唐朝中期的边防局势而言，有两次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的。一是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役；二是仪凤三年（678）的承风岭之战。这两次大的战役，唐军损失数十万，元气大伤。而唐朝为了防御吐蕃随时可能发动的对西部边境的寇扰，解除西部边疆来自吐蕃的严重威胁，不得不把原来布防在北部边境的一些兵力西调。 牵一发而动全身。唐朝为了集中兵力对付吐蕃，北部边境地区都护府属下用于监控、威慑突厥降户的兵马被大量西调，致使都护府对突厥降户的掌控被弱化，于是，突厥势力得以复兴，其上层人士渐生复国之想。也就是在承风岭之战唐军惨败的第二年，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阿史德温傅和阿史德奉职二部同时叛乱，二十四州突厥酋长起而响应，聚众数十万，击败前往征讨的唐将萧嗣业，寇定州（今河北定县），煽动奚、契丹掠营州（今辽宁朝阳），后被唐军讨定。永淳元年（682）十月，突厥人阿史那骨咄禄又招募阿史那伏念的部属，据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出掠九姓铁勒的马畜，实力大增，遂自称颉跌利施可汗。随后又东击契丹，北征铁勒，夺取漠北的乌德革建山树立牙帐，建立又一个东突厥政权。[13]骨咄禄复国后，不断派兵南寇并州（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岚州（今山西岚县）、定州、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单于都护府、蔚州、朔州等地，杀单于都护府司马张行师，屡败唐军，成为唐朝北边的大患。高宗之后，武则天执掌国政，对内忙于处理与唐廷旧有势力之间的关系，对外与吐蕃在西域和青海的战事也是十分紧急，尚无法抽出足够的力量来解除来自突厥的威胁，对不断南犯的突厥只是采取消极的防御，而突厥则步步进逼，对唐软硬兼施，利用唐军出兵东北平定契丹叛乱之机，向唐索取了河西和丰（今内蒙古五原南）、胜（今内蒙古托尔托克南）、灵（今宁夏宁武西南）、夏（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朔（今山西朔县）、代（今山西代县）六州降户，逐渐壮大并确立了其在漠南地区的统治。 就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吃紧，唐军疲于应付之时，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和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又相互勾结，挑唆契丹部族反叛，攻陷营州，杀害营州都督赵文岁羽，东北边防告急。武则天在万岁通天元年、二年（696、697），接连不断地出兵征讨，虽是最后获得了胜利，并初步稳定了东北边疆的局势，但在战争中唐军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更为致命的是，武则天在处理后突厥汗国的入侵时，由于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又听信谗言诛杀了在抗御突厥入侵中屡立战功的边防名将黑齿常之、程务挺等人，自毁长城，使后突厥之害愈演愈烈，形成北方严重的边患。总而言之，唐高宗后期至武则天时期，唐朝的边防危机迭起，经常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蜀婴吐蕃之患”，“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14] 起自唐高宗后期，贯穿在整个武周时期的边防危机，直到唐中宗复位后才稍有缓解。景龙元年（707），中宗采纳“蒐乘训兵，屯田积粟，谨设烽燧，精饰戈矛，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15]的防御突厥之策，任用“善阵能师”的左屯卫将军张仁愿为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道大总管，屯兵边疆，防备突厥入侵。张仁愿上任后，乘默啜率部西征，漠南空虚之间隙，在黄河北岸一线修筑攻守兼备、防守与巡游相结合的三受降城防御体系，抑制了后突厥的南侵势头。尽管如此，在玄宗即位之初，唐朝的边疆形势依旧很严峻：漠北的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成功地策动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返回漠北，势力大振，时时都在窥探大唐虚实动静，秣兵厉马，南侵西扰，以期恢复突厥汗国的广袤疆宇；东北地区的契丹与奚的上层首领，也在积极积蓄力量，组织部众，饮马辽河，伺机进占辽西地区；吐蕃势力进一步向河西、陇右和西域地区渗透，唐蕃之间无休止的争锋，使西部和西北边塞局势错综复杂。 面对边疆地区的如此危局，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推行募兵制代替业已名存实亡的府兵制，通过改革军制来扩充兵源；沿边重要地区设置了节度使，增强边兵力量；大兴马政，扩充骑兵，严格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通过这一系列的军政改革后，玄宗开始了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边疆地区的危局，一度出现了“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竟款至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塞”[16]的局面。在北部边疆，开元四年（713—716），玄宗利用后突厥默啜可汗连年穷兵黩武，部众怨愤而纷纷叛离，势力大减而唐军击败了吐蕃的入侵，西线战事稍缓和之机，主动出击并斩杀了默啜可汗，使原来羁属突厥的回纥、同罗、霫、仆骨等铁勒五部归降唐朝。默啜死后，毗伽可汗即位，并派人策反被唐朝安置在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势力渐强，便不时扰略唐边，但面对着经开元之治后，综合国力增强的大唐，后突厥汗国始终不敢大规模南犯。这种情况一直到天宝四年（745）后突厥汗国灭亡，50余年来动荡不安的北部边疆方进入“烽燧无警”的时期。 在西北边疆，突骑施汗国崛起于西域，威胁着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玄宗开元初期，对之采取安抚之策，基本上稳定了西域形势。但在开元十四年（726）以后，由于唐朝边将在处理与突骑施汗国的关系时措置不当，导致双方关系破裂，使西域地区陷入战争状态，一直到唐天宝年间，突骑施归唐，西北边疆局势才趋于稳定。在河西、陇右地区，整个开元、天宝年间，唐蕃双方时战时和，势力彼消此长，既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有短期的和平往来，总体上吐蕃处于进攻态势，唐军处于守势。 在东北边疆，唐前期以营州为据点，对契丹、奚、霫等族进行羁縻统治。但由于武则天时期，契丹、奚据营州为乱，迫使唐朝把营州治所东移至柳城，失去了“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17]的营州战略要地，对东北的契丹、奚等族羁控不力，使东北边疆局势一直未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了兴复营州，稳定东北边疆局势，曾与奚、契丹进行了多次交战，可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都未曾彻底降服契丹、奚，恢复对东北边疆的完全掌控。 三、御边体系由行军向镇军转化 参考文献： [1] 唐会要，第72卷，府兵[M]. [2] 折冲府作为府兵制的基层组织，分上中下三等，一般兵满1200人者为上府，1000人为中府，800人为下府。后人据《新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的记考证，唐朝的折冲府大约有600多个，其中关内道约占一半. [3][4] 通典，第32卷，职官十四，都督[M]. [5] 钱伯泉.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建置研究[J].新疆历史研究，1985（1）. [6] 旧唐书，第1卷，高祖本纪[M]. [7]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第10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52. [8] 李德裕撰.会昌一品集，第17卷，讨袭回鹘事宜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1. [9] 吴汝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浅说（上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31. [10][11] 程存洁.唐王朝北边边城的修筑与边防政策[J]，唐研究（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 关于有唐一代到底设置了多少个燧，史书阙略，而且烽燧也经常改易废置，难以备述. [13] 因为东突厥汗国是由降唐的突厥人建立的，所以学术界又常常称之“突厥第二汗国”或“后突厥汗国”. [14] 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J].陈伯玉集，卷9[M]. [15] 旧唐书，第194卷上，突厥传（上）[M]. [16] 旧唐书，第9卷，玄宗纪，史臣曰[M]. [17]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1卷[M]. [18] 通典.第148卷，兵典，总序[M]. [19][20]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21，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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