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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小孩很好学，每有书本疑难问题，就爱向我“请教”，礼记有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于小家伙这好学不倦，我向来赞许有加，毕竟大孩子在小孩子面前，总能显出自己在知识闻见上的优越，虽然未必就摆出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态势。 “叔叔，能给我讲讲詹天佑吗，我今天刚学了一篇《詹天佑》的课文，是讲他修建京张铁路的事情，我觉得他好伟大哦，不过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小朋友？”我摸摸他的脑袋，又有点飘飘然起来，感觉像个教授。 “我想问问叔叔他那么伟大的本事是怎么得来的？”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他是我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像你这么大时，他就随着一个叫陈兰彬、一个叫容闳的大人到美国留学去了，算起来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发奋学习，见到了许多像美国总统、着名作家还有科学家这样的大人物，而詹天佑啊，就是其中幸运而又杰出的一位。更值得我们崇敬的，是他们在那学到本事以后，想得是如何回到自己的国家效力，为我们当时苦难的中国尽一份自己的忠诚，哦，我还可以告诉你，中国那时候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哦，像你们崇拜的鲁迅爷爷，也是到日本留过学的，最开始他想学医，拯救像他爸爸那样需要治疗的人的身体（他爸爸身体不好），后来他发觉呀，光把一个人的身体调理得棒棒的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就这样讲啊讲啊，话题越扯越远，战线越拉越长，越来越显得旁若无人，仿佛我这个叔叔犹如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具有“征服癖”的伟人，为了展示自己的博学广闻，一个下午就生出无数智慧的翅膀，宛如无限宽广不受阻遏的飘渺思绪，飞越西洋，东洋，最后呢，翩飞着思绪的翅膀，盘旋在印度洋与中、西亚的上空，想起了许许多多人和事：想起了沙漠的风涛与雪岭的苦寒，想起了帕米尔高原的壮阔，想起了张骞通西域的传奇与丝绸之路的开辟，想起了万水千山的征程，想起了那些如今早已被世俗的人们遗忘了的——大无畏的灵魂…… 这就要说到梁启超先生那篇《中国印度之交通》，但我更喜欢他另外一个题目，《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魏晋时期，我国许多“求法高僧”为了亲炙原典佛学，不想再从西域间接接受佛学知识，因其“或篇章不具，或传译失真”，且“东来僧侣，多二三等人物，非亲炙彼土大师，末由抉疑开滞”，于是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公元二六0年），颍川人朱士行首先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壮伟的一幕，是为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于是乎积年之‘潜在本能’，忽尔触发，留学印度，遂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Periodical Movement）。此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而运动之总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辽教版梁启超着《佛学十八篇》之“中国印度之交通” 97页） 让我们先看看当时路途的艰险。据梁氏考证，当时中印交通计有六条路线：一，海路。由广州、安南（越南）、青岛经过爪哇、锡兰等国到印度。二、三、四皆从西域经陆路到达印度，五，吐蕃尼波罗路。由青海入西藏经尼泊尔（尼波罗）入印度。六，滇缅路。 但基本上由海路求法的较少，因为当时中国无定期航行之船，而像广州这种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瘴疠之地，中原人视为“畏途”，到此候船的话，动辄一年两年，而且能否成行尚是未知之数，而苻坚后秦及拓跋氏元魏时代，当时西域自玉门至吐火罗在政治上“几为中国之附庸区域”，所以道路比较畅通，到了北齐北周分裂时候，突厥强大后对于隋朝形成一种威胁，于是障隔了一段时期，等到唐太宗时，西域、吐蕃，又开始“两路并通，游者恣其所择”起来。 但是陆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前面说得是人事的障隔，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也是同样可怕，无论海路陆路，对于这些奋厉勇往、备历艰险的“灵魂探险者”来说，那些路途上的种种不便，都仿佛形象化为《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了，“无论从何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124页） 且看与玄奘同为西行求法界两大人物的东晋人法显怎么描绘他的艰险路程吧，在他那本被欧美学者尊为学界鸿宝的《佛国记》中，有这样的段落，“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同前），又如慧立《慈恩传》所形容，“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卷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几将殒绝。”（同前） 第二难关，则是度越葱岭。葱岭冬夏积雪，地势险峻处如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所以当时“智猛结侣十五，至葱岭而九人退还。”（125页） 第三难关，则帕米尔东界之小雪山也。“小雪山瘴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辗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料检同侣，失十二人。”（同前，梁氏引自《昙无竭传》） 写到这里，梁启超也禁不住胆战心惊起来，“此等记载，我辈今日从纸上读之，犹心惊胆裂，况躬历其境者哉！”（同前） 其实海路也不过“小巫见大巫”罢了，一样的艰辛苦楚。因为当时这种非“官派”的船只大都很小，而且不好驾驶。 比如据《佛国记》法显自己的记载，当他东归时，漂流数岛，换了三次船，历时三年，在海上航行也差不多超过两百天。更倒霉的是，航途中遇到了风暴，一些船客认为是有和尚在船上的缘故，不吉利，商议着要把他们投入滔滔大海，喂鱼。（慕春按：原文非是，意译，下同，页数同前） 还有绝淡水五日的，遇到黑色风暴一二十天的，还有船破了弄伤了脚，于是“负痛而亡”的，以及遇到灾难“不争”，于是“随波而没”的，看来，大海只有在诗歌里去赞美，才能很不现实地彰显它的意趣，好比索马里海盗一样，只能在加勒比海被象征性传颂，所以另一着名高僧义净最初出发时候，曾约好的几十伴侣，刚一登舟就全部告退了。 更令人郁闷的是，就算你千辛万苦到了佛祖圣地，也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没有招待所予以接待。比如撰写《求法高僧传》序文的义净就这样说过，“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凄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不是每位求法的高僧都会受到玄奘那般对待的，不但戒日王敬礼有加，还特为他开场“辩学大会”，那可不亚于现在粉丝们的演唱会啊。 这些高僧们为什么要学詹天佑那样留学海外呢，要知道比起当年清政府煞有介事的官费留学，一路上为了前后四批每批几十个留美幼童之盛举而敲锣打鼓，渲染得是举国皆知，沸沸扬扬得很，生怕别人也就是洋鬼子不知道我们因为“西学东渐”，也要虚心向学了，预备立宪了，骨子里的顽固也可以借着这治标不治本的豪情壮举而在如碧波展翅的大船上逸兴遄飞了。 后来这留学风气就在政府与自强的双重鼓励下开始风靡了，严复到英国，胡适到美国，鲁迅到日本，傅斯年到德国……一个一个都与詹天佑的初衷相符，为的是救国救民，拯我华夏子孙于外忧内患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这些热血的青年们，如今想来，比起现在的什么什么“海龟”派，“镀金”派，还有“一去不复返”派，更能从精神上支持我们。 实在我也是苛求，无论海龟镀金还是一去不复返，毕竟都是多彩人生的一种自主抉择。我的脑筋太死，还忘不了旧时“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老套，总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外面学了点东西，是应该在更为“地大物博”的空间内施展自己的才智的，好比郁达夫那篇《归航》所谓，“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但是我受够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Ave Japo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呀！” 但是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在檀香山的华侨，还有抗日战争时那身在海外心系故土的侨民侨胞们，比如我非常崇敬的陈嘉庚先生，又让我想起，原来，任何事都不可一概而论的，有的人就是在国内生活着，也不过就是“尸余其气”罢了，比起在海外那些值得崇敬的人，恐怕也难得嗅出一点“人”的味道了，让人不得不掩鼻相向，呜呼！ 还是回到本题，跟着启超先生统计一下当年留学印度的高僧们的行踪及生死状况吧： 一，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四十二人。二，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十六人。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数难确指。四，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五，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六，留学中病死者六人。七，学成归国而死于道路者五人。八，归国后为第二次出游者六人。九，留而不归者七人。十，归留生死无考者多人，其数难确指。（117页） 再看看留学期间的久暂：悟空 四十年 智猛 三十七年 义净 二十五年 惠生 宋云等 十九年 惠日 十九年 玄奘 十七年 大乘灯 十二年以上 ……宝暹等 七年。 “又此种留学运动，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若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矣。然属于团体运动者亦不少，如法显等十人团，可为最初之探险队，成绩亦最优……然法显、智猛，皆结队往而一人独归，抑亦等于孤征矣。至于继业等之三百人，则以官费派遣，在此项史料中，殊不甚足为轻重也。”（118页） 至于他们此次留学以后的总成绩，那是专治佛学的方家感兴趣的事情，我只能说一句，成绩斐然。就不唠叨了，但我还是迷惑，他们付出这么多沉重代价，到底为什么？ 或者，梁启超先生，可以为我们做出尝试解答：“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艰险，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挂（原字为异体）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126页） 于是我也摇头晃脑，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揉了揉眼睛，那孩子哪里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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