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
《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完毕，重新开馆之际举办的重要专题展览之一，旨在通过馆藏的一批古代青铜器以展示我国古代青铜艺术之美轮美奂。
鼎，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不仅是宗庙重器，也是王权象征，人们习以“定鼎”、“迁鼎”之类词语，喻王朝之更迭，社稷之兴替。本展览中有被誉为“中华第一鼎”的“后母戊鼎”，是迄今发现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庄严肃穆，仰之弥高，历久弥珍。
后母戊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炊食器，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高 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此鼎曾称“司母戊鼎”，因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而得名，“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此鼎器形庞大浑厚，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后母戊”青铜鼎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工艺复杂。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
经测定，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后母戊” 青铜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
2006年回归的“子龙鼎” 是已知商代最大的青铜圆鼎，浑厚凝重，铸工精湛。“子龙”青铜鼎（商末周初），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
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器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子龙鼎造型雄伟，在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而且铸造精细，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为晚清所出四大青铜器之一，器内壁铸铭长达291字，文中精辟指出商周易代的原因，总结了所谓“殷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且铭文书风凝重，气韵生动，字字珠玑。
大盂鼎（西周），传陕西省郿县出土，炊器，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鼎内壁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大意为：康王向盂叙述了周初文、武等先王立国经验和商王沉湎酒色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应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掌兵戎大事，慎处讼罚，治民保疆土，并赏赐盂酒、命服、车马及人鬲、庶人、驭等1709个奴隶。盂铸造的青铜鼎有2件，一大一小，分别称大、小盂鼎。小盂鼎己失，只留下铭文的拓片；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重器之一。
商代青铜器装饰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题材众多，其中饕餮纹是主题，肃穆神秘。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多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纹，主题则采用高浮雕形式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作册般甗（商），此器内壁铸铭文，记述作册般随商王征八方，并得到奖赏。
铜钺（商），兵器，1965年山东省益都市苏埠屯出土，长31.7厘米、宽35.8厘米、重4.9千克。这件铜钺形体巨大，两面均透雕着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突起。直刃，双穿，两侧有扉。墓中还出土有铜鼎、斝、爵、矛、戈、镞、斧、锛等，其中在一件铜爵和铜锛残片上，都有“亚醜”铭文。过去苏埠屯出土的器物上也有“亚醜”铭文。由于苏埠屯村屡次出土“亚醜”青铜器，有人推测这里可能是“亚醜”族的墓地。据文献记载，商末周初这一带为薄姑氏所居，因此铜钺等青铜器或即薄姑氏的遗存。
觥（商王，武丁时期），殷墟妇好墓出土。
斝（商王，武丁时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援青铜内戈（商王，武丁时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象纹铙（商后期）
饕餮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饕餮纹尊细部
青铜编铙（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通高10—15.3厘米。铙腔体作合瓦状，口缘内凹呈弧形，鼓部正中处有梯形凸起，舞部正中有管状甬，与腔体相通。铙腔体外两面均浮雕饕餮纹。青铜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之一，始见于商代后期，西周早期继续沿用，敲击时器口向上。此型青铜铙主要出土于河南南部、山东南部与陕西关中地区，通常一编数枚，形制、花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其中以3枚成编最为常见，余为4枚成编与5枚成编。此型青铜铙有些经过测音，其鼓部正中与两侧可发出两个频率音，音程关系有小二度、大二度、大三度与小六度，其中以大二度居多，已能构成合理的音阶序列。而且，在一编3枚的青铜铙中，3枚青铜铙之间均以四度半音程之差排列，三者最低基频为一度、五度、八度，大致与C调相符。
青铜刀（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青铜鼎（商后期），此器内壁铸铭文：“小子父己”。
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贵族所使用青铜器的数量、组合各不相同，形成等级秩序森严的用鼎制度。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了穷曲纹、波曲纹之类的装饰新题材。鸟纹是西周青铜器装饰的主题，种类繁多，飘逸流美。
琱生簋（西周），盛食器，高22.2厘米，口径21.9厘米，器身饰有饕餮纹，腹部和足部都装饰有变形的兽面纹。这是贵族琱生为其祖先制作的宗庙祭祀时使用的青铜器，器物内壁铸有104字铭文，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
录见簋（周穆王时期），传陕西宝鸡出土。形制比较特殊，是一带支架形底座的长冠鸟形双耳无盖簋，此簋通高19.5厘米，口微侈，口径22厘米，鼓腹，圈足下连一镂空的支架形底座，底座高6.5厘米。双耳为长冠鸟形，尖喙。簋颈部和腹部分别饰成组的长冠长尾凤鸟纹。
此器内底铸铭文，记述周穆王廿四年九月庚寅之日册命录见为“冢司马”之事。铭文布局较为规整，用笔圆润，书风秀丽。此簋铭文中王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对研究西周王年历谱和铜器、金文断代有重要学术意义。
逨钟（西周中期），乐器，通高64厘米、柄高21厘米、铣宽35.5厘米、重50千克。器钲部与鼓部两侧铸铭128字，记述作器者逨继承祖考职事，主管四方虞林。
青铜剑（春秋，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蔡侯申簋（春秋，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编钟（春秋，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虎足青铜器座（战国早期），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通高7.7厘米、径13.9厘米。器为四虎口衔圆形器状。虎通身阴刻斑纹，前爪上扶圆形器沿，后爪站立支撑，尾上卷，仿佛奋力向上攀爬，极为生动。圆形器外沿呈环状，内接一镂空八瓣花形，花瓣上阴刻云纹。花蕊稍内凹，饰镂空四龙，相互衔咬中身，对向两龙造型相同，与相邻两龙略有差异。四虎与器座为分铸，于虎口部位焊接。
青铜鼎（战国晚期，魏），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
志愿讲解员朋朋神采飞扬的解说，为参加活动的全体“四月公益”的会员们带来愉悦的享受，也引来众多其他参观者尾随蹭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