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山西
汉唐论坛作者： 何 驽
2012年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60华诞，在这喜庆而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三晋大地上的考古工作，始终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行署文化局（现称临汾市文物局）合作中进行，这份久经风雨历久弥新的战友加兄弟情，不由得使人倍感温馨与安慰。山西队在三晋大地上的考古收获是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同仁并肩作战的硕果，同样也是山西省考古事业骄人成就的一部分。在此我们谨以简单回顾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在三晋大地上的考古工作历程，以志山西省考古所甲子华诞之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的前身是黄河水库考古队山西分队，成立于1957年。但是早在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就与文化部、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侯马晋国新田遗址进行首次发掘，这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境内的首次考古发掘工作。
1958年5～6月，黄河水库考古队山西分队，对芮城东庄村遗址进行了发掘，为探索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在晋南的发展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正式成立后，就在第一任队长张彦煌先生的带领下，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现称山西省文物局）联合开展晋南地区8000平方公里地区考古调查，至1963年调查中止，已发现遗址306处，其中包括襄汾陶寺、曲沃与翼城间的方城、夏县东下冯、曲沃天马-曲村等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遗址。不仅对建立晋南考古学文化谱系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展示出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区域考古调查的最高水平。1960年，山西队发掘了芮城西王村遗址，为“西王村三期文化”的确定首次打下了基础，推进了晋南史前文化谱系的探索。1960~1963年，山西队还参与了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考古队，对侯马东周铸铜遗址2、22号地点进行了发掘。
1974年，随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与夏文化讨论的升温，为了寻找“夏墟”，夏县东下冯遗址考古发掘启动，山西队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现称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发掘，至1979年发掘结束，确立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现在也有学者称为东下冯文化），发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仓城”。虽然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未能在“夏墟”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对于二里头文化在晋南地区的发展的认识，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1977年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后，为了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山西队便于1978～1985年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发掘了陶寺遗址7000平方米，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清理墓葬1300余座，其中大型贵族墓葬6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王权色彩和阶级分化特征初露端倪，震惊海内外。并确定了陶寺文化及其分期与绝对年代范围。
1984～1985年山西队与临汾地区文化局合作发掘了曲沃方城遗址，确定了塔儿山东麓陶寺文化中晚期的一处很可能具有中心地位的超大规模的遗址。1986年山西队发掘了襄汾大柴遗址，确定了临汾盆地的一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遗址。1987年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合作发掘了临猗程村东周墓地。
1993年为了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建设，山西队参加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的水库淹没区联合考古工作，发掘了垣曲东寨、古城西关、小赵遗址。1996年，山西队再次发掘小赵遗址，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分早晚两期。1997年发掘了垣曲寨里遗址。这些发掘对于深化晋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认识做出了积极贡献。
1998年3～4月，临汾行署文物局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一同抢救发掘临汾下靳墓地，发掘陶寺文化墓葬53座，时代为陶寺文化早中期。较大墓葬4座，中型墓11座，小型墓葬38座。前两类墓葬均随葬玉石器，多数墓葬有木棺、深壁龛和镇墓石。小墓有少量玉石器，没有木棺、壁龛和镇墓石。报告认为该墓地为尧都平阳提供了考古线索，标志着陶寺文化研究学术目标脱离了夏文化的探索初衷，也使我们对陶寺遗址群聚落等级制的认识更加深入，更为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玉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该墓地的发掘后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接续。
1999～2001年，山西队与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重新开展考古工作以寻找城墙，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确定。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其中南部中期小城1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判定。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2002年春季至2007年春季，为了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陶寺城址内部布局的研究任务，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引来了国内和国际学术界更加热切的关注。
2009～2010年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文物局组成“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区域调查联合工作队”，对临汾盆地汾河以东大约175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拉网式考古调查。发现和确定遗址或遗存点128处，其中陶寺文化遗址54处。初步弄清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宏观聚落形态背景情况是，以陶寺城址为核心的京畿区，分别被南北两区地方聚落群所拱卫。聚落等级制度的分层为超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聚落等五个层级。作为国家政体社会组织总体构架为都-邑-乡镇-村四级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结构，其中村级基层组织发育不全。陶寺遗址一开始便是都城聚落，并非从微型聚落，经小、中、大至超大聚落自发发展壮大形成。陶寺遗址群内部聚落功能存在着专业化倾向，如口岸、制陶、采石遗址，部分这类遗址很可能直接为陶寺城址提供相应的服务与产品。
2011年山西队与省考古所继续合作，发掘了陶寺城址外西北部的夯土基址集中区，确定了一处大型夯土基址IVFJT1，很可能成为陶寺城址外一个新的功能区。在中期城址内西南沟西村一带，揭露了新发现的内道城墙Q7、一处夯土基址、人工渠供水系统等一系列重要遗迹，为陶寺城址的手工业作坊区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一再显示出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陶寺城址的都邑功能。陶寺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完全具备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祭祀建筑各要素的先秦城址，也可称为最初意义上的“中国”——地中之国。
回首近60年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和临汾市文物局携手走过的考古历程，深感手足之情是我们在三晋大地上“屡丰年”的基础与保障。我们必将把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下一个甲子内营建得更加牢固而深入，共同携手，再创辉煌！
（《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日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