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而后三思 ——关于新编京剧《香莲案》 刘连群
文汇报2010-08-10第十一版
由陈世美背叛、堕落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秦香莲在被动承受中迸发出的古代传统女性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实际上涉及人如何面对诱惑与欲望、如何应对伤痛与苦难的生存命题，蕴涵着足以穿越古今的警世价值。 我一直认为，一出戏被搬上舞台，就进入属于演员的二度创作，戏是演出来的，无须作者再多说什么。可是新编京剧《香莲案》问世以后，许多朋友都建议我作为编剧要写点东西。先是去年8月，该剧在天津首演，京剧名家孙毓敏看后叮嘱我一定要谈谈为什么写这样一出戏，接着，她以一向说干就干的快捷风格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一出新戏》的文章，说该剧让她改变了“经典一律勿动”的观点。 而后，《香莲案》在武汉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获得一等奖。今年5月到上海巡演，又有编辑朋友也是作家看后打来电话，希望我面向不太熟悉传统戏的普通观众，介绍一下创作初衷，在内容和艺术上有哪些新的处理。 《香莲案》表现的是秦香莲和陈世美的故事，家喻户晓，男女主人公和剧中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某类人物的代名词。多年来许多戏曲剧种都有同一题材的剧目，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京剧团张君秋、裘盛戎、马连良等艺术大师合作演出的《秦香莲》珠联璧合，被视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之作至今传演不衰。对于这样名剧在先且仍在热演的故事，又要创作一出新戏，自然会引起京剧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俗话说，凡事三思而后行，现在回顾创作伊始，当时却真的没有想得很多，也许“三思”就不会行了。我虽然钟爱京剧多年，但从不肯轻易动京剧，或是爱之深切的缘故，总感觉要把一出新戏写好是很难很难的。此番初次涉足，纯属偶然。起因是中央电视台要把京剧《秦香莲》拍摄成戏曲连续剧，导演认为我熟悉京剧和电视，委托改编脚本，在翻写过程中，我忽然发现自己动笔和平日纯客观欣赏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就有了一些疑惑，一些较真，进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渐渐觉得这个古老的故事在今天还有再创造和深化的空间。 秦香莲故事较早见于明万历年间的小说《百家公案》（《包公演义》），从小说到戏曲，不同剧种多有演绎。京剧《铡美案》原仍以包拯不畏权贵惩恶扬善为主，是一出花脸重头戏；后来的《秦香莲》，丰富了女主人公的戏，北京京剧团版本在当年的时代环境下，突出的是平民女性为维护自身婚姻而表现出的抗争精神，这都是符合大众的爱憎取舍和正义愿望的。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对故事再次解读，会发现其深刻性和传世意义并未终结，由陈世美背叛、堕落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秦香莲在被动承受中迸发出的古代传统女性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实际上涉及人如何面对诱惑与欲望、如何应对伤痛与苦难的生存命题，蕴涵着足以穿越古今的警世价值。于是，就形成了再一次解说的“主脑”，就要把笔墨集中到秦香莲和陈世美两个人物身上。由于陈的背叛是整个事件的诱因，开场就要写他高中状元后因追逐更大富贵而引发的内心冲突直至失足。他本来是给亲人写信报喜的，当总管太监来为皇家公主提亲时，他动摇了，心理的天平倾斜了，在应对的刹那间没有说出已有妻儿的真相，从此走上身负“欺君之罪”的不归路，也改变了亲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的命运。 接下来，就是秦香莲携儿女跋山涉水，进京寻夫，“一路艰辛怀热望”，等待她的却是被丈夫遗弃的“寒雪冰霜”。此场既是前场导致的“果”的初现，也开启了另一条主要人物线，后面的戏剧冲突就紧随秦、陈两条线的平行和交织展开。秦几次宫门求见被阻，陷于悲痛、无奈的孤立无助境地，陈则为不让事件张扬，引祸上身，微服到客房夜访，力图私下摆平。分别三年的夫妻终于重逢，形成了全剧的第一个高潮，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我、人格的对比和碰撞。当香莲彻底认清陈的绝情寡义，恩爱、亲情已经被对荣华富贵的贪婪冲击得荡然无存时，她的抉择就成了人物如何定位的焦点。过去的版本出于美好的愿望，都是继续寻求对方认亲团圆，这既是不可能的，又实在有伤一位善良、正直女性的自尊，也是使秦香莲很难得到现代年轻观众的同情和共鸣的重要原因。在按原貌翻写电视剧时，我就忍不住做了改动，让人物选择忍悲离去，主动携儿女返乡。到京剧《香莲案》，又增加了秦香莲毅然拒绝陈世美奉送的“安家黄金”，唱出了“皇家的金银千千万，秦香莲-秦香莲不要这卖夫的钱！”每演到此处，剧场都会引发强烈的效果，仿佛观众和女主人公一起“扬眉吐气”了。 这是秦香莲在剧中从被动走向主动的第一次选择。当然，她的磨难并没有过去。陈世美回宫，公主发现破绽，严令他从速了断。惊恐中，他选择的是遣家将韩琪追杀妻儿，断绝后患，保全自己；而在生死关头，香莲则挺身而出，舍命保护一双儿女。当曾受陈救命之恩的韩琪进退两难而饮刃自尽时，她内心的悲愤之情终于达到了顶点，举刀鸣冤，这时她高呼的“冤枉！”不仅出于自身，而是更多地包含着对舍身全义的“恩公”的痛惜和不平。 到末场“大堂”，秦香莲还有着第三次也是把全剧推向最后高潮的抉择。包拯秉公而断，公主和圣旨宣召接连施加压力，在他处境艰险之际，香莲出人意料地断然喊出：“我，我不告了！……”表示案情已经审明，“民妇宁忍一家怨，不愿人间失好官”的真切意愿。这里并非为人物拔高，中国百姓从来不缺少宽厚的情怀，而且世间太缺少为民作主的“好官”了，同时在是非善恶大白的情况下“撤诉”，不也是对凌驾于法之上的皇权的无声抗议么！也正为此，深受震撼的包大人身为“父母官”，“为社稷怎惜一身安”，当堂凛然痛下了“先正国法再面君颜”的决断。 这就是关于秦香莲故事的又一个版本。后来屡经加工润色，人物走向、主要情节并无大的改动。 在二度创作中，剧组汇集了多位资深而各有所长的老艺术家，坚持从京剧本体出发，台上依然保持“一桌二椅”的格局，适当辅以简洁的布景、灯光，烘托和突出演员的唱、念、做、舞，创造性地运用而并非削弱传统程式，对每段唱腔、每组身段乃至每次上、下场及一招一式精心设计，并按照京剧的“规矩”与锣经、伴奏旋律紧密契合。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京剧流派艺术的优长——秦香莲故事本不属于某一流派的代表剧目，张君秋先生演过以后，为之打上了深具影响的张派印记，《香莲案》结合内容更新，改由擅于表现在艰难逆境中坚守、外柔内刚的悲剧形象的程派饰演女主人公，而刚烈仗义的韩琪由风格苍劲豪放的麒派出演，均为京剧舞台上的第一次，也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当然和演员的出色发挥是分不开的，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几位主演都很年轻，都有很好的天赋条件和相应的传统功力，对一出新剧目有激情、肯投入，在老艺术家的指导和帮助下，锤炼和提升传承和创造能力，巡演中津、汉、沪及北京等京剧重镇的观众都给予了好评。 在新戏创作中，保持剧种传统艺术形式和特色，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新手法、新技术。《香莲案》头场，陈世美送走提亲的总管太监，陷入激烈复杂的内心矛盾之中，想起离家前妻子为他缝制寒衣的情景，就借鉴了影视的“闪回”手法，四周转暗，一束追光映照出在灯旁穿针引线的香莲，边缝边吟唱：“一线线，一针针，一针一线系深情……”这是全剧舞台处理唯一的破格出新，由于贴切剧情和人物的特定心境，不仅强化了观众的心理感受，而且并未如事先所担心的削弱了戏整体的“京剧味儿”。 一位青年主演说，《香莲案》的创作也是他们艺术上成长的过程。其实，对于我这个“行而后三思”的编剧来说，也有很多新的感受和认知。如怎样对待“经典”，是剧组很长时间都非常纠结的问题，而我因为一向比较维护传统，甚至属于“保守派”，一旦“擅动”就引起了许多质疑。这让我一度也疑惑起来，一方面，觉得可以甚至应该一试，另一方面又不愿轻动前辈艺术大师的典范之作，为此重新翻阅了今昔多种有关秦香莲故事的剧目，直至追溯到戏曲史上“状元负心戏”的源流《赵贞女》、《琵琶记》、《王魁负桂英》等，发现文本一直在应时而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考，为什么50年代演过的故事，今天不可以有另一种新的解说呢？传统名剧的经典性，应是包括文本和表演艺术两方面，通常讲的“经典”往往是两者混在一起的模糊概念，用表演艺术以偏概全。大师们的表演艺术代表了京剧巅峰期的最高水准，后人学习、传承犹恐难以望其项背，岂能侈谈“擅动”？但文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了。包括《秦香莲》在内的50年代创作并流传至今的众多新编古代名剧，不都是在传统剧目的文本基础上重新解读、编著的吗！ 还有观众问题，也是剧组一直所担心的。对一出人们极为熟悉的名剧，另起炉灶，观众特别是老戏友能接受吗？为此每到一处演出，都有些紧张不安。事实证明，低估了京剧观众的眼光和包容，不仅年轻观众欣然接受，而且每次戏后，在剧场里拉住我热情表示赞同和支持的反倒多是老戏友。看来，戏有新意，只要内容合情合理，演员表现精彩，他们是没有成见和框框的。正如本剧导演所说的，是初演时观众的热烈反响，坚定了剧组的信心。这样的观众，是值得尊重和真正去了解，并且为之努力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