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八年，匈奴派降将韩王信侵扰汉境，打到东垣（今河北正定县南）。高祖又率军前去征讨，韩王信掳掠一通，见汉军来了也就跑了。高祖回到洛阳，听到商人趁着和匈奴打仗的机会，抬高物价，尤其是粮食和马匹。于是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携带武器，不得坐马车，不得骑马，不得做官；不得买卖人口，已经买的一律无偿释放；商人的人头税加倍。（参见林汉达主编的《前后汉故事新编》上“和亲”）刘邦的这个规定，此前和其后，都实施过，差不多成为历代皇朝的惯例。我们都知道，近代西方崛起，就是商人政治地位的提升，经商致富成为从政的资本，连皇室都入股商业，与商人一起发财。但是，在中国，商人的政治地位比农民还低，官员有权有势，政治地位最高。我认为，中国——当然也包括与我们类似的文明古国——其所以两千年来，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与皇权至上导致权大于法、商人没有政治地位有直接关系。
是年，赵王张傲被贬为宣平侯，赵国并入代国，代王如意成为赵王。张傲是张耳的儿子，继承了王位。本来刘邦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张耳，只是还没成亲。当初刘邦白登脱困后，回来路上经过赵国，就把一肚子气撒到未来的女婿身上。赵王张敖本人到没觉得什么，一来他能当上赵王还是高帝的恩赐，二来也是自己的老丈人。可张傲的大臣相国贯高和大夫赵午等人觉得有失君王体统，就想谋害刘邦。他们背着张傲两次刺杀刘邦未成。贯高的手下贯三向刘邦高密，高帝下令把赵王张傲和贯高、赵午等人索拿至洛阳。审得实情，与张傲无关，就把贯高和赵午等人杀了，张傲也丢了王位。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刘邦死前的作为，已经证明了他早有撤销异姓王国的打算。
汉八年，刘邦苦于匈奴的侵扰，想不出一个对付的办法。于是就问刘敬。刘敬说：天下刚刚安定下来，将士们都已疲惫，不能用武力去征服了。冒顿单于杀父篡位，还娶了父王的妃子，以武力立国，不能用大道理去说服。应当从长远考虑，让其子孙世代为汉臣。只怕陛下难以做到。高帝问：我为何做不到呢？刘敬说：陛下若能把长公主嫁给冒顿，再陪送一大笔嫁妆，他就会让长公主当阏氏（皇后），这样长公主生的儿子就能当上太子。陛下每年把富余的财物送些他们，几年之后，再派人教他们礼节。冒顿是您的女婿，他死了，外甥就是单于。谁听说有外孙敢和姥爷抗礼的！这样就能不打仗而让匈奴称臣了。可是，陛下若舍不得长公主，让宗室或后宫女顶替，被冒顿知道我们不肯与之结亲，就没用了。高祖说：好吧。吕后不肯让长公主嫁给单于，高祖只好让宗室女顶替。让刘敬前往匈奴结亲。对刘敬的和亲之策，《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评论说：“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於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司马光已经看出了刘敬说辞的前后自相矛盾之处。谋划匈奴侵扰这等军国大事，刘邦不与张良、韩信及陈平等大臣探讨，却与一个“以口舌得官的齐虏”商量，着实让人不解，此其一。其二，对付匈奴侵扰，刘邦总是亲自出马，难道他手下就没有堪当大任的将军吗？或者说，那些将军领兵打仗的本事都不及刘邦？其实，自项羽被打败后，刘邦就对文臣武将不信任了。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就称病在家，张良也借口身体不适闭门装神弄鬼，为刘邦打天下立下大功的彭越和黥布也都在其封地享清福。最重要的是，刘邦当上皇帝后，就觉得自己哪哪都比别人强，总想显示自己的能力，所以才会率军亲征。所谓和亲，说白了只是给自己用财宝贿赂匈奴的一个幌子，实际上是让他们不再侵扰中原。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你为何还要刀兵相见呢？所以我们看到，在集权政体中，权力最高的皇帝总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他或者亲征，或者遥控指挥，结果却都是输。对付匈奴，和亲也罢，征伐也罢，就是一个实力对比，如果你打不过他，或者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和亲也不会阻止他的侵扰。与匈奴和亲之事，是在刘邦死后三年才促成的。宗主国给藩国送礼，也算是中国的一个创举。
汉十年，刘邦令阳夏侯陈豨为相国，统领赵、代军队守边。陈豨效法春秋魏无忌，广招宾客。赵相国周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邦。高帝让人抓捕代地陈豨宾客中违法者，拷问实情，自然就牵涉到了陈豨。适逢高帝的父亲死了，刘邦借此机会召陈豨入朝，陈豨借口有病不来。九月与王黄等造反，陈豨自立为代王。高帝亲率军攻打陈豨。此时，韩信手下有一人得罪了韩信，韩信欲杀之。这个人的弟弟就向朝廷报告说，韩信欲谋反。吕后用萧何计，骗韩信入宫，然后就把韩信杀了，还灭了韩信三族。这样，刘邦所封的八个王，已经死了两个，先是燕王臧荼，现在是由齐王、楚王贬为淮阴侯的韩信。
对于韩信之死，《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说：“世或以韩信为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擒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拒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闬旧恩，犹南面称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擒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可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在司马光看来，这出悲剧的责任是五五开，刘邦和韩信都有过错。司马光的观点当然有道理，而这道理就是所谓君臣之道。在我看来，正是这个君臣之道，才导演了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来不断上演的悲剧。所以，韩信之死，就不能仅仅归结于刘邦和韩信两个人的责任。萧何、陈平还有吕后能脱得了干系吗？这不是几个人的责任或过错，而是极权政治文化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