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行者，多数走陆路，经甘肃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尔高原，过克什米尔，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数走海路的，经南海，过麻六甲海峡，到斯里兰卡和印度。以陆路一线为主，当时虽有商路可通，但困难重重。除了大漠与高山的险恶外，加上汉人求法僧侣多缺资财，不谙各地语言，只有少数人结伴前行，更加艰难。唐代义净描述自古以来西行的艰苦情形：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期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俱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实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遂使流离蓬转，牢居一处，身既不安，道宁隆矣？呜呼！实可嘉其美诚，冀传芳于来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序) 求法者艰苦备至，饱尝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劳顿积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于阗、高昌诸国；有些人久居他乡而归不得。见于记载的，则是不畏死亡，风尘仆仆在路途上的极少数人；更多人是齎志以殁，或永远的隐姓埋名了。在这些无以计数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够留芳千古的，以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三位高僧最为著名。 西行求法，先后达五百年，最热烈时期，也有两世纪之久，求法高僧多达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国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继朱士行之后，东晋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于蒐集经典者有支法领，师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于法兰与智严，寻访圣迹者有宝云、智猛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资卓绝，学养丰硕，所以能吸收异国思想，也善能参究佛典奥义。他们不只带回大批梵典，对译经事业贡献钜大，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于国外，并且把印度的天文、历法、医学、因明、工艺等传入中国。就隋唐时代而言，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大极深。西行者游历诸国的记录，如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所记西域及南海各国人种、宗教、文化、语言、政经、地理等资料，不只有助于当代国防军政的研究，并且也成为后世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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