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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十三个倭寇悍然攻打南京城
先从一段剽悍之极的故事说起吧。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有五十三个倭寇，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他们一路不杀平民，不抢劫，不奸淫，只挑战官军。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最后穷途末路被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歼。这段故事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堪称传奇，而故事主角的身份和作战动机一直是困扰中日史学家的疑案。
图：明仇英《抗倭图卷》部分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狼奔豕突”，意思是像狼和猪那样乱冲乱撞，到处骚扰，这是完完全全的贬义词。日本也有个成语叫做“猪突猛进”，却是褒义的，在日本文化里，野猪是勇猛、刚强的象征。
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野猪一样的生命力。
这股倭寇是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时年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7日。上岸后没有像一般倭寇那样热衷于奸淫掳掠，而是直接了当的“猪突猛进”，沿途遇小县城则攻打纵火，遇官兵则搏杀。《明史日本传》的记载用了大量的动词：“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值得一提的是这伙倭寇非常规的战斗力，毫不夸张的说，在整个明朝倭患的几百年来，没有与之匹敌的。“一道（芜湖县丞）所率皆芜湖骁健，乃麾众独进，为贼所杀。”“贼引西东犯江宁镇，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有一个小细节。这股倭寇打到南陵时，南陵县丞引300兵守城，倭寇冲溃守兵冲进县城纵火焚屋。地方的正规军建阳卫指挥缪印和周边三个县府的官员率兵来援，交手时，官兵“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
个个能手接飞箭，这样的武艺简直可以在明朝的武举夺魁了，明朝的武举注重文事，写策略，对武艺的要求仅仅是能马步引弓射中靶子，难怪四个县的正规军和地方民兵看到这样的神技后一齐崩溃。
不得不提明朝正规军的战斗力。明朝的军制是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屯田、保护地方，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已经司空见惯，大量卫所形同虚设。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大量士兵则连火绳枪都不会用。前线官员章焕上疏痛心疾首地描绘说：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数不胜数。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守城兵力不下一万，周边卫所明军尚不计算在内。但就是这样53个倭寇，居然大张旗鼓的进攻，上演了一幕以寡凌众的丑剧。“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銃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事出仓卒，而且对敌情一无所知，南京举城鼎沸，军民皆惊。南京最大的官员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当时，明著名学者归有光正在南京城内科考，据其回忆，“（市民）典煮供备、常从后罚、冤号之声，缢于衡路。”当得知来犯之敌不过五十余人时，归有光愤慨不已：“平昔养军果为何？”
笔者是南京人，对南京坚固复杂的明城墙熟知一二，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士兵，这样的城墙简直是怪兽。湘军围攻太平天国十年而不破，炮弹打到城墙就被弹开，实在是赖坚固的明城墙之功。明朝初建时南京有16座外城门，大安德门是其中一座，外城门俗称土城头，和高大厚重的内城门不同，它是利用南京郊外的岗垄建筑而成，平面略呈菱形。除了在险要之处利用城砖砌墙开门外，其余大都是用土筑成。但就是这样的土城头，仅凭几十人和冷兵器就贸然发动进攻，只能用以卵击石来形容了。
“猪突猛进”到最后终成强弩之末，八月十二日，五十三个倭寇在大批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这伙疲惫之师到了苏州浒墅关，已经注定插翅难逃。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佥事董邦政、把总娄宇督官兵围之。曹邦辅是嘉靖时期素有“知兵”之名的大臣，后来还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贼至吴林庙，我兵擒斩二十七人，余走杨山……至横泾前马桥，匿一民舍。我兵围而火攻之，贼溃出，遁伏田禾中；车梁（武生）扪其所杀人肉尚未寒，又草露微动，乃令众大呼贼在此，贼果惊出，遂俘斩之，无一人得脱者。”
行程数千里，不掠财、不奸淫、不杀平民，只针对官兵作战，官兵伤亡四五千人，杀死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八十余日始灭。在异国他乡，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目的何在？浒墅关战前，曹邦辅对部下云：“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而后入城。”而胡宗宪的幕僚，《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做了这样的评语：“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从曹邦辅和郑若曾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都认为这小股部队是倭寇的侦察部队，其志在于“大举入寇”。这个观点显然还是缺乏佐证，而且侦察兵用不着攻城拼命吧？
图：“八幡船”倭寇在海上杀人越货
作战动机是谜团，那么，这五十三个“非常贼”来自日本何方？
侵华倭寇大多是日本九州人，又以萨摩（今日本鹿儿岛县）、肥后（今日本熊本县）、平户（今日本长崎县）人居多。在日本战国时期，平户的水军和熊本、萨摩的步兵都是鼎鼎有名。
和西方的骷髅旗一样，飘扬在日本海峡上的“八幡大菩萨”旗也是海盗的标志。“八幡船”的发源地平户，地处九州的西北部，长崎港距上海860公里，对马岛距韩国釜山仅有53公里，10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日本和亚洲大陆以及世界的交流窗口，也是日本大航海时代的海盗码头。日本战国时期，平户的大名松浦氏据此风水宝地，从事对外贸易的同时也豢养了大批海上强盗。说起平户，就不得不提到两个至今在平户享有盛誉的明朝人，王直和郑成功。王直的故事后面将细说。而郑成功，众所周知平户是郑成功的出生地，他的母亲细川氏就是平户人。
从这伙倭寇的勇猛无畏和缺乏神经的表现看，更像是萨摩人。地处九州岛最南端，也是全日本最西南的萨摩是战国时期的强藩，开化较晚，民风剽悍，萨摩兵也是日本国内著名的勇战之兵。日本战国时代公认最具战斗力的就是愍不畏死的萨摩人，萨摩藩大名岛津氏能在风云战国间制霸九州而不坠，就是依仗这强悍的步兵。在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以“石曼子”之名记载于明史的岛津义弘，泗川之战以4千萨摩军大破明军4万，被日本战史百般炫耀。而战争后期日本撤离朝鲜，断后的岛津义弘困兽犹斗击毙了中朝两军大将李舜臣、邓子龙，救出商贩大名小西行长所部率50余艘战船突围而去，都是武勇到极至的例子。
在日本，关于萨摩人的段子很多，大抵来说，相当于日本的斯巴达人。开化迟，头脑简单，崇尚武力，鄙视懦弱。说起萨摩人的民风，江户时代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节申维翰留下了有趣的记载。申维翰问：“日本民俗自古轻生，怒必自刎其颈，自剖其腹，所以官府没有刑讯的手段，是真的吗？”雨森芳洲（日方接待使）回答：“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不过萨摩州民俗却不一样。谁犯了大罪，官府不需要囚禁他，只要告诉他，你罪大当死。那么这个人答应一声就走，到家后就剖腹自杀，没有任何犹豫。大抵日本轻生之说，实为萨摩州而得名矣。”又问：“这和中国的燕赵侠士很像，是注重气节的缘故吗？”答却是：“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就义，君子之所难。而萨摩州则人人如此，岂有气节之可论，概其土风奇怪云。”
和萨摩人一样，地处北九州的熊本人也是以剽悍好战出名。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第二军统帅名将加藤清正率领的熊本兵团，以能打硬仗和屠杀平民令朝鲜兵丧胆。无独有偶，1937年南京沦陷，接着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占领军正是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是九州福冈县人，士兵则是清一色的熊本人。
从五十三个倭寇“犯南京”之后，时隔近400年，南京第二次被外族所犯，主角居然还是和日本九州脱不了干系——历史有时巧合得让人泪下。
二、对马岛征伐！朝鲜人的愤怒
韩国现代海军的9艘209型潜艇，全是以朝鲜历史上的海军名将来命名的。这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李舜臣”（编号068），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李从茂”号（编号066）。这个李从茂，就是征伐对马岛的朝鲜司令官。
600年前的夏天，朝鲜巨济岛，战鼓隆隆军旗烈烈，大小军船200多艘，1万7千多官兵整装待发。随着李从茂的一声令下，历史上唯一一次朝鲜对恶狼般的邻居日本的征伐开始了。当年是己亥年，日本应永26年，朝鲜方面称为己亥东征，日本方面称为“应永外寇”。
图：朝鲜抗击倭寇
朝鲜是被逼的。
倭寇侵扰朝鲜古已有之，事实上，“倭寇”一词不是明朝人创造的，其最早见于文献，是公元404年朝鲜半岛上高句丽好太王碑文，此碑现在吉林省集安县，载有“倭寇溃败，斩杀无数”字样。据《高丽史》记载，1223年，也有倭寇侵扰金州。不过当时日本的镰仓幕府对海盗是严打的， 1227年，90名被 镰仓幕府 捕获的海盗在九州岛当着高丽使节的面被斩首示众。
朝鲜半岛最严重的倭寇问题是约从1350年开始到1420年左右为止，前后七八十年，在倭寇最猖獗的1350年至139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倭寇没有出没的年份仅是1356年和1386年两年。及至南北朝时期，因南朝许多溃兵败将流亡海上，倭寇势力大增，倍加凶猛。公元1323年至公元1422年的百年间寇掠朝鲜382次。据《高丽史》所说，倭寇侵朝鲜，所至“妇女婴孩，屠杀无遗”；“掳我人民，焚荡我府库，千里肃然。”倭寇不仅蹂躏了半岛南部沿海各地，且深入内陆，成为高丽王朝的心腹大患。
早期的倭寇是日本九州的三岛渔民和农民，这些流民聚集在肥前藩的豪族松浦氏麾下，也被称为“松浦党”。多在歉收或饥荒时期，乘船至朝鲜半岛的“抢米”敢死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抢抢谷物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到了后期，肆意妄为的倭寇还直接掠走朝鲜居民回日本，成了强盗兼人口贩子。
日方《太平记》记载：“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盗贼备置数舟，拥向元朝、高丽之港口，劫掠明州、福州之财宝，焚毁官衙、寺院。元朝、三韩之吏民，为防此寇而内迁，各国濒海之郡县，已荒芜人烟。”
到高丽恭愍王时期，三南（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等沿海地区成了倭寇的自留地，几乎一日一警。高丽王朝因为倭寇潮水般无穷无尽的侵袭，财政极度困难，以至于不能支付官员的薪水，士兵也是军心全无。“诸岛荒芜，王京震动。”无奈之下，高丽政府只好把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海边几十里之内几乎没有人烟。辛禑王时期(1375—1388年)，得陇望蜀的倭寇已经在朝鲜沿海占据岛屿常住。据高丽史记载，高丽王辛禑曾经对大臣发火：“（你们）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贵快活，也合寻思教百姓安宁，至至诚诚的做些好勾当，密匝匝的似兀那罗州一带筑起城子，多造些军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又说倭子在恁那一个甚么海岛子里经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这的有甚难处？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对倭寇的恼怒和恨自己属下不力之情跃然纸上。
这样不胜其扰的情况一直到了朝鲜的大英雄横空出世才暂时告一段落。
图：朝鲜太祖李成桂
大英雄是李成桂，朝鲜李氏王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出生名门望族，少年时期就有武勇之名，很快飞黄腾达，掌握了高丽王朝的实权。
1380年，李成桂率高丽军队在北全罗道的南原与倭寇主力进行了一场决战。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倭寇一个年轻首领阿只拔都（高丽人对其的称呼，具体姓名不详。“阿只”是朝鲜语，意为“幼儿”，“拔都”是蒙古语，意为“勇敢无敌的武士”）骁勇无比，“乘白马舞槊驰突，所向披靡莫敢当，我军争避之。”
李成桂惜其勇，命爱将李之兰把他生擒过来，李之兰担心生擒会死更多人，便一箭把他射死了。
李之兰在朝鲜历史上是个值得一题的人物。他的初名叫佟豆兰，是女真贵族，高丽王朝末期来投李成桂的军事阵营。韩国学者徐炳国依据《青海李氏世谱》一书，断定李之兰的先祖为岳飞，岳飞有五个儿子：即云、雷、霖、震、霆，据其考证，李之兰的先祖是岳飞的小儿子岳霆，岳霆在岳飞死后潜往金朝接受官职并娶妻生子。李之兰的家门从此开始依照女真风俗，在女真族社会生活。加入朝鲜国籍后，李之兰便成为现在韩国青海李氏的始祖，据说韩国现有岳飞后裔1200余户。徐炳国还有部巨著《《高句丽帝国史》，宣扬高句丽的民族独立性，这个好理解，岳飞儿子跑到金国当官，这个比较雷人，姑且听之一说而已。
朝鲜传说中，称李之兰年轻的时候和太祖李成桂相遇，两个神箭手同时拉弓相射，结果两支箭中途相撞而落，两人认为这是老天安排，就地结为兄弟。
阿只拔都的死挫伤了倭寇的斗志，高丽军队趁势取得大胜，俘获倭寇600多人，杀敌无数，史称荒山大捷。据说当地的河流都被倭寇鲜血染红了，过了六七天后颜色都没有褪干净。
这次决战使倭寇元气大伤，好长一段时间无力骚扰高丽边境。
1388年，李成桂发动威化岛兵变，废高丽王辛禑，向明朝称臣，改国号为朝鲜，奠定了五百余年李氏王朝的基础。高丽王辛禑的外交政策是亲元，与新兴的明朝敌对而臣服于已经退居大漠的元朝，实在缺乏政治眼光。李朝建立之后，李成桂一方面向日本派遣使者要求取缔倭寇,并送还朝鲜俘虏。另一方面，李成桂呼吁倭寇的首领们投降归顺，对归顺的倭寇给予田地家财等，更让他们娶妻定居，而这些人则被称为“投化倭”——曾有一个名叫“平道全”的日本人归化朝鲜，官位做到“上护军”。
朝鲜的地理位置非常尴尬，置身于中日俄三大强国之间，民族存亡的危机永远如剑高悬。对大明俯首称臣，对倭寇怀柔分化，应该说，李成桂的外交智慧已经足够超凡。但，对于贪得无厌的倭寇还不够。
图：对马岛
展开世界地图，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北部之间，横亘着一个700平方公里相当于杭州市区面积的小岛，就好比一块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踏脚石。元朝军队攻打日本是从屠杀这个岛居民开始的，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十五万大军的战略物资是从这个岛源源不断输送到朝鲜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军神东乡平八郎摧毁俄国舰队的大海战是在这个岛附近进行的。
它就是对马岛，现隶属日本长崎县，距离朝鲜半岛仅有50公里。
对马岛从12世纪以来一直是宗氏的家族封地，一方面，宗氏是日本的对马守护，世袭的岛主。另一方面，因为山地多耕地少，宗氏一直积极与朝鲜半岛开展贸易。李朝初年，宗氏的家督是宗贞茂，李朝君臣对此人评价甚高，称其“威行诸岛，禁制群盗。”
但是，宗贞茂死后，其子宗贞盛继承家督，实权落入倭寇首领左卫门大郎（朝鲜方称“三味多罗”）手中，和朝鲜的关系开始恶化。
1419五月，宗贞盛继位的第二年，对马岛岛内发生饥馑，岛上倭寇准备大举进犯明朝海岸，途经朝鲜忠清道与黄海道时，要求当地官员提供粮米物资被拒，恼羞成怒的倭寇便纵兵劫掠了这两个地方。
警报传到首都汉城，当时的世宗大王李祹很保守，主张在陆地防守。反而是已经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的太宗上王李芳远怒不可遏，立即主张武力讨伐对马的老巢，彻底消灭倭寇。“予亦患此久矣......蕞尔岛夷，一举可歼，特重动民而隐忍耳！”
太宗李芳远是太祖李成桂之子，李朝的第3代君主，是个青出于蓝的狠角色，类似李世民和朱棣的结合体。他为父亲篡位时出力最大，曾主持策划刺杀了高丽大贤郑梦周。后来逼老父让位给次子定宗，然后取而代之。骨肉相残、囚禁老父一节，颇似唐朝李世民的事迹。洪武年间，李芳远随贡使前往南京，路过北平时与燕王朱棣私相会见，两人性格相近，相谈甚欢。而明成祖“靖难”成功登极之后，同为夺位成帝的李芳远又再次上贺表，请冠冕服饰，明成祖欣然赐金印、诰命、冕服等物。
有强硬的太宗上王，自然有强硬的军队。6月19日，大小军船227艘，官兵17285人从巨济岛浩浩荡荡出发，李从茂为三军都体察使，柳廷显为都统使。军船、兵力、将领，都是李朝能拿得出手的最强阵容。
次日抵达对马岛的浅茅湾，岛上居民以为是倭寇满载而归，纷纷出来迎接。看到是遮海而来的朝鲜船队，才一哄而散，宗贞盛仓卒之间只能组织几十人进行零星的对抗，朝鲜官兵憋了很久的气全撒在对马岛上，杀死抵抗的日人，焚烧房屋和稻田，还找到并释放了131名中国俘虏。接下来，李从茂和来援的日军经过几次小型的遭遇战，朝鲜方一共俘虏了600人，杀死了200人，自己也伤亡数百人。
势单力孤的宗贞盛最终奉书乞和，称七月间有台风，劝朝鲜军撤离对马岛。朝鲜军队不为己甚，于7月3日退回巨济岛。以倾国之力攻打倭寇老巢的对马岛战役就此结束，李从茂将军也凭此役名垂朝鲜史册。
之后宗氏和朝鲜达成协定：宗氏承认朝鲜王朝的宗主权，朝鲜方面则给与对马岛贸易优先权，并答应每年给对马200石米豆的粮食援助。
对于朝鲜的这次闪电突袭的军事行动，日本幕府闻讯大为震惊，而随之传来“朝鲜、明朝联军要入侵日本”的消息。当时，足利义持任征夷大将军，他刚刚断绝了对明朝的朝贡，当然对这种传言忧心忡忡，为了探明虚实，义持赶紧派遣外交僧亮倪出使朝鲜。后来，朝鲜的回礼使者宋希璟前往日本，明确表示朝鲜对对马没有领土要求，并且朝鲜不会被明朝派遣攻打日本。双方和解。
宋希璟回国时途经对马岛，曾赋诗一首表白心迹：
“瘠地顽民无所用，
古来中国厌寒胡。
渠今慕义自求属，
非是朝鲜强籍图。”
关于对马岛征伐的意义，韩国《慵斋丛话》评价：“虽不得大捷，而倭亦畏威，不敢肆。”此后，和平贸易成了朝日外交的主题，虽然中途爆发过“三浦倭乱”和“蛇梁倭变”等倭寇暴乱，导致朝鲜与日本的贸易因此而数次中断，但每次都在对马岛主宗氏的请求下重订商约。
凭借这一仗的老本，朝鲜大大的松了口气，一直到170年后，终于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倭寇来袭”：丰臣秀吉大军登陆釜山，打响了侵朝战争的第一枪。这以后的朝鲜历史，尽是屈辱了。
三、 斩使、掳掠、争贡，来自小小岛国的傲慢
四海称臣，万朝来贡。这八个字是中国所有帝王的最大座右铭。但英明神武的明太祖朱元璋却吃了日本几鼻子灰。斩使，称臣，反目，来贡。因为倭寇的侵扰，明朝和日本的外交史上，一次次上演白云苍狗的时代闹剧。从翩翩使者到头缠白布的倭寇，小小的岛国日本给大明王朝送来了恶魔的礼物。
图：幕府将军接见僧人使者
清初大学者朱彝尊编的《明诗综》中，收有日本使节答里麻的一首《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如下：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明显带有三分傲慢，因此朱元璋“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明朝立国之初，鉴于倭寇侵掠山东海滨郡县，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玺书声讨其罪。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完全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一要其称臣，二要其取缔倭寇，三甚至还扬言要缚其国王，征服日本。
收到这封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实力派人物怀良亲王。
怀良亲王可不是个善男信女，铜簸箕碰上了铁扫帚。
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怀良亲王是南朝后醍醐天皇第十一皇子，头衔是征西大将军。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动，南朝大胜。
无论身份还是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劈头盖脸训斥的国书，自然一头恼火，当场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遣使遭斩完全重复了当年北条时宗斩杀元朝使者的一幕，持重的朱元璋却不敢效仿忽必烈的天子一怒兵伐日本。眼看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隔了一年，朱元璋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持诏谕怀良亲王。吸取上次“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教训，这次的国书完全走怀柔的路子：“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
在这封国书中，朱元璋对日本大加安抚利诱，怀良看了果然动心，同意派僧人祖来随之入明朝贡，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70余口。
此后，朱元璋从当时在华的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明太祖希望的日夷来朝的圣世景象依然没有出现，在一再失望之下，洪武14年再次遣使，在指责日本国王的书中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瘣、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后，怀良亲王的反应极为强烈。他的回书实在精彩，全文摘录如下：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偏小之国，城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论武有孙武韬略之兵法。又脚下选股陈梢，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 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下，惟上国图之”。
这封回书，不卑不亢，有抑有扬，强直豪壮，文采斐然，实在是才子手笔，放之世界史上也应该是著名的国书。
当时北朝幕府攻势如潮，南朝节节败退已处苟延残喘之中。面对强大的邻国，怀良亲王却能发出“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孤傲不驯令人一叹。
堂堂中华之主，却受到夷狄小国如此奚落，史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朱元璋咽下了这口气，再联想起胡惟庸和日本勾结的悬案，“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从此对一切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并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写入《祖训》传后世子孙。
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直到出现了两个重量级人物后才得以恢复。这两个人我们很熟悉：中国方面是明成祖朱棣，一个好大喜功乐于四海来朝的皇帝；日本方面则是仰慕中华文化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就是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那位威严又不失大度的将军。足立义满非常喜欢汉文化，在书画、收藏、文学等方面颇有造诣，对明王朝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永乐二年(1404年)，当时正赶上倭寇犯侵犯苏州府和松江府一带。为了彻底制止倭寇横行，明成祖颁布郑和出使日本。当年郑和统督楼船水师十万，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日本，“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就是足利义满。足利义满随即捉了二十多个倭寇首领来献。明成祖大喜，“即命治以彼国之法”。日本使者到了宁波，即将犯人放在铜甑上，下面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足利义满去世后，接任将军的其子足利义持觉得朝贡“有辱”日本国体，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不过，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到了宣德七年（1432年），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恢复朝贡。
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只允许保留有限制的官方朝贡贸易。朝贡为满足于大明帝王的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的虚荣心，也是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在经济上却是愚蠢的。因每次朝贡都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的贸易，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
日本将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成为他们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
图：十五世纪海上贸易船（今人仿造）
义满时期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日本应仁二年(公元1468年)，天与清启所率进贡贸易船，居然在船头立起一面长一丈三尺，大书“日本国进贡船”的大旗，进贡时的得意心情一览无遗。每当载满明朝赏赐货物的贸易船回国时，日本人就在兵库港的岸边翘首西望，连义满将军也亲到港口迎接。当时一个日本和尚在日记里得意洋洋的写道：
“唐(指明)船归朝，宣德钱到来。”
朝贡获利巨大，因而将军、各大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这种贸易视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加入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而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了明王朝甩不掉的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的老鼠屎。
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公开勒索、恫吓。例如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日使了庵挂梧在争价书中公开威胁：“（如不加价）失我国主之心，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
纵容的结果，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事件的发生，后期倭寇发端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事件的发生是这样的：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符契文书）在半途被九州的豪族大内氏夺去。有了勘合就意味着财富，于是1516年四月，兴高采烈的大内氏派出入明朝贡船3艘，共300人，由宗设谦道率领，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宁波。当时，日本另一个豪族细川氏眼红大内氏的独占贸易，也向幕府提出对明贸易的请求。细川氏实力强大，而且其紧邻京都朝廷，势力微弱的幕府不敢拒绝。因为新勘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以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细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贡船，委派瑞佐鸾冈为正使，中国人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一行迟十天左右抵达宁波。
明朝的惯例，凡外邦进贡，查看货物、设宴欢迎，都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但宁波负责外事接待的市舶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查看瑞佐的贡货，设宴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宗设于是大怒，与瑞佐当场起了纷争。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方人多，武艺也高强，当场杀了瑞佐，砸了宴会所在地嘉宾堂，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一路追寻宋素卿到余姚江岸，又迫近绍兴城下。再折回宁波时已经红了眼，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掠走，“浙中大震”。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被朝鲜守卫军诛杀三十，生擒二十，缚献明朝。
案发之后，侥幸逃生的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放回被掳中国官民，但没有回音。明政府迁怒于市舶，于是罢停了宁波市舶。
至此，近百年的明日进贡贸易结束了。此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成了走私的天堂，进而全面遭到倭寇的骚扰。“数千里间受其荼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所杀将、吏、士、民以数千计，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
海上再无宁日。
四、“半裸髡头提三尺刀”的都是日本真倭吗
说起倭寇，一般人印象中立刻会浮现出半裸跣足、手提大刀、面目狰狞的日本暴徒形象。但事实上，“髡头跣足”的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国流贼，而嘉靖年间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领更是几乎清一色衣冠楚楚的中国冒险家。嘉靖一朝，前线报捷奏章往往有“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从贼若干颗”的文字，真倭就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贼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而万历年间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图：明朝倭寇盔甲（藏于军事博物馆）
看过黑泽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对电影中诸多浪人武士印象深刻：在纷乱的日本战国时代，丧失了家主的武士们犹如丧家的野犬，徘徊在山原荒野，为了饭团就可以用生命战斗。
嘉靖年间，日本国内的情况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捣翻的蚂蚁窝一般混乱不堪。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11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日本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战乱中，无数人流离失所，当年最繁华的京都一大半变为废墟。时人悲叹：“在你所熟悉的京都，看见黄昏的荒野飞起云雀，也会引人落泪……”
无边的战乱，混乱的纲常道德酝酿了倭寇的土壤。在战争中失败，丧失家主的浪人武士，无法谋生的渔民、流民，便打起了做海贼的主意；另有各地土豪、无赖之类，在乱世中也想到外国去走私或劫掠而发财。富裕而软弱的中国，无疑成了他们最好的冒险目标。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日本海贼的兴起也是因为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交易，想发财只有靠走私贸易一条路。海盗走私团伙日渐猖獗，勾结中国地方贼寇，流劫沿海，杀官掳民，抢劫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获利生活用品，偷运回日本赚取厚利。
日本真倭的姓名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现，笔者手中资料中只有“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辛五郎”、“日向彦太郎”、“和泉细屋”等寥寥数人，其他大多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类模糊称谓，一是因为中国人对日本人了解太少，二是当时语言通译很缺，抓到真倭后，“赴官司讯问，言如鸟语，莫能辨也。”而分辨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着、语言以及长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倭寇侵扰上海地区，市民自发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守城，“昼夜攻城不下，时值涨潮，倭不知深浅，相挽溺于濠水中。明晨，贼弃营垒，从南浦逃遁。城中人见衣裾浮在水面，得67尸，皆受重创，头颅肿大如斗，口圆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真倭的数量虽然少，但战斗力很强。早期倭寇的主力是真倭，打先锋和断后的危险差事都是日本人充当。“倭贼勇而憨，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明人朱九德《倭变事略》上有这样两段真倭“勇而憨”的记载。一次，数百官兵包围住一艘倭寇海船，弓矢齐发，并点燃了船只，“酋长有八大王者，从火中奋跃，眉毛尽焦，独举二刀拂火飞斫我军，跳掷数四而倒。”另一场东洋桥战斗中，官兵三路包围住一伙43人的倭寇，“贼一先锋衣红绡金短袄，舞双刀突前，众围之，斩其首，犹能匍匐数百步，我兵复斫断其手足。”
除了勇猛剽悍、不怕死外，真倭的性格也够泼辣。日本人用的弓是竹木质的合成弓，“矢皆重，弓皆劲，中者必毙，故人畏之。”而中国“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拍着自己屁股辱骂敌人，大有泼皮无赖打架的劲头。
千里做官只为财。日本倭寇不远万里历尽海上磨难来到中国，同样为了求财。攻上岸后，他们掠夺财物，焚烧房屋，对抗官军，把有钱人劫为人质，甚至挖掘祖坟，把挖到的尸骨限价勒索。《筹海图编》里对倭寇上岸后的行踪有详细描写：“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倭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倭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
民间毕竟金银有限，真倭对中国物产同样来者不拒。《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磁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
真倭尤其喜欢丝棉。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攻入崇德，“见丝绵库广，踊跳而喜。”为什么见到丝绵会高兴得跳起来？因为丝绵在日本很值钱，运回国起码有十倍的利润。虽然养蚕早就从中国传到了日本，但是普及量很小，当时的丝织品仅仅为少数贵族使用，十六世纪前，多数日本人仍以麻布等植物纤维为主要衣料，到了江户时代棉布才较为普及。因为极端的喜欢丝棉，倭寇甚至连行军过程也不忘“抓生产”。时人记载道：“随处抢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
图：明无名氏绘《抗倭图卷》部分
再看看假倭。
《筹海图编》直截了当的称：“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筹海图编》是官方文献，是以对附从倭寇的中国人一概斥之为“赤子无赖”，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人郑晓的总结更加客观全面：“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话：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先看看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不满现状后下海；王直的义子毛海峰（王滶），走私赔本之后下海；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僧人，号“明山和尚”；萧显和陈东都是书生。
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
正如冯梦龙所述，假倭基本上都模仿日本武士“髡头跣足”，穿着日本服装，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狐假虎威，还有个重要原因。《大明律》当时规定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棉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中国的海盗只有铤而走险，武力抵抗。当时人形象地描述道：“片板不许入海，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另外，《大明律》规定：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设法隐蔽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是绰号：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日本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事实上，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沿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所以明朝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的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对茫然失所的当地居民来说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冒险出海。
因为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知，如鱼得水，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常常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如“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明人王世贞则毫不夸张的讲道：“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全民皆寇，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元气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五、明代两支神秘“抗日”之师
在戚家军粉墨登场前，明朝靠什么部队抵挡来势汹汹的倭寇？正规军——卫所军不堪一击到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朝廷只好病急乱投医，征调全国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杀往前线。于是，偏处一隅的土司兵雄赳赳气昂昂的开出贫瘠的岭南山区奔赴江浙，苏杭的和尚放下经书拎起铁棍冲锋陷阵。结果呢？狼兵成了贪狠如狼的扰民兵，功不抵过；僧兵虽骁勇绝伦，毕竟杯水车薪难支大局。抗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呼唤真正的无敌之师。
图：手绘棍僧
明朝的狼兵，是被过分神化的一支部队。
被誉为明代《山海经》的《赤雅》上记载：“狼兵鸷悍，天下称最。”狼兵并不是虎狼之兵的意思，而是把“俍兵”读白了。“俍”就是土官，“俍兵”就是土官统治下的“兵丁。明朝的狼兵是指壮族地区的土司兵，《筹海图编·附录客兵》载：“广西狼兵于今海内尤悍……东兰、那地、丹州之狼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
明朝卫所军糜烂，朝廷无奈只有调集客兵到江浙御倭。嘉靖年间，全天下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涌到了江浙：京营神枪手、涿州铁棍手、保定箭手、辽东虎头枪手、河间府义尖儿手、河南毛葫芦兵、汉中矿徒兵以及广西狼兵和湘西土兵等等。各地主客兵号称二十万。这里面河南的嵩县毛葫芦兵比较奇特，嵩县兵是矿徒，善长走山路，“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是因为箭袋用兽皮制成，看上去毛茸茸的，故名。”
三教九流的客兵中，以广西的狼兵人数最众，名头最大。
征调广西狼兵，是总督张经的主意。张经曾总督两广军务，深知当地狼土兵的骁勇善战，因而力主远调狼兵御倭。广西狼兵中的田州岑氏兵名气最大，当时田州土司首领岑猛已死，其妾瓦氏夫人主持军务，已经年近六十。她听到朝廷调兵御倭的消息，踊跃应命。嘉靖33年（1554年），她亲率两个年幼的曾孙岑大寿和岑大禄，以及大小头目等共6872人一同誓师出征。
图：2010年，广西靖西县的扮台阁《瓦氏出征》
瓦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朝另一个著名的女将：崇祯年间的秦良玉。两个都是少数民族首领之妻，瓦氏是壮族，秦良玉是土家族；两人都英勇善战，并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私人武装。瓦氏是狼兵，秦良玉是白杆兵。甚至在年至6旬携孙出征这一幕上也惊人的相似。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著居民中一向有女性首领的传统，岭南冼夫人、瓦氏夫人、秦良玉都是著名的女首领。至于中原地区，出现女首领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特别是宋代以后，礼教严苛，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可能有机会上阵杀敌。宋朝最有名的女将，杨家将里大名鼎鼎的佘太君，出生西北大族折家，羌人后裔，党项族。近代，有学者查阅地方志考证出杨家将中另一个脍炙人口的女英雄——“穆桂英”的出处：杨家将长期镇守边关，曾娶少数民族鲜卑人之女慕容氏，“穆”乃是“慕容”的讹传。
土司兵是奴隶制下的私人武装，生死取决于首领，所以士兵作战一向勇猛无畏。而岑氏兵法又有独到之处：“七人为伍，六人击刺，一人割级，所获功绩，七人共分之。凡一人赴敌，一伍争救，若没一人，必斩一伍。”7人为伍的阵法，连坐的军纪，使得“其兵可死而不可败。”
沿海的百姓听到消息个个奔走相告，认为狼兵—到，倭寇即将败亡。倭寇听到狼兵已到的消息，也闻风震慑。而瓦氏夫人初到苏州就被泼了一头冷水，郡守以“祖宗旧制”为理由，不许狼兵入城，让他们在城外搭帐篷。张经闻讯急忙赶来，告知郡守：“野人慕苏松之胜久矣。万里远来，藉以靖难，当推诚待之，若防闲如寇，焉能得其心也！”终于说服郡守开城迎入。
几次战斗下来，狼兵被泼了第二瓢冷水。先是总兵俞大猷派狼兵出哨探敌，落入倭寇的埋伏，狼兵头目钟富、黄维等十四人战死，损兵大半；次日瓦氏夫人的侄子岑匡，自持勇力独自出哨，贼兵掩至，岑匡力战杀四贼，自己也人马俱毙；此后，倭寇三千余人南来金山，游击白泫率狼兵迎战，贼鼓众来冲，狼兵死伤甚多，全军大溃，白泫被围数匝，瓦氏夫人“披发舞刀，往来突阵”才突破重围，救出白泫。
直到1555年5月，郁郁不得志的广西狼兵才得以扬眉吐气，瓦氏夫人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朝廷赏赐，广大了门楣。当时，四千倭寇突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率部分狼兵和保靖兵驰援嘉兴；总兵俞大猷率部分狼兵和永顺兵，扼其归路；副总兵汤克宽引舟师从中路击之，倭寇大溃，斩首一千九百八十余级。东南御倭战争此为第一功，史称“王江泾大捷”。此后，狼兵又在陆泾坝战役中，斩获倭首三百余级，烧毁海盗船只三十余艘。
图：位于广西百色市田州镇隆平村的瓦氏夫人墓
时有民谣：“花瓦家，能杀倭。”江浙地区的百姓是爱憎分明的，早期瓦氏夫人率领的狼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但后期的狼兵完全成了扰民的虎狼之师。
庞大而混杂的客兵，素质不一，习俗各异，被临时拼凑到江浙这一富庶地区来，军纪就成了第一难题。张经在派系斗争中被朝廷冤斩之后，客兵更成了失缰的野马，“弃戈鼠走，所过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贪残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则污渎妇女，一或捍拒，则露刃而哗，杀人无忌，故谚曰：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各地的土司兵对民间的搜刮之狠之密无以复加，当时一伙流寇这样对老百姓调侃：“别抱怨啦，我们最多是梳子，他们土司兵是篦子。”千里迢迢调来的援兵，居然比倭寇对老百姓的危害更大，真是搬了石头砸自己脚。
拿狼兵来说，自七月瓦氏因病离开前线以后，失去头目约束的狼兵开始了对民间的大肆劫掠。加上民族和生活习惯迥异，狼兵和当地百姓的误解、对立越来越严重，比如狼兵皆以白巾扎头，是岭南人的习俗，当地人就反感：怎么像天天死人戴孝一样。再如狼兵“日需蛇犬为食”，江浙人不理解，骂他们是狼人。
寄予厚望的狼兵下江南，并没有减缓倭势，最后在江浙百姓的怨声中草草收场。但几乎同一时间出场的僧兵却灿烂如一道闪电，尽管短暂，却照亮了倭尘遍布的灰暗大地。
几乎在同一时代，当时的中国、日本和朝鲜都有僧兵。
日本的僧兵是大寺院所蓄养的军队，又称法师武者，是由下层僧侣和寺院领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和武士群体一样在平安时代末期形成。僧兵作为一股独力的强大军事势力，几百年来，在日本的皇权、贵族、教派之争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强悍的战斗力不亚于武士。僧兵们的形象大致是这样的：头蒙白布腰配单刀，手执长柄的锋利薙刀，横行跋扈。直到战国末期，“佛敌”织田信长一把火烧了僧兵的重镇比睿山，加上此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持续以武力镇压，削减大寺寺领、没收僧兵之兵器，才使僧兵根绝。
图：手绘日本僧兵
朝鲜的僧兵比较类似明朝僧兵，都是在国家须抵御外侮时，政府临时征召有武艺的僧人组成军队，性质与日本寺院之拥兵自重迥然不同。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朝鲜在全国共募得僧兵8000，由年过7旬的西山大师休静统帅，在清州、平壤、开城之役中，战斗力较强的僧兵都作为朝鲜军主力和日本军血战。
明朝嘉靖年间的僧兵是在征调客兵、乡兵的大背景下开上战场的。《明史兵志》载：“不隶军籍……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僧兵类似于乡兵，听当地军事长官檄调，自为部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犯杭州。“三司领僧兵四十人御之”，“大破倭寇”。这支僧兵队伍首领为天真、天池二人，这是僧兵参加抗倭的第一次战役。
关于这场战役，郑若曾《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里记载了一段有趣的花絮：杭州之战前，地方官员和将领曾对僧兵的武艺有所怀疑，于是在涌金门设计了一次比试。他们让鹿园（招募僧兵的文官）邀请高僧一名赴宴，事先暗暗安排了八个武术教师埋伏。不久，鹿园带着一名法号孤舟的僧人，毫无防备的扬扬而来。“八教师从旁跃出，各持棍乱击孤舟。孤舟一无所备，以偏衫袖却棍，一棍为袖所裹，信手夺之，反击八人，八人应棍而倒。三司击节叹赏。”从此僧兵大为地方官员所钦佩和倚重。杭州之战后，少林僧天员率“苏州僧兵八十四名”、月空率“杭州僧兵一十八名”前来增援，在随后的几次战役中，僧兵俨然成为抗倭的中流砥柱。
僧兵武艺高强，勇猛善战，所以“官兵每临阵，辄用为前锋”。当然临阵的僧兵不像电影中那样穿着袈裟衣袂飘飘，而是身着盔甲，旗帜鲜明。
南宋百姓有谚笑谑：“金兵有狼牙棒，我们有天灵盖。”同是抗击异族，倭寇有日本刀，僧兵有大铁棍。僧兵作战，清一色持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运转便捷如竹杖。用棍，一是少林武术的传统，二是明军普遍装备大棍、铁棍，装备方便。而且铁棍是长武器、重兵器，尤其是锋利日本刀的克星。《云间杂志》载：“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载：“贼队有巨人穿红衣舞刀而来，领兵僧月空和尚遍视诸僧，皆失色。独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动，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又跃过红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应手毙矣。”
和其他乡兵民兵作战时乱哄哄争抢财物首级不同，僧兵纪律严明，临阵无人争抢包裹、争取首级。以至明理的官员宣布“僧兵骁勇，不以首级论功”。
因为僧兵特殊的身份和高超的作战技能，在当时充满了神秘色彩。不论敌我，都认为他们有法术。僧兵临战，经常以靛青涂面，红布蒙头，倭寇看到“疑为神兵，胆已唬落。”另据《倭变事略》载：“贼战，每摇白扇。僧识为‘蝴蝶阵’，乃令军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撑一伞以行，但作采花状。贼二大王者，望见僧，即若缚手然，盖以术破之也。”摇扇和撑伞都是发信号，明明是僧兵精通阵法，破了倭寇的蝴蝶阵。但青天化日下，贼摇白扇，僧撑雨伞，这一幅多少有点诡异的画面蒙住了时人，当成是类似封神演义上的法术之战了。
僧兵参加的抗倭战役，史籍记载的有杭州、翁家港、白沙滩、叶谢镇、马家浜、六里桥、巢门等六次。六次战役的时间在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地点都是苏杭沪一带，这正是倭寇侵扰江浙地区最猖獗的时期，明朝地方军队仓促应战，一败再败，僧兵的出现好比及时雨一样。不过，战事残酷，僧兵数量本身就少，伤亡在所难免。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少林僧兵”条记载到月空所率领的三十余人在松江作战,“持铁棒击杀俊寇甚众,皆战死。”对此，少林寺内有一万历碑文可以印证：“嘉靖时……倭寇等倡乱，本寺武僧屡经调遣，奋勇杀贼，多著死功……”
郑若曾对僧兵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倭变暴作，连战败三十七阵。天员一战于翁家港，再战于白沙滩，倭贼二百五十余人，斩刈无遗。自时厥后，我民方知倭为可敌。而兵气渐奋，捷音渐多，实天员一战有以倡之也。其安中国之神气，功岂小哉？”
狼兵也好，僧兵也好，对于当时熊熊火焰般的倭势充其量都是杯水车薪，直到几年后，一个人在浙江义乌招募了4000农村兵，并以之纵横东南所向披靡，客兵、乡兵们才真正退出抗倭主力的舞台。
六、秀才、士兵和船夫
令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对当时沿海一带的居民来说，最悲惨的就是被倭寇掳去日本作奴隶。曾跟随日本僧侣两次赴日的明人郑舜功在他的旅行记录《日本一鉴》中记录道，他亲眼见到被掠到鹿儿岛高须地方为奴隶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个个髠发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
身处异国重洋远隔，活着已经是奇迹，还能指望有朝一日重回故乡与家人团聚？匪夷所思的是，还真有这么几个不幸中万幸的人。
1、 一首诗救了一条命
图：浮世绘名作——神奈川冲浪里
福建秀才蔡景榕在25岁那年，遭遇到人生最离奇的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一群倭寇攻陷宁德县城。宁德县傍海，是福建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所以遭受倭患之烈无以复加。据县志概括说，从嘉靖三十五年起到四十二年止,宁德城乡因倭患而变成废墟的时间将近十年。期间县城多次被攻陷，官民屠戮，物力馨尽，数千子女被掳。
蔡景榕不幸被掳，限三天交赎金。事出仓促家里人没凑足赎金，于是倒霉的蔡秀才被押上大船，在海上航行七昼夜，抵达日本西海道萨摩妙鹿岛郡（今日本鹿儿岛市）。
俘获他的倭寇到家后，把他剃光了头，当奴隶使唤。当时是六月，正值早稻熟，晚稻耘草的农忙季节。蔡秀才被勒令干农活，吃的是粗糠，干的是重体力活，蔡秀才实在力不能及，只求一死，但倭寇却舍不得杀他。这样苦难的日子过了两个月后，蔡秀才以八千文的价格被卖给肥前的一个商人为奴。
战国时期，日本沿海人口买卖生意兴隆，倭寇从海外虏来的朝鲜人、明人很常见。日本是个等级极其森严的国家，幕府将军、公卿、大名、武士，都是士族，是日本的贵族阶层。农民商人属于平民，人数最多，身份较低。再以下的就是奴隶和贱民，生死一如猪犬。
不过，肥前商人对来自中国的书生蔡景榕很宽容，而没有了繁重的农活，蔡景榕也打消了求死的念头。
没多久，蔡景榕终于遇到他人生中的救星。八月，他随商人来到萨摩的松原山南林寺烧香拜佛，并谒见住持俊可。俊可是当地精通汉学的名僧，却不通汉语，蔡景榕便求纸笔，写了“大明秀才”四个字。俊可半信半疑，当场出了个题目面试：以“芙蓉”为题赋诗一首。
蔡景榕肚子里颇有几分才学，强自作诗一首：
“风来翠盖动，露滴霞杯浓。不与春芳竞，秋江独逞容。”
俊可大喜，转头对商人说：“是真秀才！我要留他在寺里。”这首咏物诗形神兼肖，大得唐诗三味，仓卒之间生死关头能做出这样的救命诗，蔡景榕不枉“大明秀才”。
老住持俊可数出八千文钱还给了商人，算是替蔡景榕赎了身。从此，蔡景榕就呆在寺里，没有什么差事，帮忙抄写经文而已。寺里有僧众三十余人，喜欢汉诗的有八九个，和蔡景榕诗文往来，视若弟兄。
图：春天的南林寺
日本僧人何以如此看中明朝秀才？
在室町幕府时期，做和尚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社会地位比较高。寺院在日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很多寺院的僧人充当着地方大名甚至将军的政治顾问，承担外交和贸易方面的具体事务。前面提到的遣明使，几乎全是名刹的僧人。
此外，日本流行“武士的宗教”禅宗，南林寺属于日本禅宗两大宗之一的曹洞宗。日本禅宗传自中国，曹洞宗则是日本的道元和尚从浙江天童寺取经回来的。而禅家把汉诗文修养作为禅僧的必备条件，唐诗主要在僧侣间流行，涌现出包括因动画片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一休在内的一大批诗僧。蔡秀才既来自中国，又精通诗文，饮水思源，自然对中国人有几分香火之情。
受苦的时候想寻死，安逸下来却又想回家。两年来蔡景榕熟悉了日本的物产、人物、建筑、文化，也渐渐学会了一些日本话，生活颇不寂寞只是思乡欲狂。俊可从其他僧人口中知道了蔡景榕的归乡之情后，不以为然：“我帮他向藩主说说情，给份田产，找个妻子，保证他就不想家乡了。”蔡景榕听说后，画了一幅“归雁图”送给俊可，图上题诗言志：
“金风潇瑟碧天秋，浅水平芦亦楚游，万里青霄终一去，野凫无计漫相留。”
俊可见后，甚为怜惜，对诸僧说：“我想留下他，是因为我国之人骚扰他们国家。回去不得安宁，还不如留下。既然他思乡心切，我一定要帮他归国。”
从此俊可让蔡景榕蓄发，并资助他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乘漳州商船回国，蔡景榕还来还担任过地方教谕、学正等职位。惊魂已定的蔡景榕把自己在日本的经历见闻，撰写成一部《海国生还集》，上面的故事就来自书中他的自述。
2、明代版“四郎探母”
图：归雁图
“失落番邦十五年，雁过衡阳各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这是京剧《四郎探母》里，四郎杨延辉出场时的一句唱词。
在明代，有个被倭寇掳去的卫所士兵，流落日本娶妻生子，一呆就是十八年，比起杨四郎来更加充满悲欢离合。
据《明史·孝义篇》和《金山卫志》记载，永乐初年有个叫鞠祥的十四岁小伙子，随任卫所百户一职的父亲鞠亮调任金山卫所，一次海战中他被倭寇掳去日本，辗转贩卖到一个大名手中。大名得知他是中国人后特地召见了他，对鞠祥很有好感，将他留在身边作随从，改名为“元贵”。麴祥后来出仕于该大名，娶了日本女子为妻生了孩子。
这个情节很像美国著名作家詹姆士·克拉维尔八十年代写的《幕府将军》，那是当时的全球畅销书，书中流落日本的英国船员得到日本大名誉志寅永（以德川家康为原型）的好感，被赐名安信，收为俸禄三千石的旗本，拥有了自己的百余名家臣，并娶了日本妻子。日美两国曾联合将它搬上银幕，由日本著名演员三船敏郎扮演老谋深算的誉志寅永一角。
图：梦里他乡似故乡
尽管在日本过的不错，但麴祥心中一直怀念祖国，一有机会常向大名提出应该向中国遣使进贡。在他留居日本十八年后，大名终于遣使赴华，麴祥也在其中担任翻译。到达北京，麴祥立即向当时的宣宗皇帝上书，说明自己的身世，请求回国回乡与家人团聚。可是，宣德皇帝考虑他作为使者的特殊身份，命他回日本，允许他先回家乡探亲。
麴祥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时，才知道父亲已在那次海战中阵亡，只有老母尚在。因为相隔十八年，老母已经不认得他了。不过老太太说，如果真是我的儿子，耳朵背后应该有一颗红痣。一验，果然有颗红痣，于是母子抱头痛哭。母子失散近二十年，居然有重聚的一天，邻里都叹息不已。
没多久，麴祥随使团返回日本，把这件事告知了大名，大名被他归乡的心情所打动，下一次遣使赴华时，同意让麴祥同去。这回皇上答应了麴祥归国的请求，发诏令其承袭其父官职，归养老母。
麴祥在日本混得不错，算是高级海归，所以当时不少日本的朋友写了送别麴祥的诗。比如这首源常熙的诗云：
“流寓殊方十八年，生还中土岂非天？冷泉解缆好风便，三月落帆鄞水边。”
史料的记载中没有提到麴祥的日本妻儿，看来这桩海外婚姻被生生地拆散了。不过，日本当时有部“谣曲”《唐船》，描写的故事和麴祥的故事有点类似，只是结局有点皆大欢喜的意思。
《唐船》的情节大致如下：明朝一个商人祖庆在宁波被倭寇掳走，卖到筑前藩的一个武士箱崎殿（殿是古代日本对武士的称谓）手下做奴隶，饲养牛马整整十三年，期间娶了日本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也帮着饲养牛马。后来，祖庆在中国生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突然带着很多宝物渡海来到日本寻找父亲，祖庆夹在中国儿子和日本儿子中间很苦恼，难以割舍。最后在箱崎殿的裁决下，被允许带着日本儿子一同回国。
3、 老王杀了一船倭寇
图：日本海贼
除了靠日本人“同情”“恩赐”得以归国外，还有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不但成功逃生，而且斩杀了整船的倭寇，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
2009年的福建高考语文模拟试卷上，有一道阅读理解题：王长年。这篇短文节选自明朝人朱国桢的杂记随笔《涌幢小品》，说的就是这段传奇故事，原文如下：
古称操舟者为“长年”。王长年，闽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渔海上。嘉靖己未，倭薄会城大掠，长年为贼得，挟入舟。舟中贼五十余人，同执者男妇十余人，财物珍奇甚众。
贼舟数百艘，同日扬帆泛海去。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好语媚贼，酋长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曰：“若等思归乎？能从吾计，且与若归。”皆泣曰：“幸甚！计安出？”长年曰：“贼舟还，将抵国，不吾备，今幸东北风利，诚能醉贼，夺其刀，尽杀之，因捩舵饱帆归，此不可失也。”皆曰：“善！”
会舟夜碇海中，相与定计，令诸妇女劝贼酒。贼度近家，喜甚。诸妇更为媚歌唱，迭劝，贼叫跳欢喜，饮大醉，卧相枕藉。妇人收其刀以出。长年手巨斧，余人执刀，尽斫五十余贼，断缆发舟。旁舟贼觉，追之。我舟人持磁器杂物奋击，毙一酋。长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风举帆，行抵岸。长年既尽割贼级，因私剜其舌，另藏之。挟金帛，并诸男妇登岸。
将归，官军见之，尽夺其级与金。长年秃而黄须，类夷人，并缚诣镇将所，妄言捕得贼。零舟首虏，生口具在，请得上功幕府。镇将大喜，将斩长年，并上功。镇将，故州人也。长年急，乃作乡语，历言杀贼奔归状。镇将唶曰：“若言斩贼级，岂有验乎？”长年探怀中藏舌示之。镇将验贼首，皆无舌。诸军乃大骇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军门复按，皆实。用长年为裨将，谢不欲。则赐酒，鼓吹乘马，绕示诸营三日，予金帛遣归。并遣诸男妇。而论罪官军欲夺其功者。长年今尚在，老矣，益秃，贫甚，犹操渔舟。
照原文翻译很无趣，笔者模仿《三言二拍》的文体，写一段这段市井英雄的拍案惊奇。
图：日本人所绘的中国式海船
且看——
王长年夺船斩倭贼
诗云：
海浪风波独从容，诛戮倭贼吾彀中。仗义每多屠狗辈，风尘从来出英雄！
且说国朝嘉靖年间，福州府有一渔人，姓王，名字久已不记，因掌船得好，人皆呼之为“长年”。生来颇有胆气，好仗义打抱不平，专在沿海操舟捕鱼趁些生活，虽四十余岁未曾娶得妻子，旦出暮归，打得鱼虾来换些酒食，却也自在逍遥。
那一日，王长年收网拢船，上得岸来，到了集市，才在相熟店家处坐了一回。忽然集市外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不由吃了一惊。原来是倭寇大犯，已然杀上岸来。只见一个倭子在空地上立定，把海螺吹了一回，吹得呜呜作响，四周许多倭贼，一个个光头赤身，手舞长刀，跳跃而来。众人惊得呆了，有胆小些的抱头跪在地上，有撒溜些的房前屋后乱躲乱藏，有鲁莽些的拼着性命拿器械前来抵挡，犹如火中投雪一般，被倭贼一刀一个，砍瓜切菜一般送了性命。
王长年见势头不对，进退两难，只得随众朝地上一倒，且看倭贼行事，却作区处。倭贼却不肯尽情杀戮，将王长年和一众男女擒了，押上船只。那倭贼的船只甚大，王长年眼中数来，共载有贼五十余人，皆赤裸半身，操弓持刀。为首者独踞高处，绯衣短袄，腰插双刀，神色桀骜。倭首令将王长年等十数男女捆缚做一团儿，卧倒在船舱角落，周围胡乱堆放数百件大大小小的包袱，皆为倭寇掳掠来的财帛。
那倭贼上岸劫掠了许多财物人口，心满意足，闻得明朝大批官军将到，就全数上了船，共计数百艘，某日一齐张帆开船，径回日本国去了。那船中被掳百姓见出了海口，这一回哪有逃生的指望，纷纷望着故土禁不住哀哭起来。有道是：
一帆远渡从此逝，乡关魂梦已茫然。
原来倭奴入寇，乃是各岛穷民无赖，合伙泛海，彼处只如做买卖一般，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如被中国人杀了，只作做买卖折本一般。所掳女子，多卖与烟花巷为妓，所掳男子，则留作奴仆使唤，苦不堪言。彼国远隔中华万里重洋，从来生还者未曾一闻。
这王长年本是见多识广之人，沿海操舟，和来往赴日本国走海泛舟的客商相熟，也曾习得几句倭语。自出海后，王长年时时用巧言好语哄那倭子开心，尤其得倭首欢心。船只入海后，眼见无处可逃，那看守的倭贼心也懈了，解开一众男女的绳索，呼三吆四，用做杂役。
一路银涛卷雪，白浪滔天，不知过了几昼夜，也不知行了多少路程。这一日东北风起，船行艰涩，王长年寻机和众人低语：“你等想回乡吗？能听我的计策，包你等全能逃得性命，归国回乡，重逢天日。”众人惊喜而泣道：“我等朝思暮就是逃生回乡！无奈在此孤舟大海上，如何得脱？”王长年道：“我素识风向，幸好时下正刮东北风，只须如此这般……我等夺船后掉头张帆，可以直抵故土。如大伙不齐心，离死不远矣！”众人具誓，只听王长年布置。
当晚风势转大，乌云遮月，黑浪滔天，倭贼急忙找一水势平静之处，下了船帆，在船后抛了铁锚。而后众贼盘坐船舱之中，取出酒食享用，歇息一宿。王长年见是时机，暗使眼色，众人会意按计行事。女人们进得舱中轮番唱起娇媚小曲，不住劝酒，男人们来回端酒送菜听从吩咐，撺哄了多时。
彼倭国人，十分爱好酒色二物。其地已距日本国不远，此群倭贼远离故土掳掠，一路披风戴雨十分艰辛，想到将回本岛，十分快活，又得妇人劝酒，解开腰中佩刀置于身侧，酒酣之余唱起彼国俚曲，又赤足跳舞欢叫，尽数喝得酩酊大醉，横七竖八躺在舱中。
女人们见状，趁机把倭贼的刀尽数抱出来分与众人。王长年率先手持巨斧，其他人拿着刀，下舱后排着头砍去，可怜五十几个倭贼尚且在酒梦之中，虎狼之徒顿作刀俎之肉，尽数被斫死。众人砍断拴锚的缆绳，王长年掉转船头升帆开船，此时尚未破晓。
看官说了，数百只倭贼船只，岂不有人干预？原来那海上行船，比不得江河之中，风急浪大，能不倾覆已是万幸。数百艘海船只如渺渺海鸟一般，安能始终并行，互相接应？话说王长年掌舵南行，却恰巧有一艘倭船就在左近，见路线尴尬，立刻起了疑心，追赶上来呼喝不止，隔着十数米就乱箭射将过来。众人只叫得苦，奋起以船中杂物还击，恰好船中倭贼掠得大批瓷器，坚硬锋锐，有膂力者便大力抛去，比之弓箭更见奇效，一倭贼头目被击中面门，一头掉进大海，眼见被浪涛吞噬。王长年无暇其它，只顾掌船，把篷拽得满满，如海兽一般飞快南行，倭船眼巴巴看它驶远，哪里追赶得上？
众人乘风破浪日夜兼程，不必多说。忽一日，遥见福建海岸。众人感泣道：“不想还有回乡的一日！我等得命多亏了王长年公。”
自古人心不足，既得陇，又望蜀，众人喜滋滋割下倭贼首级，收拾船上财帛包袱预备打点上岸，等着解官请赏。王长年却多生了个心眼，偷偷剜了倭贼的舌头，包裹起来藏在怀中。
俗语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长年一众才上得岸，就有一伙官兵如狼似虎拥将过来，手持刀剑，不由分说将众人逐个捆绑拿下，劫下了首级财帛等物。原来近来倭寇屡屡生发，地方卫所每日遣兵巡警，看见一倭船抵岸，众人携物累累，当然眼热。众人才待分说，却被官兵鹰隼抓鸡一般推搡喝骂，王长年相貌生得头秃须黄，颇像倭贼，兵丁更为欢喜，一根绳索紧紧绑了牵走。
这正是：才逃虎口，又落狼窝。
官兵们到了镇所，谒见指挥。谎称斩杀一船倭贼，擒得倭贼头目，夺得倭船，现有首级、财帛、生口带来为证，特来报功请赏。指挥大喜，手指王长年道：“此等倭奴，留他何用，便行斩首示众。”王长年叫起屈来，见指挥是本地人，故用闽中口音述说杀贼逃生之事。指挥听了，疑惑难定，细细打量了王长年一回，喝道：“照此说来，是你等斩杀的倭贼首级，有何为证？”王长年不慌不忙道：“彼倭贼舌头，小人尽数剜之，现在怀中。请松开绳索，小人取出检验便知。”指挥令军士松绑，解开包裹验之，再看首级果然俱无舌。旁观众官兵大为骇异，只得伏地请罪。
此事上报到州府，巡抚怀疑，再次召集相关人员、物具复审，果属确实。巡抚不由拍案道：“有此奇事！真正有十二分胆智，才做得如此事情！此人手段，可以行兵，如为朝廷所用，料能立功。”宣王长年，欲用他为裨将。王长年自忖道：官军暴戾，欺压百姓有余，御寇安民不足。我自守着渔船尽度余生，何苦为虎作伥？遂极力辞去。巡抚惋惜不已，于是赐美酒佳肴，鼓吹乘马，绕军营三日展示，并重赏王长年。
福州人闻得此事，街巷市井中谈及多惊骇钦佩，唯王长年一如从前，每日操舟捕鱼，只是尤秃尤老，尤其贫穷而已。
有诗赞曰：
海上风波平地起，谁知生死两茫茫。世间每说奇男子，何必操印胜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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