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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得益于善于用人。在总结成败得失时，他曾有一番精辟的论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然而，无论是以历史还是现实的眼光看，刘邦当时手下的一帮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令人不舒服的缺点和毛病，尽管“随（随何）陆（陆贾）无武，绛（周勃）灌（灌婴）无文”，但刘邦能够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地使用，确乎不易。
对刘邦来说，张良的毛病在于“不忠”。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少负才名，有弟死不葬、毁家纾难、重金购求壮士刺秦为韩国报仇的壮举。不难想象，他是不会把刘邦这个出身农门小户且兼具一身土气和痞气的草莽英雄真正视为同道的。张良真正追随的是被秦灭国的韩王成，在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匡扶韩国的理想破灭后，出于为主报仇的义慨，才投奔了刘邦。张良对刘邦的忠和敬，都是很有保留和限度的，即使在助其成就帝业后，也是远离繁杂政务，与刘邦保持一种疏离态度。萧何也有毛病，就是名望过高。当时，萧何坐镇关中，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有关事项每次报呈刘邦，刘邦总是同意，允许照办。即使来不及报告，萧何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行执行。刘邦几次战役，弃军逃跑，当时萧何若稍有二心，便可置刘邦于死地。可刘邦就是用人不疑，没有半点戒心，萧何每次都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也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
刘邦手下其他人，多有“不贤”的毛病，典型的要数韩信和陈平。这两位股肱之臣，都是从项羽处投奔而来，陈平更是因在项羽处犯了重罪逃跑来的。此前，韩信有胯下之辱的懦弱记录，陈平有“盗嫂”的劣迹。但刘邦也是委以重任。及至后来帝业将成，韩信居功自傲，按兵不动，致使刘邦险些丧命，刘邦也能不计前嫌，封其为齐王，指挥整个战局。陈平被委任为监护三军将校之后，招致众将非议。刘邦反而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此后，方有陈平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的伟业，他也成为西汉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
成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即使寻常领导也心知肚明，但为何韩信、陈平在项羽之处得不到重用？为何古往今来总有“千里马易得，伯乐难求”的哀叹？为何总有一边人才闲置一边苦找人才的尴尬呢？原因在于，对于领导而言，人才除了具有对自己有用的才能外，他们往往还有“要价”很高的利益需求，还要有合适的岗位和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人才往往还有着很多性格和人品上的缺点，如自命不凡、好高骛远、放荡不羁等等，甚至有令时人世俗难以容忍的怪诞行为。而且，他们也不是万能的，在有一技之长的同时，其他方面甚至很低能、很糟糕。往往优点越明显，缺点也越明显。因此，善于使用人才，不是仅仅具有一般性的认识就能轻松做到，而是要求领导者必须具有宏大的容才之量。
俗话说，“越是没有人才的地方，越是压抑人才的地方。”相对于人才的毛病，领导者往往又是有“洁癖”的，在这样的领导眼里也就没有了人才。一则思想洁癖，希望别人都能和自己保持同样的思想观点，容不得有不同的议论，更接受不了“异端邪说”。斯大林对持异议者干脆来个“大清洗”，致使二战初期差一点亡国。二则权威洁癖，领导者容易爱面子重威严，难以接受逆耳忠言，甚至担心别人功高盖主。刘邦倒是经常被谋臣、部将指责的，有的甚至言辞很激烈，但他都听进去了，也就成就了千秋伟业。三则标准洁癖，就是喜欢用一把尺子量人长短，须知人才并不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项羽也重人才，但他重的都是和自己一样能征善战的勇士。四则道德洁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用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准则去审视人，因而那些道德失范、行为失当、言语失态的人便早早被打入冷宫。这一点连刘邦也概莫能外，他一听说郦食其这样他平生最不喜欢的儒生来访，干脆泡起脚来，好好地轻薄了他一回。在有洁癖的领导者面前，人才自身的毛病往往会被放大。殊不知，在项羽的败军丛中、枯骨堆里，又有多少如陈平、韩信的大智大勇者，却被视为草芥，终生不得所用。
英国管理学家德尼摩提出，凡事都应有一个可安置的所在，一切都应在它该在的地方。知人善任才能成就事业。唐太宗在自己的著作《帝苑》中专门论述了他的用人之道，“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勿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要想营造人才辈出的局面，还得从领导者端正心态入手，用非常之道待非常之人，在识才、用才、护才上多下点功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