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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走过河曲、保德、偏关等晋西北几县。在山峦连绵，沟谷环绕中看到明朝沿黄河这一带“逼临巨寇”，嘉靖年间为抵御蒙古军团频繁南侵而修筑的长城；也不止一次走过杀虎口、府谷口、独石口、宁武关、雁门关等长城上的关口、烽燧、城障等。先前没留下多少资料。近年开始注重”西口文化”，接触长城一带蒙晋陕冀陇等地，且晋商事迹成功显赫，轶闻遗迹行走触目，原始形态的农民“走西口”引起我极大关注，很多方面提上议事日程。
河保偏所在的晋西北沿黄河及吕梁山脉地区，为京津屏障，三晋屏藩，西北锁钥。河曲取“河千里一曲”为名，保德为晋陕蒙三省交汇处，偏关古称“林胡”，是晋西北边陲，北依长城，黄河于晋蒙交汇处流入。偏关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中华三关”，为明长城外三关之首。这一带沟壑纵横，流水切割，地表破裂，植被稀少，气候干旱少雨，无霜期短，风雨剥蚀，表土流失，多地几成荒漠。沿黄河和县城周围人口稠密，土地相对偏少。 按人口数量，晋西北的土地并不算少，但坡梁沟谷地形间的“′可耕之地”狭小，加之土地贫瘠，迎毛乌素风沙，生态治理差，仅能种植一些以耐寒、抗旱为主的糜子、筱麦、大豆等耐旱低产作物，按当时估计也就是百斤右右。纯属“广种薄收”经营。如此农业生产状况很难养活这方人丁，大多数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且久旱多灾，雪上加霜。《偏关志》记载，“晋西北土质干燥，气候较寒，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藉者雨泽耳。故晴雨稍有失时，便成灾歉，不独偏关然也”。《河曲县志》记载“河邑地瘠民贫，力农终岁拮据，若遇早年，则枵腹而叹”，“又西北严凝之气郁于大冬，至盛夏而发，疾雪暴雨，恆多雹灾”，“且地高气肃，田禾晚成，白露秋分往往陨霜害稼，则减收成，然三年两遇之”。说明晋西北农田全靠雨水滋润，遇干旱少雨成灾，收成大幅度减产。立刻人心慌乱，不知所从。据有关研究资料，公元前230年之后的2200多年间，晋陕蒙及毗邻的晋西北地区，先后发生六百多次旱灾，平均不到四年一次。其特点是旱灾发生频率多而有增加趋势；旱灾呈阶段性、间歇性和集中性“。而明清时期到近现代为发生频率最高期。例如，山西、陕西分别发生七十多次；内蒙古发生六十多次。而夏、春季最多。晋西北又是重灾区。天灾人为（破坏生志）导致饥荒发生。明清时代加剧，周期缩短，持续数年。“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这则山西历史上传诵久远的民谣，便是生动写照。人们以野菜树皮草根充饥，时有人食人的现象。从社会原因看，则是少数地主资本家占据大部分土地财产，而多数普通民众拥有数量有限。西口外的地产财富、沃土肥田、机遇幸运、宽松开放等成为最大磁场吸引，冒险也值得去闯荡一番。于是成群结伙的民众“出口外”去往内蒙古地区。
清朝康熙皇帝于1696年巡察西安时也去了保德、府谷、神木等地。鉴于前朝“移民实边”经验，面对干旱贫瘠的土地和稠密贫困的人民，便解除了康熙22年下达的“禁留令”，允许“百姓出口种田……倘有爭斗之事或蒙古族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 准格尔旗（县）志》载:“草原农耕的发展，是从河民垦务开始的……旗王府曾多次亲自到河曲招收农垦民众。到清乾隆四十八（1783）年，仅在准旗的河民垦荒者，即达万余人，开垦牛犋733犋，耕种蒙地累计达536顷之多”。 于是几乎家家、辈辈有人走西口，形成范围之广，人数众多，历时久远的“群众运动”。 河曲、保德、偏关是农民“走西口”的源起地。比条件稍好的五寨、神池、宁武、苛岚等地出口外的人多得多。这里习惯称呼的“出口外”、“走口外”，就是越过黄河渡口和长城上的关口到河套、包头、归绥、乌兰察布等地开、租种地，打工经商，贩运物品等。河曲保德人还经营甘草等中药材生意。开始这些口外垦种者大多数带有季节性，“春夏出口，岁暮而归……”，即开春从晋西北前往内蒙古租地垦殖，又称“跑口外”，等秋收后将粮食兑换成银钱，再返回“口里”。是侯鸟迁徙式的生活。在明清民国数百年历史中，一批批晋西北人，尤其以河保偏为代表，成群结队出口外，徒步走向西北，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三县出口外情况:偏关以城关镇、尧头乡、天坪峰为多，涉及上百个村庄；河曲县多集中于地处平川半平川的旧县、巡镇、城关、楼子营、沙坪乡、鹿固乡、五花城、刘家塔等；保德县主要是东关镇、义门镇、桥头镇、腰庄乡、贾家峁、杨家湾、韩家川等，涉及一百多村庄。据《山西大观》（1935版）载，当时忻县总人口约20万，经商者就有四万，而一半在“口外”。 据统计，河保偏每年有上万人离家走西口。保德县出‘口’的人数，每年约有 3 000至4 000人，偏关县稍少一点，约有2000至3 000人，河曲县保持在4 000人左右，若遇大灾年，三个县出口人都逾万数”。 忻州田昌安主编的《实录走西口》一书统计，河曲人多之地有临河、陕坝、萨拉齐、土左旗、乌拉特中后旗高塔梁一带、双圣美、石哈河、此老图、固阳后山一带等。保德人定居多的有老包头、固阳县、东胜、五原、临河、乌拉特前旗、达旗、杭锦旗等地。偏关人散居于内蒙古中东部几个旗、达茂旗、土左右旗、巴盟、鄂尔多斯、石拐等地。萨县流传”崞县衙门忻州街”之说。当年包头的“十大晋商”中，河曲、保德、定襄、代县、忻县的就占七家。
“西口”概念具有丰富、庞杂的内涵，其重要一点，有人认为西口并非一处，而是一个泛指，既包括长城三关，又有杀虎口、独石口，还有水路码头，如河曲古渡口、偏关河口、保德渡口等。甚至有说归化城也是西口。
多种“西口”认识，有的以清代内蒙古行政区划为据，没有注意到内蒙古东西部在移民问题上的差异，虽同处蒙古地方，但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有的立足于“西口”地方，用民国或现在的行政区划，因此不能很好地得出结论。东、西口称谓原是以明代外长城而引起，以大同为中心坐标。围绕长城防守、通关贸易、出西口东口谋生而衍生出来，形成民间流行文化。张家口之所以俗称“东口”，不仅在大同之东，还因为紧挨长城边墙；西口在大同之西，也紧挨长城边墙。杀虎口最符合这条件；且杀虎口为官方税口，意义更加重大。可见杀虎口应是最早的“西口”。河保偏沿黄河几个重要渡口，可以说是水路之“西口”。而归化虽是内蒙古最重要的商贸之城，但既不挨长城边墙，又历史较短，不应称为“西口”。因此，“西口”的要素必须既有某关口通行；又要到口外某地。所去之地自然有西边、偏西边等方位，大体上呈扇形；根据驿路、黄河洪积扇和农贸区形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最具典型性，阴山南北，黄河两岸是当然的西口外。“西口”内涵的扩大，使“西口”从几个点向区域过渡，延伸出“西口地区”。主要指山西外长城以西、以北的陕蒙区域，广义的西口范围则遍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包括阴山以北，属乌兰察布盟蒙旗牧地；南部河套，属伊克昭牧地，即鄂尔多斯高原；还有中部后套——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地形低陷，渠道纵横，灌溉便利，居民稠密……可以说是走西口的首选地。另外从东至西，还包括察哈尔右翼、归化城、土默特、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等四部分，全位于后来的绥远省境内；归化城、包头、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鄂尔多斯、乌海等为核心部分。因归化城一度为“西口”代表性的归宿地。才有西口是归化之说。同时，出口外谋生的还延伸到阿拉善盟、河西走廊、甘肃凉州（武威）、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嘉峪关、敦煌、新疆哈密、古城子（奇台）、迪化（乌鲁木齐）、陕西安定三边、宁夏盐池、库伦（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俄罗斯恰克图等。由上可知，由大同得胜口分界，沿黄河往南到临汾吉县，所有出山西的口都可称“西口”，有杀虎口，偏头关，宝德渡口，临县碛口，军渡口（原来叫宋家川）。大同往东，除得胜口可西可东，张家口，忻口，娘子关，多是去东北，山东和京津方向，统称“闯关东”。但“走西口”与“闯关东”不同，是政府开边禁，更具有民族性等丰富内涵。
河保偏作为走西口的重要始发地，在近代移民史上留下浓墨重笔。我们了解到，内蒙地区河曲后裔达30多万，是口里的两倍。以县为单位的农民走西口人数最多。他们在本地无法生存，才出口外租种蒙古土地，有“肥土流进黄河，人口流到内蒙” 的民谣。当然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历史地缘关系。据河曲古县志记载，清乾隆四十八年朝廷下令将60多个“三不管”村约600平方公里土地划为河曲代管，到民国七年正式划归河曲。1950年六月国家划界将这块紧靠黄河的57个村庄、13000多人口归了内蒙古。因此，此地河曲人实际上是划出了口外，而非走过去的。走出口的开始是“雁行客”，后来就定居。包头后营子乡四十二个村，有二十多个村为河曲、保德、偏关人定居而成，其余为忻县、晋中、陕北人建立。 解放前包头的十多万人口中，一半是河曲人。如张家营子、赵家营子、曹家营子、甲尔坝等地，基本是河曲人的定居地。包头十大晋商之一的“田油坊”是河曲出口外买卖带庄户的典型。农民杨谦三同冶年间到杭锦后旗，三代人用十三年开百余公里大灌渠“人工小运河”，造福一方，被誉为“杨家河米仓县”。作家贺政民是河曲北元人，著名男扮女装二人台旦角演员樊六也是河曲人。 后山大榆树滩有名的“大老虎店”主也是河曲人。老包头吕祖庙的兴建，与河曲海潮庵有密切关系 。 偏关为长城外三关之首，地势多山峡沟 谷。村庄多有埝、坪、沟、梁、峁等名字 。由于古代是战略要地 ，村落多在隐蔽之地，于险 要处建立堡、营以防御入侵之敌，之后村名也沿袭下来 。偏关人出口外尤以清水河为多，清水河很多村子直接用偏关原村名，如桦林堡、梨园、天峰坪、柴家岭、楼子沟、小偏头、高家梁等。保德州清代为十州之一，隶河曲县、兴县。三地由南向北沿黄河展开。“十年九不收”说明这一带农耕不发达，又有频发灾难，收成极少。乡民们被迫无奈，男人走口外打工，勤苦积攒，女人在家耕种挖野菜充饥。《保德州乡土志》记载:“州人善经营，以贩运甘草、粮油为大宗，尤以运甘草著名于商界”。“甘草运去禹州为大销场，又在河口即分运天津者。运到之后，遂于其地易为水烟、布匹、棉花、绸缎、玩好诸物由陆路骡运而归；以十分之一留本地销售，余皆运往蒙地。其骡之归也，又以口外药材如柴胡、锁阳、肉苁蓉等物贩运来州，再往东去……循环无已”《河曲旧志》又有“一年似水滚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的诗句。
雁北人多数从右玉杀虎口到口外，而晋西北人一般不北上杀虎口。作为“走西口”重要发生地的河、保、偏地区，北、西北、西皆临黄河，河对面就是要去的蒙陕，包头在其西北，有道路可通；比正北的杀虎口近便。于是河保偏西渡黄河或走旱路过长城关口为正道捷径；三县古渡可能是晋西北人真正出行的“西口”之一，其次才是杀虎口和德胜口。偏关人走水路从几个口过黄河。十几年前我随亲戚从偏关县城西行25里，到天峰坪镇办事，顺往关河口，南北悬岩峭壁，我们沿小道上行，可见谷底关河与黄河汇合处冲击小平滩，渡口有旧船数只，几只略新大船。对面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头坪村。船工告诉我，这是偏关中渡口，最大的货运渡口，清朝时商业发达，船只如林，有名的张罗羊就是靠船运发财的。那时从呼市、包头、宁夏一带运回粮油、皮毛、食盐等，都走这处水道码头，然后雇驮工运回偏关。还有北面的老牛湾、万家寨，南面的黑豆埝、寺沟渡。过了河就是准格尔、通往东胜、包头一带；走旱路到水泉堡鸿门口，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与内蒙古清水河北堡乡川峁村交界。“走西口”的过鸿门口，上正梁到清水河县城，然后向北到和林格尔、绥远一带，步行有“紧七慢八”之说。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出口外必须在鸿门口领取出省执照。河曲人从水西门口、河湾 渡口出境，到包头先过黄河，经古城、纳林、坝梁、沙蒿塔、珊瑚湾、乌拉素，到长牙店（包头）。计500里步行要走七天左右。保德人从沙河口（东关渡口）出境，进入府谷边陲重镇两省交界古城，这是保德人说的北路，西路则是经孤山堡、五里墩、花沙塔、庙塔至正口村到鄂尔多斯。他们首先渡过黄河进入蒙陕地区，然后根据所去目的地走向北、西北。河保偏及晋西北一带自康熙四十年开始蒙粮内运后，旱路一般走大同得胜口北上，我已走过多次，在《漫漫西口路》系列中多有提及。水路就是秦晋大峡谷间的黄河，他们称“跑河路”。北上内蒙古喇嘛湾，经偏关老牛湾、关河口到河曲、保德，到临县碛口。北线可延伸到宁夏、甘肃一带，南线由碛口延伸到军渡、禹门口、河津、三门峡等。 
历史上河保偏及晋西北走西口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出现三次高潮。从清朝嘉庆年间到咸丰年间为第一个高潮。是由于经过“康乾盛世”，社会稳定，清政府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一部分汉人可以进入河套地区取得租种权；从光绪末年到民国23年为第二次高潮，是由于清末的“贻谷放垦”和民国时期的“移民适边”政策，极大鼓励了口里人出口外农耕定居；解放初期为第三次高潮，是因为大旱。我行走晋西北，最早从鄂尔多斯进入偏关。过去是明长城九边重镇山西镇（太原镇）驻防地，管辖长城西起保德东至和顺黄榆林段。境内有六条长城，还有北魏、北齐长城。偏关是我母亲祖籍，尤家是大户，亲家很多。他们带我游览长城、古堡，八景中的偏河曲流、文笔流霄等景点。爬上管涔山脉的青杨岭，偏关最高山。不久过黄河龙口大桥到“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河曲，我的祖上从大槐树来到这里，太爷种地开油坊发家致富。我观赏了海潮庵、文笔塔（状元塔 ）。由县城走上宽敞开阔的黄河大街，踏着父母曾经的地面向西走到尽头，黄河惊现眼前。街、河衔接处矗立着一栋老建筑，当地人说此处就是过去的“古渡口”，为保佑黄河稳定和人们平安，建了这座河神庙，如今修葺一新，有极其醒目的四个红漆大字“西口古渡”。保德与陕西隔黄河相望，我从府谷过黄河大桥，由县府前街到步云大道，登八百多级花岗岩台阶上到飞龙山公园山顶 ，转一圈兴保塔。极目环眺，秦晋大地云遮雾绕，山梁起伏，原峁绵延，骋目放眼，如穿越时空。父母于“走西口”潮流中，与万众出关北上，鞠躬尽瘁，魂无归里。往事如烟云飘荡大河之上，滚滚流逝，浪淘涌动，翻卷多少人辛劳苦难，夹裹无数历史演义……心潮激荡，思接千里。也转游了很多旧村古道 ，有的人去房窑在，黄土漫漫，香茅、针茅、披碱草、鹅冠草等生于荒院野 径之间，田畔地边有救过无数穷人饿命 的苦菜、苣荬菜、沙蓬、灰菜等。坡梁沟谷生长稀少山杨、白桦、菜树、山桃、山杏、沙棘、酸枣、忍冬、刺椿等乔灌木，与公路边和新村乡镇人工所植松、杉、榆、柳形成显明对比，将失衡荒凉生态稍为缓减。
21世纪初年，包头郑少如率先成立“西口文化研究会”并创办《西口文化》杂志。2006年8月9日，山西右玉县召开“晋商与西口文化研讨会”；同年10月，山西河曲县召开“西口文化研究会”，2008年忻州提出研究“走西口”与二人台，还有其它县市也成立类似机构，掀起“西口文化热”。走进它们，如同又进了一所综合大学。 以一种新视角来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以让后人有新的感触和思考。首先走西口的先锋、主流、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到口外以内陆传统的精耕细作垦种“蒙地”，聚集成星罗棋步的村庄，打破游牧格局，极大推动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农牧结合，农业内部游牧转型农耕文明的发展。扩村为镇城，吸引商贸，同时融入商业文明，对边塞城镇形成起到巨大作用。其次祖辈守土闭塞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心理大裂变，经受刻骨铭心脱胎换血之转折。有流行民谣为证:“在家无计口外行，数不尽种种苦艰辛。上杭盖掏根子（挖甘草）自打墓坑，下石哈河拉大船二鬼抽筋，去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走后套挖大渠腰断腿疼，沙梁上耗谷子屈背断筋，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大青山背大炭压折腰筋，后营子拉骆驼自行充军……”。诸多农活苦差使，非有志硬汉不能为也。其中承载的艰苦创业、跨越开拓、勇于拼博精神依然激励着后人。大量内陆移民涌入塞外，深刻影响了当地语言、信仰、文化，也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戏剧文化发生很大变化。产生了带有晋陕甘冀风味的新民歌、二人台、秧歌等民间文学艺术，传播了高雅的晋剧、秦腔。第三，走西口农民涉及面广、深入，融入社会底层经济、文化、宗教、民俗、手工业工艺等各行各业，从开拓创业到苦斗图存到自我完善，将被迫求生本能升华为自强不息精神。与异地水乳交溶血脉相连。最后铸成了一曲民族史诗般的神话。现代和谐文化的建设，本源上多方面契合 “西口文化”本质。当时中央政府的开明政策、内陆人民的开拓精神、塞外边地的开放态度、上下一致的开发目标，让广大农民冲破小农意识，商贸南北交通多边关系，培植起团队精神，发扬诚信理念，素质外化提振为民族优良本质，具体表现为晋陕冀甘以蒙汉为主的文化圈，波及其它一些民族，由民间和睦共荣到民族的和衷共济。其中贯穿改革开放、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本质精神。分析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涉及多种社会原因。有些触及到社会的本质和诸多因素，同时包括地理、气象、生态、民俗、文化等。对这段筚路蓝缕、惊心动魄历史的回望和反思，包含着对先辈业绩钦佩和赞叹，对遗忘历史的发现和初心的寻求、优良传统的梳理弘扬。我在很多“发现”过程中，获得心灵荡涤与升华。正象余秋雨说的“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到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一种极其复杂心理，引起对昔日艰辛生活的感慨，和一股酸涩、激越、自慰等诸多感叹。这种心理在不断地发酵且滋润着民族心灵，成为一曲民族史诗般的存在。在本公众号发布的作品，同时会在腾讯内容开放平台【企鹅号】、【360图书馆】等主流平台网页版同步刊出。敬请作者前往关注并收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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