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寿命是一个衡量生命长度的指标，也是丈量健康的重要尺度。预期寿命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是联合国发布人文发展指标（HDI）三个影响因素中的一个，还体现在它正在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一个标准，因为预期寿命的延长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政府的重要使命。
健康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健康不仅关系个人福祉，而且还关乎民族兴旺，影响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自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立以来，提升公民的健康水平已被视为政府的天职之一，公共卫生政策也被看作是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体现，这些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为现代政府管理者所接受。
早在19世纪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R.W. Emerson）就宣称“健康是第一财富”，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坚信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改善公民的健康水平。这既反映出学术界试图将经济发展回归于人本身的努力，折射出敬畏生命的情愫，也揭示出衡量国民财富的关键并非GDP这样的身外之物，而是健康这样一些与人身密切相关的指标。这种观点显然不同于我们以往对经济发展的认识，而当我们将包括预期寿命在内的健康指标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制订、实施和考量之中时，无疑意味着政府职能向关注民生的一次重大转变。
相对于谈论生命的质量或健康的主观感受而言，预期寿命是一个客观得多的数量指标，因而由它引起的争论也较少。毕竟，受制于文化和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的人甚至相同国家不同的人，对于“生命质量”这样玄的概念注定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幸好，有了预期寿命这样一个能够说得清楚的指标，它使得比较各国的健康水平有了可能，也为衡量一国公民健康水平的进步与改善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除去预期寿命之外，衡量健康的指标还有多个。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衡量体系，婴幼儿死亡率、发病率以及疾病负担等等都被认为是衡量健康的有效指标。
从内涵上看，预期寿命等指标的重要性还在于，这些简单的数据实际上浓缩了太多的精华。因为预期寿命是多因素共同决定和作用的结果，因而它是一个极具概括性的综合性指标。例如，它折射出了一国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于是，凭借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等等。
通常认为，收入增加会改善健康状况。横向来看，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比生活在贫穷的国家活得更久和更加健康；纵向来看，与生活在物质匮乏时期的父辈比起来，当代人活得更加长久和更为健康。如果这样的关系存在的话，那么在改善健康水平和提高预期寿命方面，同样的收入对穷人的影响将远大于对富人的影响。于是，从富人到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无论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单个的国家内，都能显著地改善整个人口的健康水平。
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围绕预期寿命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谓如日中天，持续高涨。在经济学家眼里，人均GDP可以用来衡量不同个体生命的质量，而生命的数量即寿命则会影响到福利的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 Becker）曾领导一个研究团队，对不同国家预期寿命的差异进行了解释。他们巧妙地将预期寿命纳入到一个模型分析中，发现预期寿命能够很大程度上解释各国间福利状况的差异，寿命因素的影响在数量上是显著且重要的。
贝克尔等人特别强调健康水平的改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意义，指出经济发展的最终同时也是最后的动力体现在预期寿命的延长上。我们从大量的数据中也不难获得这样的判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预期寿命也越长，反之则反是。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在于，预期寿命越长，人力资本的积累也越多，因而对经济的长期推动力就越大。
贝克尔等人的研究还为人口理论著名的普雷斯顿（Preston）假说，即人均收入与预期寿命的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其研究发现支持了人均收入越高，预期寿命也越高的论断。依普雷斯顿的逻辑，当人均GDP水平较低即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预期寿命随着人均GDP增加提高较快，但提高的趋势将变得平缓。
中国大陆人均GDP较高和较低地区的预期寿命存在较大差异，预期寿命最高的地区上海与预期寿命最低的西藏相差近14岁，但在一定时期如1990-2000年间西藏地区预期寿命增加的数额却大于上海同期预期寿命的增加，这反映出预期寿命的提高在欠发达地区更加明显。这一结论的政策涵义是，政府应该大力增加对落后地区的卫生投资，以改善这一地区的健康水平，对落后地区的这种政策倾斜对提升整个国家的预期寿命效果更加明显，因而是值得的，也是富有效率的。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公民的预期寿命也在增加。不过，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曾公布一组令人不安的数字，它给出1990-2008年期间有关国家预期寿命的增加数额：中国5.1年，孟加拉国12.1年，印尼9.3年，越南8.9年，韩国8.5年，菲律宾6.1年，印度5.5年。对比发现，中国在这一时期预期寿命的增加是最低的，比印度还低0.4年。由于这一时期中国GDP增速远远高于这些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同期预期寿命的提高落后于周边国家这一事实，就变得异常令人寻味了。也许可以用下面的排比句打开这个谜团：中国预期寿命的增加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中国公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中国百姓未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显然，预期寿命增速的下降必然会影响中国人文发展指标的排位。联合国曾给出世界各国在三个时期，即长期（1980–2006年）、中期（1990–2006年）和短期（2000–2006年）的人文发展指数变化。数据显示，中国的长期进步最为显著，居全球第一位，表明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比较成功的。
在对指标进行认真对比后发现，世界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的故事情节并不一致。同样以人文发展指标来衡量，短期来看即在2000-2006年期间，中国的进步已落后于印度。考虑到人文发展指标是一个远比GDP来得更为完整和全面的衡量体系，于是，这一统计事实就颇值得我们玩味并重新反思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实践了。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提升，政府应该也能够对公共卫生实施更为有效的干预，并设法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如向公民提供更多安全有效且价格低廉直至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等。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体现，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全球20%以上的人口大国而言，设法提升和改善包括预期寿命在内的公民健康水平，无论是意义还是后果都是极其重要和宏大的，也应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当考虑到中国人健康素质的改善、预期寿命的提升和整个地球人类的关系时，这一使命还带上了神圣的色彩，而这也正是“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