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走西口

话说走西口

	○陈秉荣 　　正月里娶过奴，二啦月里你走西口。 　　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哥哥不娶奴。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实实难留。 　　止不住伤心的泪呀泪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 　　 　　一出委婉动听的《二人台》小戏——《走西口》，悲悲戚戚，唱响了长城内外，唱彻了大河南北，从田间地头，唱到了首都北京，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这个小戏在舞台上演出，最多也不过个把钟头，但它以一个家庭为视角，反映的却是一段近300年的历史，那就是长城以里的陕北和晋北，特别是晋西北的汉族同胞到内蒙西部地区输出劳务、发展经济的社会活动。即现实生活中的“走西口”。 　　 　　《走西口》虽然用艺术的形式，记录了这段史实，也感染了无数观众，但从另一个侧面讲，在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观众。 　　 　　误导之一，淡化了主题。艺术舞台上的《走西口》，表现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哀哀、生离死别、受苦受难、无奈认命、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碰命打彩。 　　 　　现实生活中的“走西口”所表现的则是受苦受难的农民不甘现实命运、不甘坐以待毙、顽强不屈、勇敢无畏、百折不挠、勤劳智慧、开拓进取、创意发挥。这就是黄河儿女精神，这就是中国精神。 　　 　　误导之二，原因没有找准。戏曲《走西口》把走西口的原因归咎于荒歉，现实生活中“走西口”的原因则是多元化的，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自然方面的原因是这一地区土地贫瘠，产量本来就很低；自然灾害频，严重时则颗粒无收；人均占有耕地少、人均拥有粮食随之而不足，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社会方面的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土地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劳动者只有少数土地，有的根本没有土地，所以外出找寻生活门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与出路，西口路，就是这样探索出来的一条路，不管丰年与歉年，总有一部分人去西口外谋生，只不过遇灾年“走西口”的人更多些罢了。 　　 　　这里附带要说一下小戏《走西口》的事。原始《走西口》开篇唱词是：咸丰正五年，异事出了个鲜，乃一事出在那——山西府太原。 　　 　　这里并没有说“走西口”是因为遭灾，而遭灾论调是后来文人在修改时给加上的，修改后的唱词则成了： 　　 　　咸丰正五年，山西遭年限。 　　有钱的粮满仓，受苦人实可怜。 　　二姑舅捎来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 　　我有心走口外，恐怕玉莲不依从。 　　 　　经这么一改，便把走西口的原因是定在荒歉上。我有意查了一下《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咸丰五年，晋北并没有遭灾，相反则是“河曲：有秋”，也就是大秋作物丰收。可见“山西遭年限”便是文人臆造的了。 　　 　　误导之三，低估了“走西口”的积极意义。戏曲《走西口》集中表现了逃荒现象，再没有更深层次的探究。现实生活中的“走西口”，其积极意义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走西口活动，不仅解决了许多人的生计问题，而且使少数人从中发迹，成为巨商富户，“走西口”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包头市的建设和繁荣；同时也加速了蒙汉文化交流。 　　 　　当然一个小剧，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它影响力之大量不可低估的。 　　 　　“走西口”是一段艰苦悲壮的历史，更是一段拼博奋斗的历史，这段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真正“走西口”生活是什么样子，局外人就知之甚办少了。为了不使这段历史被尘封湮没，本文作一些探讨，试图给“走西口”正名和定位，进而揭示“走西口”的主题。

走西口与二人台 　　《二人台》是一种流行于晋、蒙接壤地区的地方小戏，它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由于《二人台》流传地区的自然环境、民情风俗、生活习惯、语言特点和文化艺术的不同，而产生了各自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东、南、西、北四大流派。东派流传在内蒙西部地区。 　　 　　《二人台》的代表作品《走西口》，所反映的就是清咸丰年间“走西口”的社会现象。也只有“走西口”这种经济活动，才产生了《二人台》这样的社会文化。 　　 　　《二人台》是走西口的伴生物，走西口的人编演传播了《二人台》，《二人台》反映了“走西口”的史实。 　　 　　河曲、保德一带自然条件差，在封建时代，封建剥削和压迫惨重，农民在困苦中挣扎，心中有无数的苦悲和愤懑，他们能向谁倾诉这些苦情和发泄这些怨恨呢？他们只有向黄土大坡高唱： 　　 　　提起老天亲来老天他不亲， 　　提起老天最恼人， 　　清风细雨它不下， 　　成天起来刮怪风。 　　 　　提起白地亲来白地它不亲， 　　提起白地最恼人。 　　五谷田苗它不长， 　　遍地都是棉、沙莲。 　　 　　这些受苦难的人们，只好把心事向大自然倾吐，其倾吐方式便是唱山曲儿，即兴发挥，见物唱物，见人唱人，用比兴赋手段抒发自己的柔情与苦衷。这正是先人们所论及的“诗言志，歌咏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难怪这里广泛流传着这么一句谚语：“男人难活唱曲子，女人难活捏鼻子（哭泣）”。用唱山曲抒发情思的这种方式，年年代代，互相传承，久而久之，此间地方便汇成了“民歌的海洋”。早在金元时期，河曲就出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其戏剧作品《墙头马上》和《梧桐雨》流传海内。根据同治版《河曲县志》记载，当时河曲县便出现了“户有弦歌新治谱”、“儿童父老尽歌讴”的景象。在保德县州城内，曾有一条街名为“弦歌街”。 　　 　　《二人台》就是在这深厚的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艺术。 　　 　　那些会唱山曲儿的人，“走西口”到了塞外草原，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家乡中少，他们在陌生的环境里想起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家乡的亲人，便把自己的生活编成段子，引喉高唱。 　　 　　他们为了赚点小钱，也到热闹的场所和人群多的地方去献艺，演唱这些自编的段子。他们活动的地方包括：庙会、草场、黄河渡口、骡马大店、庄稼丰收的地区、举办红、白事筵的地。最初的演唱方式，只是演唱者坐在板凳上，两只手各拿两块竹片、木片（四块瓦）磕打着清唱，有的有一两件乐器伴奏，有的没有。这种演唱形式叫做“打坐腔”，基本上是一种以民歌为主体的说唱艺术。后来加入了舞蹈动作，配入道具（霸王鞭、彩扇、手绢儿等）和乐器，化装表演，且歌且舞，表成了地摊秧歌，没有舞台，也不卖票，群众称之为“打玩艺儿”。这便是《二人台》的初级阶段。究竟从什么时候发展到了这一步呢？从一些零碎资料可以推断： 　　 　　早在清嘉庆年间就有了这术艺术雏形，并向完美化方向发展。所以，嘉庆皇帝在上谕中惊呼： 　　 　　“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小戏听小曲之事，此以失其旧俗，兹又当邪教，尤属非事”。 　　 　　道光年末，便有一些唱秧歌的民间艺人崭露头角，如河曲的李有润、张兴旺、李占存、邬玉庆等人。 　　 　　到咸同时期走向成熟阶段。此时河曲、保德、偏关等地，出现了不少半职业性的“打玩艺儿”自乐班社，艺人们在农忙时各干各的活儿，农闲时凑在一起，吹拉弹唱，尽兴娱乐，这类班社不仅自演自乐，有的还对外演出和收徒授艺。 　　 　　河曲县大埝墕村的一款演出题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题壁原文从右到左坚排五行： 　　 　　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庙会大地吉 　　阳歌盛事风搅雪 　　日场小寡妇上坟 　　夜场打经堂 　　五云堂玩艺班敬演 　　 　　“五云堂玩艺班”创建于清同治二年前后。位于河曲县唐家会村的财社庙街，有平房三间，门额砖雕“五云堂”，落款“艺徒书赠”。它是一个集资筹建的学艺班。“五云堂”的意思是，四方五路的民间艺人云集于此学艺。“五云堂”的创始人李有润、邬圣祥、“天明亮”。该村83岁的老人张全兔讲，他的曾祖父张兴旺（艺名喜面丑）曾在“五云堂”授过业。他家至今尚珍藏着一册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手抄演出本《小寡妇上坟》。 　　 　　《府谷县志》中称：清同治年间，出现了化装表演的“玩艺儿”。 　　 　　保德县的《二人台》也是循着这个时间轨迹发展的，余铁村的“秧歌”最有代表性。 　　 　　余铁村有个人叫张培照，会丝弦，能唱丑角。从道光年间便加入了“走西口”的行列，后闹腾出点名堂，便在达旗的西碾房定居，他不仅设地庄安牛犋，还组织有一批铁匠、木匠、泥匠和柳编匠。大约在咸丰初年，他还有一个“玩艺儿班”，至于师傅是谁？名艺人是谁？已经考正不清了。他的儿子张补还、张玉珠，以及其它走西口的村人如：如张富来成（丑）、张三勾富、张四富、张根换、张媚同（四弦）、张香同、张大臭（枚）张二圪旦（三弦）等人又在张培照那里学会了“打玩艺儿”，将艺术带回村里传给第三代人，旦角有：张毛蛋、张爱奴、张苗人、张文清等：丑角有张培宪、张五十六、张怀让、、张圈牛、张香孩、张明国、张侯鸡等；乐队有：张毛子、张五十六、张福渊、张福林、张六人（以上操四弦）、张苗人（三弦）、张和生（枚）、张候鸡（四块瓦）。这班“玩艺儿”一直唱到建国初，因后继无人，所以只停留在“地滩秧歌儿”阶段。 　　 　　刘家畔《二人台》也很有代表性，它的传承方式和“余铁秧歌儿”发展差不多，也是“口里人”去“口外”组织“玩艺班”，走口外的人又把“玩艺儿”艺术带回口里，相延不绝。 　　 　　到清朝末期，这种“地摊秧歌”在河曲保德一带已广为流传，而引起了封建卫道士的注目和责难。在光绪三十三年版《保德州乡土志》中的民情部分曾有“唱秧歌以大伤风化”的记载。 　　 　　在“跑口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小手工艺匠人，他们既没有“幌记”，又没有“唤头”，吆喝时又受到语言障碍，所以他们想出了法儿，用唱小曲儿的办法招揽生意，把“山曲儿”与“秧歌”流传在内蒙大地上。如20世纪30年代的樊六（箩笼匠）、王半师（毡匠）、何三旦（皮匠）、李铁锁（小炉匠）就是这类型人物，有的竟干脆丢掉原来的手艺，加入到文艺队伍的行列。他们成了二人台在内蒙地区的一代传人。这些都是河曲人。当时比较有名气的表演艺人还有他们的老乡老白灵旦（樊贵淖儿）、芝麻旦（菅二毛）等人。 　　 　　府谷县的丁怀义、丁荷银包、兰铁、孙银鱼、王宝儿等人也常在河套地区演出。 　　 　　此时，在内蒙西部地区活动的《二人台》班社有20多个。 　　 　　《二人台》在内蒙的传播，引起了蒙汉人民的广泛兴趣，连蒙族艺人也热情地学习这种艺术形式。如“大脚二女子”、荣双羊、老山羊便是早期学唱二人台的蒙族艺人。直到现在，乌兰牧骑演出队也常演出《二人台》剧目。 　　 　　“走西口”的人，把这些节目由“口里”带到“口外”，又由“口外”带回“口里”。进进出出，几经锤炼，逐步加工，日臻完善。50年代，这种小“玩意儿”登上了大雅之堂，出现在县市、地区、省城乃至全国的文艺舞台上，并正式定名《二人台》。同时出现了专业演出团体。一些学者、专家还以《二人台》为研究对象，撰写和出版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和论文 　　 　　多少年来，内蒙人说《二人台》的发源地在内蒙，山西人说《二人台》是河曲、保德一带的产物。其实这何尝不是一枝蒙汉人民共同孕育的花朵！ 　　 今日西口路 　　亲爱的读者，您可能会提出疑问，今天那些“走西口”的人怎么样了？他们的家乡有多在变化？请您详细读一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记者——马小林、张敬民合著的《西口大逃荒》吧。这本书记录了1985年8月至11月间，作者在“西口”路上所见所闻的事，马烽同志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些文章我看了之后，认为最主要的是真实、可信。既真实地记录了‘走西口’的苦难生活，又毫不夸张地展现了这些年来各方面的变化。”这里仅将两位作者在不同县境采访的资料摘其一二、以飨读者。 　　 　　朔县北旺庄村该村是个110多户人家的小村，解放前，每年都有“走西口”的。凡是出了“口外”的人一般就再也不想回到这个穷地方，甘愿回来的则是打定主意死也要埋在乡土里的人。这样的人全村有7人，都是打了一辈子光棍，也都是如今的“五保户”。 　　 　　如今的北旺庄得刮目相看了，人们不再想着是不是有隔夜粮，而是思谋着吃得好点，住得舒坦些，鼓起来的口袋里再多塞点票票。 　　 　　北旺庄就是凭着如今的农村政策，借着给重点工程跑运输、搞基建迅速富起来的。1984年全村人均收达到800多元，一跃居于全县富裕村之列。 　　 　　据村里的会计讲，村里的富户不少。有汽车、拖拉机、电视机，新房全都是瓦房，甚至有盖二层小楼的。 　　 　　村子里的所谓穷户，也就是那些鳏寡老人、“五保户”，全村供养他们，一年每人补助生活费600元。 　　 　　平鲁县井坪镇是县城所在地。镇上有个徐丑巴，早年穷的走了“口外”，勉强揽长工、打短工挣下点钱，才讨回个老婆，一连生了5个儿子。生活过得仍不景气。1979年，井坪镇实行了生产责任制，鼓励农民放手搞工副业。徐家五弟兄承包了一座砖窑，靠劳动富了起来，年收入达10万元之多。 　　 　　平鲁城原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现在是个镇子。历史上，这里每年都有人出“口外”谋生。据镇党委书记石崇讲，平鲁城山多耕地少，这两年人们把主要力量放在大搞副业上，富得快，光从内蒙古返乡定居的就有200多户。 　　 　　镇上有个叫史克勇，夫妻俩承包了个皮革厂，他们有流动资金13万元，年产皮夹克2500件，产品打入内蒙，销往东北，供不应求。 　　 　　偏关县西庄村村中有个青年叫李和平，他是在“文革”期间离开西庄村，转户到了内蒙古五原县的姑姑家。1980年返回家乡，1982年承包了一部份土地，打破了老祖宗种莜麦、胡麻的习惯，在四亩地上种了向日葵，其收入竟高出原来的一倍。1983年改种蔬菜，仅此一项，年纯收达3000多元，并带动陈家营全乡的菜农富起来。1985年，李和平承包了县良种场，光出售黄瓜籽一项，收入就达1万多元，结束了县良种场亏损的历史。 　　 　　河曲县娘娘滩是黄河上唯一居住人家的滩岛，相传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姬的贬谪处。该村共有35户人家122口人。解放前，村中的壮汉子都要拉上船，经水路走西口，进后套，上甘肃，给富商财主运粮装盐，挣卖命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4年人均收上了430元。过去一说到娘娘滩人就离不了拉大船跑水路，这会儿不啦，年轻后生都开上了小四轮跑了公路。对啦，他们还觉得娘娘滩容不下，时常出去旅游，五台山呀，串咱们的首都呀。比较起前些年，骑上马也撵不住了。 　　 　　保德县郭家滩村全村295户1443口人，人均耕地只有二分，靠种田说啥也富不起来，祖祖辈辈，靠“走西口”维持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工夫村里来了个大变样，人均收上升到500元。特别是全村的400多个年轻人，有知识又敢干，买了48台小四轮拖拉机和几部汽车跑运输。另外还办起了煤窑、砖场、炼焦场、石料场及建筑队、商店、机电修配站，工副业搞得可红啦。过去家家靠国家救济，远近村的姑娘都不愿嫁到这里。现在不同了，家家都吃的是大米白面。如今的郭家滩再不需要为找媳妇发愁了，有多少小伙子就能招来多少大姑娘。 　　 　　府谷县古城村是晋、陕、蒙三省区的交通要道，是昔日走西口的进出口，是人口及商品的集散地。今日虽时过境迁，但仍不失古风，但古城人们还保留着经商的习惯，大大小小的饭庄店铺满街都是，公家和私家开办的旅馆有五六所，一次可留宿200多人。这里人们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家家都有内蒙的麦子，陕北的谷米，山西的黄糕面。 　　 　　包头市包头市的东河区是山西人的聚居地，居住在这里的“晋军”，有的是“走西口”的定居者，有的是他们的后代儿孙。这些人如今生活的怎么样？ 　　 　　贺有才，29岁，东河区环卫局的清洁工。小贺的父亲18岁时，离别家乡河曲，挑着铺盖卷儿来到包头谋生，干了一辈子扫街的活儿。小贺生长在包头，也是18岁那年参加工作的，同样当了一名清洁工。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职业，也继承了农民式的传统美德：憨厚、勤劳、耐心。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建了不平凡的业绩，获得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 　　 　　孙树林，33岁，祖籍浑源县，爷爷那辈儿就来到了包头。 　　 　　小孙年龄不大，但已有五六年的厂长资历了。他领导的原是靠5000元借款办起来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厂。经他这个山西人的后裔如此这般的一经营，发展成了一个年盈利10万元，固定资产40多万元，拥有230名工作的先进企业，在全市70多个同行业激烈竞争中勇夺魁首。 　　 　　呼和浩特市呼市的蒙族老干部金如海，是他把一名小保姆培养成一名赴日留学生。 　　 　　小保姆叫张淑珍，祖籍山西，祖辈是走西口到武川县定居的。 　　 　　1982年7月，19岁的张淑珍来到当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金如海家当保姆。老金在40年代曾留学东京，能讲一口流利的东京话。他耐心辅导张淑珍自学日语，经过3年努力，张淑珍的日语水平达到大学外语本科毕业程度，并应日本北海国际农友协会会长太田道则先生邀请赴日留学。 　　 　　当记者表示感叹时，金如海同志说：“是优秀的表年，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应该培养。他们都是我们的后代嘛：其实就内蒙古自治区来说，无论做什么，汉人离不开蒙人，蒙人也离不开汉人。民族大家庭就是这样，谁也离不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