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废他不容易：宫廷政治不等于历史

随便翻开一本中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书，内容几乎都离不开宫廷斗争。在中国的很多史书中，历史仿佛就是围绕皇帝周围的宫廷斗争，以至于有人夸张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宫廷斗争的历史。纯粹从现象上说，这个结论也有点依据。但是，把宫廷政治等同于全部中国历史，就会对中国历史产生错误的判断。
中国史书之所以偏重于记载皇帝周围的宫廷斗争，根本原因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的产生、延续、监督是最麻烦的事情，因为它几乎没有可依照的制度，用制度来约束皇权基本不可能，但是，皇权又不能没有约束，因此，官方历史，尤其是官方宫廷政治史，便充当了约束皇权的工具。
首先，历史书中大量的古代贤明君主可以提供给现任皇帝做参照。如果用别的方式规劝皇帝，除非出现李世民、魏征那样极个别的关系，大多都不容易让皇帝听进去。所以，讲讲古代贤君的故事，举几个三皇五帝的例子，可以让皇帝在接受属下建议的时候，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其次，皇帝也同样尊敬祖先，因此，在规劝皇帝的时候，拿现任皇帝的爸爸或爷爷说事，也比较容易产生效果。如果遇到皇帝胡来，直接批评可能不会有好结果，于是，类似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的故事便可以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的史书很多都是官方历史，因此，中国史书中大量记载的宫廷故事主要是给现任和未来的皇帝提供借鉴的。这种方式也是在没有办法对皇权采取有效制约时候的一种无奈之举。
中国官方史书中大量记载宫廷政治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大臣们的个人需要。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一个大臣即使再有才干，也必须处理好与皇权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到皇帝本人，也涉及到皇帝身边的人。因此，写史书的人和读史书的人，为了自己未来能够在政治中站稳脚跟，必须掌握很多宫廷政治的基本规律。所以，史书中宫廷政治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成为先人的经验。由于对于宫廷政治不能随便发表评论，所以，也造成了中国史书注重记载现象和事实，忽视历史评价的传统。
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个说法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但是，如何区分精华和糟粕并不容易。我认为，传统文化中最严重的缺陷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由于皇权的任何方面都得不到制度化的制约，因此，皇帝身边的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只能用历史上其他皇帝的故事，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方法好的一面是对皇权的制约终于能够借助历史而实现，但是，坏的一面是，皇帝往往因循守旧，少有创新。历朝历代，一般只有开国皇帝或者朝代建立不久的前几位皇帝能够有所建树，越到后面，皇帝越是被缚住手脚。因为，出于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人们总能从大量的历史记载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宫廷故事，呈现在现任皇帝面前，让皇帝无所适从。
出于给皇帝提供借鉴的需要，中国的史书便出现了大量宫廷斗争的记载，而很多历史的现实被放到次要位置。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万历十五年》20年前在中国出版时，一位国内的明史专家说：别人居然能把中国历史书写成这样！我搞了一辈子明史，还有什么搞头？其中的原因是，国内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总是脱不开皇帝身边的每个细节，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使用了大量被国内学者忽视的、与皇帝无关的历史资料，从而跳出宫廷斗争的角度，解读了明朝历史的一个侧面，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那段历史的全貌。
中国历史书大量记载宫廷政治的现象，也使得后人在读历史的时候容易产生误解。误解之一是，以为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都是皇帝个人的原因，而忽略社会现实的原因。误解之二是，把宫廷斗争简单等同于历史真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近代历史上，慈禧太后是一个被谴责的人。如果我们只从宫廷政治的角度出发，就容易得出结论说，保守的慈禧扼杀了晚清的改革和改良运动。如果我们跳开中国的宫廷斗争，就会看到，正是西方列强有意识地保住了慈禧的权力，目的是让中国更容易被操纵。没有列强的撑腰和默许，慈禧不敢轻易废掉光绪；如果列强支持光绪，慈禧早就完蛋了。而列强之所以不愿支持光绪，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经改革、改良之后强大起来，因为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列强们就无法在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这一切是我们在中国宫廷政治为主的历史书中看不到的。甚至连电视连续剧也津津乐道于各种胡编的宫廷政治，害人不浅。
学习中国的历史，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必须摆脱宫廷政治史的束缚，必须借助社会现实，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历史。宫廷政治中的中国历史是一个片面的历史。中国历史偏重宫廷政治的倾向，是为皇权服务的结果。这种倾向早期还不是很严重，司马迁的《史记》中还有很多非宫廷政治的内容。到了明朝、清朝，宫廷政治占据了官方历史的主要地位。如果我们今天依然用宫廷斗争史来解读中国历史，我们将看不清历史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