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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 在中国主流历史中，长期普遍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历史误解，因此，在写本书之前，有必要将这些误解一一澄清。 误解一：中国正史都是真实可信的 在中国人印象中，中国史官都像司马迁一样刚正不阿，中国史籍都像《史记》一样真是可信。在历史的可信度方面是，西欧是无法相比的。果真如此吗？ 与西欧的政府与教会严重分裂不同的是，中国一直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皇帝不仅是朝廷的君主，同时也代表臣民祭祀上苍。西欧历史由教会书写。教会与政府的分裂也使欧洲历史的书写者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也就能相对比较公正、客观地记载历史事件。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史官从未获得过这种相对独立的待遇，中国史官都是由皇帝指派，与皇帝有着奇妙的共生关系，本质上不过是皇帝捉刀代笔的写手而已。《史记》的存在应当得益于汉武帝的宽容，虽然他残忍的实施了宫刑，但他毕竟容忍了《史记》的存在和流传。 正是因为史官实质上是皇帝的写手，才使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沦为“帝王家谱史”：以帝王年号来纪元，以近乎流水账的形式来记载着帝王的一言一行和后宫轶事。历史长期的熏陶是可怕的，“百家讲坛”的兴旺，恰恰从一个方面说明，即使在已经以公元来纪元的时代，中国的所谓史学专家依然没有摆脱古时史官的窠臼：以研究、考证帝王、英雄的具体行为为己任，津津乐道于权谋和勾心斗角。 史官的地位决定了他叙史的立场是从君主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即使史官记载的历史是完全真实的，片面的角度也决定了所记载的史实是片面的真实。事实上，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中，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对前朝历史的歪曲和纂改是一直存在的。这一点在异族入主中原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尖锐的民族对立往往成为大面积纂改历史的诱因。特别是经《四库全书》的编纂之后，中国的历史已面目全非（详见《满清入关》）。 误解二：朝代的更替是进步取代了落后，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一个逻辑上偷换了概念的命题。历史确实是不断前进的，但这并不表明历史没有走过弯路。历史的进步并不简单的等同于朝代更替。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曾警告我们不要“用把已得胜的势力硬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法来造成一种（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性的表象”。在这一方面，中国历史学家却经常习惯性的犯这种错误。中国人虽然经常说“英雄不问出路”，但在历史上却绝对是“成王败寇”。失败者是不能原谅的，教训是需要汲取的。所以必须要用放大镜来仔细查找失败的原因，即片面的突出、夸大前朝某一方面的弱点，比如：君主的昏庸，朝廷的*，人事的复杂来证明的亡国的必然性和替代者的进步性。 判断某次朝代的更替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以君主的个人作为（比如道德和勤政）来作为判断的依据是非常欠妥的。比如，史学家们一直以宋、明两朝的君主的昏庸、朝廷的*、人事的勾心斗角来证明他们的灭亡和被元、清替代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我们先不论这种判断的标准是否科学，就像犯罪永远不会被禁绝一样，君主的昏庸、朝廷的*和人事的勾心斗角这些特征放在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里都是存在的，元、清两朝当然也不例外。至于将万历的荒淫与康熙的勤政来作“田忌赛马”式的比较更是经不起推敲。我们不能以道德的标准来判定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一种倒退，同样，我们不能以君主个人的道德来判定朝廷的更替是一种进步。判断朝廷的更替是否是历史进步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是一种相对文明的社会代替了相对落后的社会。具体而言：是否有利于技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若以此为标准，部落社会的蒙古、女真征服了农业社会的宋、明两朝明显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他们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接受中原的文明，迅速被同化也恰恰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但在这种征服和同化的过程中，部落文化仍然或多或少的得以保留，并留下烙印。这也是制约中国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自满清入关后，中国的技术和生产力就开始一直停滞不前，成为欧亚大陆东端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详见《满清入关》）。 误解三：中国一直是保守的、闭关锁国 在很多中国人印象里，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中国一直都是闭关自守，非常保守的。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很复杂，清朝的文字狱和现在历史教育的不作为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小自耕农与闭关自守并无绝对联系，因为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能为统治阶层带来巨额财富，只要不与钱过不去，统治者一般都不会拒绝对外贸易的。只有当对外贸易威胁到其最大的利益——自身的安全利益时，统治者才会牺牲对外贸易。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大中国对外开放的光辉历史。自秦开始，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严重威胁帝国的安全，秦帝国筑长城以拒之。余秋雨先生以长城来讥讽中原的闭塞心态，但在强大的邻敌威胁自身安全的情势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筑长城反而敞开门户来进行贸易？文人考虑问题总是过于简单，却贻误众人。与面对北方强敌态度迥异的是：秦帝国向东、向南一直扩张到不能逾越的海边，向西扩张到贫瘠的高原边沿。即使如此，秦始皇依然屡次东巡揭石，派遣方士出海寻丹。这些行动无不表明秦帝国的统治者积极寻求对外界联系的心态。到汉帝国时，强大的军事力量使中国得以控制西域，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中国的努力打通了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丝绸之路。随后的中国陷入长期的分裂和五胡乱华的动荡时期，在此按下不表。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开放程度举世公认。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唐三藏西天取经，鉴真东渡，表明中国不仅仅有对外的经济贸易，还积极寻求文化上的交流。到了宋王朝，由于丝绸之路的断绝，宋朝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中国商人移民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期的中国不再像丝绸之路的贸易那样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海上贸易的税收提供了政府岁入的五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在随后的元朝，蒙古帝国辽阔的疆域使丝绸之路得以恢复（注意：元朝与蒙古帝国不是同一概念，蒙古帝国主要有三个帝国组成，元朝皇帝忽必烈是名义上的大可汗），中国许多重要的发明传到了西欧，促使了西欧的崛起。明朝时期，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被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称为“伟大的相遇”（详见《明王朝》）。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宗教文化，科学技术上全面交流合作。中国的船队远赴西洋，甚至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1421：中国发现美洲》）。中国真正的闭关锁国是始于满清入关。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清朝，满清统治者出于自身民族的安全利益，全面限制对外联系（详见《满清入关》），闭关自守。这也是中国开始迅速衰落的原因之一。关于中国的对外历史，读者可以查看后面章节，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误解四：四大发明大都是玩物，没有得到应用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放鞭炮，发明的指南针只是风水先生的道具。这一荒谬的谎言为何得以盛行，此处不表。只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某位“专家”出来予以澄清指正，不能说不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这也是对中国热衷于研究“权术历史”的所谓“专家”的嘲讽。 事实上，中国是最早将火药应用到军事上的国家，马匹的劣势也迫使中国千方百计寻求技术的突破来弥补这一劣势。最早的热兵器的雏形——“突火枪”就出自中国宋朝，他用毛竹来做枪管。最早的金属管枪究竟是出自*还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得到考证。中国的明朝对火器的重视和火器装备的精良得到所有人的承认。最早的成熟的火枪也出自中国的清朝，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出于自身民族的安全利益严禁火器的发展，使得这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沦为皇室狩猎的玩具（详见《满清入关》）。关于中国火器的发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询《中国古代火器发展史》。 中国是最早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国家，早在宋朝时中国就用指南针来指引商船的方向，并能绘制精确的航海图（详见宋王朝）。*人学习了这些航海的技术发明，并传到西方，引发了西方殖民冒险行动。明朝时中国的航海成就和航海技术的领先性更是举世公认。笔者实在难以理解“指南针的发明只成为风水先生的道具”这一说法是何以出笼，并能蒙蔽世人如此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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