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芒德尔,与哈佛大学的教授费尔德斯坦、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教授拉弗等人在学术观点上逐渐走到了一起,一个被称为“供给学派”的经济学流派作为一种表面上与凯恩斯主义背道而驰的一个学派开始形成。 70年代,芒德尔率先对尼克松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了批评,针锋相对的提出了通过减税来增加供给,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这一理论,主张只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减少政府对资本积累和生产者生产积极性的种种限制,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供给,才能使美国经济摆脱滞胀的困扰。 芒德尔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美国经济的困难源于资本形成缓慢,从而导致劳动生产效率下降,进而使供给和需求在达到低水平的平衡之后,无法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资本边际收益不断下降,能源和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升,矛盾积累的结果就表现为没有需求的生产过剩。而此时,政府如果用需求管理的老办法向经济中注入购买力,不但不能使原有的低水平的生产结构得到调整,反而还会加剧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的积聚,从而造成新一轮更为严重的萧条。 通俗的说,在芒德尔看来,美国经济的问题并不在于生产的东西大家买不起,而在于大众想购买的东西美国经济生产不了。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从改变社会生产的结构,为老百姓提供那些所需要的产品入手。既然美国的产品都是美国公民制造的,那么制造这些产品的整个社会自然就有能力购买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于是乎,这就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派当中那条最著名的定律——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 芒德尔等人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之所以不能生产出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因为厂家无力进行新的投资。政府为了给那些没人要的过时产品当冤大头,就必须多征税。而没完没了的苛捐杂税使收入高的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既然收入越高,被政府开张税收收据白白拿走的越多,那么人们对节衣缩食攒钱投资或者低声下气的去银行冒险贷款创业也就兴趣索然了。 改变生产结构,需要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但有风险,而且还费钱。开发研究费用很高就不必说了;单单设备更新就会造成巨大的账面损失。因为原来购置的生产设备很可能还没有把购置的资金完全收回,就得被送进废品仓库。新的设备投资的确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从长远上看,使经济获得稳定持续增长的源泉的确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扩大再生产。 但问题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必须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冒险家式的创业精神。当有钱人的钱财被政府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拿走了一大半时,谁还有钱和积极性去投资生产更新技术呢?既然政府会想办法为您的废品找出路,那么还是省省吧。再说,即使你有勇气去发动一场技术革命,除了金钱的风险,你还得面临一些据说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各种繁文缛节的官僚机构所发动的充满敌意的审查和长期监督。 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速资本形成。鼓励大家投资的办法,是使富人们从增加的投资当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政府能做的就是减税。由此造成财政收入减少怎么办?答案是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既然投资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就业机会,那么为什么要用社会福利去养活一大批白吃饭的闲人呢?这样不但不公平,还会使愿意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进而造成劳动力市场紧张,而引发的工资上涨必将导致通货膨胀。这简直是犯罪! 还有一个问题,投资中的技术风险由谁来承担?答案是政府。政府必须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注入大量的资金。帮助企业度过技术不成熟的困难时期。国防订货显然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既能够提供技术进步的动力,而且更能说服纳税人把他们的钱财投入到技术先进的项目中去。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国防开支。 因此造成赤字怎么办?解决办法是发行国债。从短期看,如果美国有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她就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一个安全的国家对投资者总是有吸引力的。低风险高收益率的美国金融资产可以诱导美国以外的资金回流到美国。外来资金的涌入会大大抵消美国政府巨额赤字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压力,从而显著减弱甚至消除“挤出效应”。 从长期上看,发行国债也没有技术问题。因为首先,国家不可能破产。其次,国债所募集的资金将通过政府开支,尤其是通过国防订货转化为企业的财富,从而形成新的投资。这些投资最终将使美国政府可供征税的经济基础极大地增长。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从而最终达到财政收支平衡。也就是说,财政平衡的目标应该是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保持动态的均衡。那种“为了平衡而平衡”的教条应当被彻底抛弃。 从长远看,财政平衡的基础在于经济繁荣,而不在于量入为出。因此,作为基础环境和社会繁荣的维护者,国家应当把财政政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使自身的经济目标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为此要赤字就赤字,要借债就借债。只要这些措施最终能够帮助企业家实现资本加速积累,就没有问题。经济的增长本身就是债务偿还的保证。 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和古典主义者们同样厌恶国有经济。他们坚信“个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维护者”这一从亚当·斯密那里流传下来的信条。认为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但没有效益,而且还会产生腐败无能。因此,作为规则制定者的国家,一旦直接进入到微观经济生活中,介入到了提供公共产品以外的商品生产,那么私人企业的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专横的国家特权将使整个经济陷入毫无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低效率的泥沼中,正如我们在前苏联所看到的那样。因此,供给学派的学者们主张,国家最好还是从社会生产领域打道回府。这样一方面给企业家们施展身手让出更广阔的空间;一方面大力鼓励或者干脆用各种办法加速资本积累,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性的环境。 芒德尔和供给学派的其他几位大师的学术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一些政策主张:削减税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增加国防订货、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这显然都与里根的竞选口号不谋而合。经过有重大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不遗余力的宣传,供给学派的思想一夜之间成为了里根经济学的福音书。 在1980年的大选中,里根全盘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的理论基础。尽管在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供给学派不过是在政界支持下的暴发户,极其浅薄又缺乏系统性。但这个学派为里根政府的经济决策所指明的方向却并没有因为其学术地位不高而将艰难蹒跚的美国经济引入歧途。恰恰相反,他们开出的药方在有意无意之中为这个国家重新带来了青春和活力。 于是,一场足以和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的革新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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