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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名画闹了“乌龙”？ 陈佩秋说《步辇图》，撩开古画真伪的面纱 对于古代画家的代表作，非得以“相传”或“可能”等字眼加以限定。艺术鉴定从来就是个伤脑筋的问题，若非作者本人，谁能言之凿凿，尤其是那些隔着数百上千年时距的古画。事情的复杂还在于，画作造假古已有之，有的是为了牟利，有的则是出于学习目的去临摹。
《步辇图》，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藏于故宫博物院，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经典作品，也是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它不仅在中国美术史的著述中屡被提及，还曾登上国家邮政总局选制而成的小型张邮品，可谓为数不多的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名画之一。不过，当代书画大家、鉴定家陈佩秋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步辇图》不是阎立本的作品，也不是宋人的摹本，因此《步辇图》在中国美术史的地位有必要进行一次重新认定，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重新厘定它的历史和艺术的价值。
这番“语出惊人”，并非陈佩秋先生一时兴起，而是她以细致认真的态度深思熟虑过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早在十多年前，先生就开始研究阎立本的作品了。近日，《名画说疑续编》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陈佩秋先生对于《步辇图》的进一步研究得以“留此存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正因《步辇图》艺术水平不高，陈佩秋才追究下去
饶有意味的是，陈佩秋认为《步辇图》不怎么样的看法竟与《石渠宝笈初编》将《步辇图》定为“次等”的论断不谋而合。
陈佩秋坦言几十年前看《步辇图》，只觉得它画得不好。这样的直觉与国外一些收藏家和学者很一致，他们认为《步辇图》与阎立本的另一幅名作《历代帝王图》相比差得太远了。在陈佩秋看来，所有鉴定，都应该从艺术性和艺术风格方面入手。就是因为《步辇图》的水平不高，自己才追究了下去。
阎立本（601-673）可谓唐代最富盛名的画家之一，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官至宰相，因而有着“丹青宰相”之称。阎立本善画人物、车马、台阁，尤长于肖像画与历史人物画。从以往的史书记载来看，阎立本的绘画，一是线条刚劲有力，二是色彩古雅沉着，三是人物神态刻画细致。现在一般被认为出自阎立本之手的画作共有4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者的情形；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共绘有自汉至隋十三位帝王的画像；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贡职图》与《萧翼赚兰亭图》，分别绘有各国使者向唐朝皇帝进贡的图景、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以巧计从和尚辩才处赚取王羲之书法名迹《兰亭序》的故事。
对《步辇图》的怀疑，陈佩秋说正是始于将其与《历代帝王图》对比。徐邦达、杨仁恺两位书画鉴定大家都认为《历代帝王图》画法精美，并且符合唐代绘画和壁画的风格，可能是阎立本的真迹。这幅画也的确符合史书记载中阎立本绘画的三方面特点。
对比时，陈佩秋参照的是由波士顿美术馆出版的《历代帝王图》。对于《步辇图》，陈佩秋则不仅反复看过原作，还依据上世纪50年代故宫出版的《步辇图》画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画册均印刷得精美而清晰，甚至为了方便人们的研究，将画作进行了局部放大。
结果，陈佩秋发现，《步辇图》艺术水平低劣，时代风格缺乏，与《历代帝王图》存在天壤之别，艺术风格笔致完全不同，无论人物造型还是绘画风格。历史记载，阎立本的绘画水平高得不得了。现在看唐朝章怀太子（武则天和高宗的第二个儿子）墓里面的壁画，它的绘画水平就相当高了。墓里的壁画是不会作假的，可以反映唐朝的绘画水平。《步辇图》怎么会画不过它呢？画画的决不是阎立本。
饶有意味的是，陈佩秋认为《步辇图》不怎么样的看法竟与《石渠宝笈初编》将《步辇图》定为“次等”的论断不谋而合。可见，乾隆皇帝也怀疑过它。一向喜欢在古画上题字的乾隆皇帝，竟没有在《步辇图》上留下任何题字或盖印。日后，末代皇帝溥仪轻易将《步辇图》相赠于人，就是信了这“次等”的论断，将其视为赝品了。只是，这作为“次等”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
艺术风格与时代特征让《步辇图》露出最大的马脚
在鉴别方法上，陈佩秋将科学的比对法与史籍的考证法相结合。她从绘画作品的艺术性入手，即画家的艺术风格、时代特征入手，同时对画家典型作品与被鉴别作品进行有关画、字、印、材质等科学比证。其中，《步辇图》仅在艺术风格、时代特征方面就存在若干疑点。
◆脖子上挂根绳子抬辇？>>>>>>
只见《步辇图》中，女子脖子上挂一根绳子来抬辇，陈佩秋认为此处是整幅作品最糟糕的地方。
陈佩秋举出中华古籍对“辇”和“步辇”的解释。“辇”，辇车也。殷商时用以载物，至秦，去轮为舆，改由人抬，始称“步辇”。“从来步辇（又名'舆’）就是由人手抬的，怎么可能由人在脖子上挂个绳子抬呢？而且，抬步辇也有方法的，左右各几个人，都有规定。”她说只有市井中的独轮车才挂一根粗的绳子，这是为了有一个支点，用来保持平衡，即使要套绳子，也只在后车轮上套。
《步辇图》中所绘之舆，在陈佩秋看来有许多简陋之处，绝非帝王所乘。比如通体无漆绘、无浮雕、无装饰；辇小得很，且无臂搁，如此一来皇帝出行坐在上面，似乎稍不留神就会掉下来；舆之结构差错，四足无横档木固定，舆足随时可摇脱；舆柄也过细，与舆体比例失调，无法负担舆体与乘者重量。反观《历代帝王图》，比如陈宣帝的辇由6个男子来抬，前后两个站中间的，是为了换手而安排的，四周由4名男子抬辇；辇的绘饰，亦是非常精致，上面有挂件，扶手是红的漆器，上面也有装饰用的挂件，与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汉成帝所乘肩舆漆画以及北京故宫的唐朝画家周昉《挥扇仕女图》的方凳漆画类似；辇的把手很长，上面可供皇帝搁手，是可以移动拿下来的。
阎立本身在宫廷，官至宰相，非一般民间无名之辈画家，对一些历史常识和客观事物以及当朝当代事件，应该是了然于胸的。陈佩秋认为阎立本所具备的宫廷常识反映在绘画上，决不会如此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女性充当挽舆之人？>>>>>>
以女性充当挽舆之人，原已违背人之常情。自有辇车、舆、轿以来，充当舆士的都是男子，由于先天的性别差别、体力差别，因而分工不同，这在砖画、壁画、卷轴画上早有证实。远的不论，只就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汉成帝所乘的肩舆、陈宣帝的腰舆、《清明上河图》中的九乘轿子和七辆独轮车、两辆双轮车、三两牛车，以及《晋文公复国图》中累见的辇车，它们的舆士皆是男子，而这些绘制，皆是唐代本朝以及前后朝代的制作。
况且，陈佩秋发现《步辇图》挽舆的9名女子，从服饰的打扮来判断，与宫女完全不同，倒像是舞女。这一点，瞧瞧唐朝李贤墓、李重润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画的宫女打扮就知道。“以舞女充当舆士，如果有也只有荒唐无道的国君才有可能，只有在后宫嬉戏时命舞女挽舆，而不可能在行幸中让国人、朝臣亲眼目睹，更不会在召见外国使节时亮相。”
◆召见吐蕃使臣穿便装？>>>>>>
在《步辇图》中，人们看见唐太宗召见吐蕃使臣，竟然没穿朝服穿便装，并且一只左脚伸出袍服之外，露出袜子和圆口便鞋。这一露，也露出马脚来。
“这哪里是国君接见外国使臣的仪态和服饰。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犯这种错误。”陈佩秋说，在古代的绘画中，为了完美地表现帝王，一般都画皇帝穿着考究，一般也都画朝服。这点从《历代帝王图》可以看出，皇帝端坐舆上的仪态都是正襟趺坐，即覆盖在衣裳之下的盘膝盘腿，连陈废帝亦不例外。此外，皇帝的服饰和使臣的也有所不同，使臣有使臣穿的服饰和鞋。
陈佩秋也指出，《历代帝王图》中7位帝王朝服与敦煌初唐壁画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右下的帝王与群臣朝服相比，其服饰规格画法和色彩相当一致，都是戴冕旒、著青衣、朱裳、曲领、白纱中单、大红蔽膝、大带，以及足登有小牌坊形翘头勾在裙外的朝鞋。
上述种种，说明伪作者没有对这些历史常识进行过研究，或者根本没有见过皇帝是如何站和坐的。
◆盛唐的宫女身体削瘦？>>>>>>
“画家的画和他的时代性是无法脱离的。”陈佩秋说，要鉴定《步辇图》，就要对阎立本其它的画和唐朝的人物画进行比较。
不妨先看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宫乐图》，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将其认定为唐人作品。盛唐人的脸是肥肥的，这从《宫乐图》中可以发现，人物的脸上，圆脸线条画得结实，人物的手，一笔一笔的，随便哪张脸和哪只手，线条都很厚重。再看《历代帝王图》，人物也是圆圆的，是初唐时的画法。此外，在唐人的壁画中，眼睛都是比较阔的。
而《步辇图》的女子都是小眼睛小鼻子，身体很削瘦。陈佩秋坦言这种风格在唐宋时的画里没看见，要到明清才出现。明清人物画一般是细眼睛小鼻子，身子弱不禁风，不过明清唐伯虎、仇英等人画的仕女尽管躯体瘦削，线条还是挺拔的。《步辇图》从线条上来讲，也画不过这些明清一流的画家，线条僵硬，甚至人物的眼睛都画得模糊不清。 真假之争是古代书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
五代 徐熙《雪竹图》
《雪竹图》是一幅没有题款的绢本画，以墨为主，工整精微而写实。描写江南雪后严寒中的枯木竹石。画中大石右侧的竹竿上有篆书倒写“此竹价重黄金百两”8字。此图原为近现代著名书画收藏家钱镜塘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
对于这幅《雪竹图》，上世纪70至80年代两位鉴定大家就存在意见上的分歧。谢稚柳鉴定此图出自五代南唐画家徐熙之手，强调书画本身的“笔墨风格、特性”的鉴别。而徐邦达认为，此图早不过南宋中期，晚可到元明之间，因此不会是徐熙或徐派画作。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以书画作品的用笔为首要地位，兼以其他辅助条件综合论证，强调作品“可资对比”的互补性。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一直存有各种争议，这跟史籍记载资料少有关。在传世的宋代文史资料中，既无只字提到张择端，也没有《清明上河图》的其他记载。在记录历代画工的专著里，也找不到张择端的名字。
《清明上河图》现世后，各种仿作纷纷出现。仅1945年从末代皇帝溥仪手中截获的就有4本之多，一时之间《清明上河图》真伪之辨甚嚣尘上。直到1950年冬，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库房的赝品堆里翻出有张著亲跋的《清明上河图》，经众专家鉴定，一致认定此本才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版本之争始才告一段落。
不过，还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真迹其实有两幅。张择端自从汴京被金人侵占，便和家人南下避难，因思念家乡，他又重新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幅真迹也流传至今。这一说法由于缺乏充分的遗存资料，没有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北宋 赵昌《写生蛱蝶图》
美国总统奥巴马游览北京故宫时，故宫博物院将宋代名画《写生蛱蝶图》的高仿复制品赠送给他。故宫博物院对该幅作品的介绍是：《写生蛱蝶图》卷，宋，赵昌绘，纸本，设色，纵27.7厘米，横91厘米。其实，《写生蛱蝶图》图卷上并无作者款印，不过，一般都认为出自宋代赵昌之手。
事实上，这幅《写生蛱蝶图》究竟是不是赵昌所绘是存在争议的。原因在于，画中使用了双钩粗逸之笔，而这和赵昌重傅彩而不重墨骨的画法并不一致，故也有人推断作者另有其人。而认定出自赵昌之手的依据是图上的印文。尾纸处有元代赵岩题诗，明代董其昌题跋及清代乾隆帝御题诗一首。董其昌在该图卷上题跋：“赵昌写生，曾入御府，元时赐大长公主者，屡见冯海粟跋，此其一也”，遂将此幅作品认定为赵昌所画。 （芮晴舟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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