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奶奶，一个从没有见过，另外一个活在民国；前者是父亲的生母，后者是父亲的养母。但在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只有眼前这一个奶奶，这个民国奶奶。我之所以称她为“民国奶奶”，是因为她一生都在用民国纪年：“今年是民国哪一年啊？你过来帮我看一看。”“民国31年的时候，我们这里爆发过山洪”；“你爷爷死于民国39年”……她总是这样絮叨，而且越到晚年，她使用“民国”的频率越发密集，让我们身在“公元”却恍若隔世。
民国奶奶有一双金莲小脚，虽然不止三寸，但也不过盈盈一握。小时候，我非常好奇，却只是远远地看着她走路，从来不曾想过去看个究竟。直到我上了高中，才壮着胆量去接近它，端详它，并抚摸它们。每天晚自习归来，奶奶就让我将一盆热水端放在她面前，侍候她洗脚。在15瓦的白炽灯下，奶奶慢慢展开那层层叠叠的裹脚布，露出一双短促、尖细的脚掌。多么奇怪的一双小脚啊，五根脚趾紧紧并拢在一起，前掌与后跟板结着，中间有很深的凹坑，脚板上的皮肉坚硬硌手……蒸汽在幽暗的房间里腾涌弥漫，只听见奶奶哼哼唧唧地将脚掌伸进水盆，长舒一口气，然后开始絮叨她的“民国往事”——民国39年，一个名叫张德清的男人因为一段“不清白”的历史，被新政府投入了沙洋监狱，半年后因哮喘客死于牢房中……
水渐渐变凉，奶奶把一只脚移至盆沿，让我用毛巾帮她擦干，然后换成另外一只。剪刀早已备好。我抚摸着长满鸡眼的脚掌，一剪，一剪，只见无数的皮肉掉落在地上。“不疼？”我边剪边问。奶奶摇摇头，眯着眼睛，一幅很享受的样子。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无数个这样的夜里，我对民国奶奶和她的那双小脚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
同样是民国39年，深秋，我的民国奶奶迈着这样一双小脚步行五十多公里，独自前往沙洋监狱，此行的目的是给我爷爷张德清收尸。当她终于趔趄着到达那里时，人家递给她一顶礼帽和一根手杖，说是爷爷留下的遗物，尸体已经火化。奶奶问：骨灰呢？人家说骨灰都撒进庄稼地里了。于是，奶奶只得悻悻地，望了望那片一望无际、再望无垠的土地，抹了抹眼泪，然后带着那两件遗物，又趔趄着步行五十多公里回了家。
小时候我只知道民国奶奶和我母亲关系不太好，父亲夹中间左右为难。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奶奶才道出实情。她告诉我，我太爷张万山是个大地主，张德清是他的独子，自幼饱读诗书，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秀才。我父亲七岁那年，生母病逝，又过了几年，爷爷迎娶了民国奶奶。在充满战事和匪患的年月，我爷爷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传奇也最为混沌的一段日子。据说他能讲日语，为保乡邻一方平安，他常常在游击队（土匪）与日本人之间来回周旋。
民国奶奶为了让我相信她所言不虚，一口气给我列举了一大串仍然健在的证人，但随后又义愤填膺地对我说，就是这些人后来出面告发了你爷爷，说他“给日本人做事”。多年以后，我曾向父亲求证过这段历史，作为长期被党考察、受到爷爷这段历史牵连的“预备党员”，父亲起初避而不言，后来才说明了其中的原委，他说，说到底，都是因为你爷爷太过风流了，你奶奶年轻时长得很漂亮，爷爷在追求她的过程中得罪过不少人，因此引起了他们的嫉恨。
民国38年，县城解放，爷爷被稀里糊涂地收监。由于不适应牢房潮湿污浊的气候，进去半年多一点便病逝了。“政府并没有给你爷爷定罪，只是说他这段历史不清白，”父亲喃喃道。现在终于清白了，但这样的清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民国奶奶在爷爷去世后艰难地把我父亲抚养成人，及至父亲将母亲娶进家门，才把自己又一次嫁了出去。
我的民国奶奶改嫁到了潘家，成为五男二女的继母，这应该是民国43年的事了。在我从懵懂转向清醒的人生之途，我只很少见过几回她，因此我从未把她当作很亲近的人来看待，倒是她不止一次对我父亲说，每次见到我就让她想到了张德清，她坚定地认为“这是隔代遗传”。我没有问过她在潘家的生活是否如意，一大堆孩子要抚养，一大段坎坷不平的道路需要她用那双小脚去穿越，她走过田埂，街道，最后在晚年独自坐在了一盏晦暗不明的白炽灯下，把长长的裹脚布解开，又包上。
公元1987年我随武汉高校考察团前往沂蒙山区寻访“红嫂”，归来的途中路过蓬莱，我在一家小店里看见了一双金莲皮鞋，一下子想起了民国奶奶，然后找同学凑了点钱买了回来。这双黑色的尖尖小鞋是我送给民国奶奶买的第一份礼物，她说这也是她穿的第一双皮鞋。鞋子很合脚，她一直舍不得穿。
民国86年，这个名叫苏兰英的小脚女人终于趔趄着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这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沙洋监狱。她这一生总共养育了六男二女，没有一个是她亲生的。无论是在泥泞的田埂荒野，还是在青石板铺就的街衢巷陌，都没有人听见过她的脚步声。所以，我的民国奶奶有一副大嗓门，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就听见她喊着我的乳名：“尖子，快过来帮我看看，今年是民国哪一年？”（文 / 张执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