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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认识中，“小说”与“历史”是两码事，亦即前者属于虚构性质的文学作品，而后者则是属于写实性质的文字记录。但其实有一类被称之为“小说”的文字，并非虚构，而是实有其事，其真实性未必在那些被标榜为“历史”乃至“信史”的典籍之下，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当然是广义性质的笔记小说。或者说，这类“小说”大多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而其史料价值更是未必就在后者之下。我手边就有这样一套书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明代笔记小说大观》。该书收录了明人所撰的《寓圃杂记》、《菽园杂记》、《涌幢小品》14种“笔记小说”，共约260多万字。这些“笔记小说”的作者，有宫中太监，有朝廷首辅，有地方行政官员，还有学者文人等等。鉴于他们的身份的特殊性，因此，从他们记录下来的文字中，我们约略可以窥见昔日很多正史所不载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对于正史可以起到辨正与补缺的作用。举例说，众所周知，就明朝历史来说，“倭寇”为虐东南沿海乃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但是，昔日的正史中，似乎对于倭寇到底是怎么兴起的大都语焉不详。然而，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卷十二“海上市舶司”一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事实：一，官府实行海禁，给地方上的豪门大家提供了绝佳的发财机会，他们与倭寇暗地里多有勾连；二，最初之时，这些地方上的豪门大家与日本人也不过是简单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但到后来，随着贪欲的膨胀，前者对后者巧取豪夺，长此以往累积起的愤怒，让后者对前者忍无可忍，终于兵戎相见；三，对于这些事实，有些朝廷命官了解具体情况的，但是他们往往选择知情不报。同时，其它若干笔记中则告诉我们，所谓“倭寇”，其大头目多为华人，日本武士、浪人仅仅是其“麾下”并且所占比例十分有限。在黄瑜的《双槐岁钞》“孝子擢大学士”中，还有则“孝子登科”的故事，同样意味深长：一个叫权谨的人在外为官，把母亲带在身边照应。母亲患病，他希望上天让他代替母亲生病。母亲去世，他住在母亲坟墓旁的房子里，早晚哭泣祭奠，不近酒肉。他的事迹惊动了明仁宗朱高炽，最终这位没见有多大本事的官员竟然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而朱高炽明示身边之人对其予以重用的理由则是：能孝者必忠。——这句话，让我们对于历代皇帝为什么竭力倡导孝道，一些朝代甚至“以孝治国”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可是别有用心哪！在一些学者眼里，中国古代的很多笔记小说属于“野史”，或者说是具有“野史”性质的文学作品。但在我看来，“野史”虽然没有“正史”那样堂皇的名声，没后者那么好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中国历朝历代在替前朝“修史”之时，史官肯定是会顾忌到“皇家”的立场与好恶，因此也只能稳稳地站在后者的立场上，用后者的眼光打量前朝所发生的一切，并在记叙与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融入这一切，所以，从材料的选择到使用，自然不太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与真实。相反，“笔记小说”一类的“野史”的作者，鉴于他们与“史官”的身份有所区别，与皇帝与朝廷之间的距离可能拉得稍稍大一些，因此，他们对耳闻目睹的材料的选择反倒有可能没有“史官”们那么功利，其真实性或许更高一些。我对明朝历史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特点的认识，就因为读了这部《明代笔记小说大观》发生了些许改变。并且，我在读第二遍的时候，感叹与联想要更多一些。因此，假如我们想要更为真切、全面地了解明朝的历史，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那么，不只要看《明史》之类，还应该适当把眼光挪开，瞄一瞄《明代笔记小说大观》这样的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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