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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新疆的艰辛
有的人为了贬低新疆之役，将它说成一场“不过剿灭了几个土匪”的战争，似乎它的胜利是一蹴可就的，这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说法。如果没有那种“每一发兵，须发为白”的殚精竭虑，没有极其审慎缜密的运筹帷幄，而是“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实行李鸿章的那种“裱糊工作法”的话，新疆之役是绝对不可能取得那样辉煌的胜利的。
早在几年前清廷命令铭军开赴新疆时，李鸿章就说过，“以南勇出塞，开千古之奇局”，让淮勇去新疆，是非常不靠谱的。当时，李鸿章还断言：“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设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伊犁，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踹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铁路运输的先决条件，中国要想取得新疆之役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对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的现状望洋兴叹。
一些权贵早在战役之前就扬言：“我军甚单，敌势已固，即不惜添兵益饷，恐亦难收扫荡之功。”李鸿章更对曾经赞同出兵的淮军部属、时任江西巡抚的刘秉璋大发雷霆：“庸众无识，横加訾议，固无足怪。执事（刘秉璋）从军数年，当有阅历，洋务即毫无探讨，事理当略加揣度，乃尤大肆簧鼓，实出期望之外。”“尊意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盲人坐屋内说瞎话，我既知其不可复，不可守，自应预作一自守之谋。”
正因为如此，时人记述，“朝命甫下，人人皆为公危”。的确，收复新疆，是一项庞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情况复杂，国力疲惫，更有实力强大的反对派掣肘，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捍卫疆土的战争中，都是相当罕见的。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大论战之后，在左宗棠的坚持之下，有了新疆之役，并且将这场战争全部交给他一人负责，这样，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会异常凄惨，很可能身首异处、祸及满门。左宗棠从新疆回朝时遭到了大量白眼和排挤，那些反对派的势力可以想见，获得完胜尚且如此，如果此役失败，果真让那笔军饷打了水漂，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左宗棠个人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也就不难想见了。因此，对于左宗棠个人来说，这一仗的风险可想而知。
左宗棠说：“于此而力图恢复，挈二万里戎索之旧，还之职方；戢万千殊俗之民，渐以声教，正值寰区甫靖，财力久殚；内患虽平，民劳未艾，其难诚有倍拓疆之始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场战争所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具体的困难，就准备工作而言，即“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
出兵新疆之前，陕甘的战事刚刚结束，十几万的部队经过一场长期的战争，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休整和裁撤，才能进行下一场更加艰巨的战争。左宗棠没有那种用大笔军饷常年供养的属于自己的部队，刚刚出山时，那五千楚军是他自己亲手组建的，但随着广东战事的结束，便遣散了，此后，每次督师，部属都是七拼八凑、信手拈来，其成分、强弱、亲疏、地域和派系都非常复杂。李鸿章当时就对此评论说：“甘军想徐议凯撤归并，欠饷太巨，难保不滋事端。”
左宗棠对这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将原有的二百四十余营人马，裁撤到一百三十余营。由于部队的军饷长期拖欠，而当时的经费又极度紧张，这项工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究竟如何解决那些被裁撤士兵的军饷问题，没有看到十分详细的史料，但事后并没有出现李鸿章所预料的那种哗变闹事的情况，其间的经历则肯定不会太轻松。
李鸿章曾经说过，左宗棠手中没有精兵强将，拥有精兵强将的淮军尚且将新疆视为畏途，认为此役不可能取胜，那么，在左宗棠面前这一仗却变得轻轻松松，当然是不合逻辑的。李鸿章曾经有两万装备精良的铭军驻扎陕西，照道理，国家收复失地，应该派出最好的部队，即使刘铭传畏难辞职，那支部队还在，它的下落如何？
在李鸿章同治十年九月十八日（1871年10月31日）“复徐仁山观察”的信中说：“省三函称所部多不愿西去，如荩臣至彼，拨给二十营，告假者准给欠饷三月，愿去者亦为安家之费。陕台尚存十余万，可敷此用，毋庸后路另筹。”最后有十八营去了徐州，将二十二营交给当时在天津家中休养的甘肃提督曹克忠。曹克忠谒见李鸿章时，谈好以不去新疆为条件，这才离家走马上任。
十八营淮军调往徐州，按照李鸿章自己的话说，也只是“闲着”而已，同样无所事事，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清廷命令南洋和北洋各派三千人赴台，李鸿章则趁此机会主动要求六千人全部由北洋派出，在将徐州的淮军派往台湾之后，接着提出将西北的二十二营淮军内调。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十日（1874年7月23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说：“查甘省现早肃清，陕境防务已松，拟请敕下陕西抚臣，速饬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 这时，陕甘内战已经在上一年结束，收复新疆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拥有精兵强将的淮军却全部撤走，最后没有一兵一卒参加新疆之役。
一些著作中都谈到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士兵们扛着红薯行军的情节，这一情节被广为引用，其实是一种误传。这种误传的源头来自冯玉祥的自传，冯是这样说的：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陕甘民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陆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 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
冯玉祥对于这段历史并不清楚，他的父亲参加的是铭军，铭军根本没有一兵一卒因为左宗棠督办军务而开赴新疆，因此，这一问题的叙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本来四十营铭军在刘铭传离职时就有十八营被调往徐州，剩下的二十二营由甘肃提督曹克忠指挥，曹克忠在从老家养病赴陕西上任之前，就先跟李鸿章讲好条件：第一不去新疆，第二不归左宗棠节制。此后，他带领这二十二营按照朝廷开赴肃州的命令，前往甘肃西部。这一过程中，原本已经“就抚”的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再度反水，于是铭军无法在肃州驻扎，只好继续向西。按照冯玉祥的说法，士兵肩负八天食用的红薯，十五六斤的分量肯定是不够的，至少应该有四五十斤。从嘉峪关西行八天，在士气十分低落的情况下负重行军，不可能太远，大概只能走到安西一带，离新疆还有一段距离。这样的长途行军，连其中最强壮的人都受不了了，其他体质较弱的就更加可想而知，部队几乎哗变，曹克忠只得再次告病回家休养，这些铭军改由刘铭传之侄刘盛藻接管并从“新疆”撤回陕西。李鸿章的奏折表明，二十二营淮军于同治十三年六月间全部由陕西调赴济宁、徐州，无人留在西北，冯玉祥所称其父随铭军来到济宁，与李鸿章的奏折相符，而此时离新疆之役还有两年之久。 因此，冯玉祥的父亲参加新疆之役的说法，肯定属于叙述错误，而有些按照这种叙述所产生的冯玉祥的父亲当年参加新疆之役的说法，则只能是以讹传讹了。
李鸿章不仅在收复新疆前夕调走了铭军，还将另外一支他认为战斗力较强的由宋庆统领的毅军也通过他的私下活动调往内陆。光绪元年正月初七（1875年2月12日），李鸿章在给河南巡抚钱鼎铭的信中说：“西域粮运过艰，金、张、额三军已恐接济不及，宋军徘徊陇上，久成赘疣。若由尊处审度局势，抗疏直陈，以省毅军裹带供诸军饱腾为词，谅可仰邀俞允。鸿章前于议复海防疏内，曾力陈关外只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令饥溃。……乘机进言，无论准行与否，而事理所在，疆吏当迤迤持之，且豫库竭蹶，如此岂能分供两军之远役？”尽管当时毅军已有一千人已经出关到达哈密，但其余部队仍然被调回了河南。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一人敌一国的说法，广为流传，而光绪初年，既然新疆即将大战，理应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源源西去才合理，可实际上不仅没有任何部队前往支援，相反倒有数万“精锐”从西部纷纷东撤，做逆向运动，以这种事实跟所谓一人敌一国的说法作个对照，某些人拼命以这种理论为李鸿章叫屈，是否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尽管如此，却丝毫没有阻挡左宗棠进军新疆的脚步。他在组建出关部队时，仍然以湘军为主，将刘锦棠所部扩充为两万人。此时，刘锦棠年仅三十三岁，而总管湘军营务处的罗长祜，更只有二十九岁。左宗棠对于主力部队的将领做出这种安排，是具有深意的，在一次艰辛异常的远征中，如此年轻的将领，在体能上必然具有天然优势，这对于整个部队的士气和战争全局的胜负将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其他进疆部队，左宗棠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撤并。此外，建立了一定数量的骑兵和专业化的炮兵，并将大批枪支配备部队，对于进疆部队“所需添买骡、驼、马匹、皮棉衣裤、锣锅、火器、火药，应增筹军行粮饷、军需各项，转运、采制津贴各项，均应宽为筹备。”英国人包罗杰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筹措军饷，是更大的难题。由于各省协饷无法解决问题，不得不举借外债。这一问题同样遇到极大的阻力，并且饱受指责。
一些评论者对胡雪岩在承办这一业务时从中获利颇有微词。其实，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胡雪岩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赏赐，拥有红顶子、黄马褂等等荣耀的光环，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实际身份：他只是一名私营性质的商人而已，它的阜康钱庄，也完全是一家私营的金融机构，跟后来的招商局之类有根本的差别。在商言商，代理西征借款，对于胡雪岩的钱庄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私营钱庄免费为国家行为从事经营活动。胡雪岩的钱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既然付出了成本，就必须获取利润，否则，他拿什么来向自己的储户支付利息？难道那些储户可以因为他支援了收复新疆就放弃存款利息了吗？
商业利润的高低，往往跟其中的风险成正比，胡雪岩用自己的钱庄为西征借款担保，是具有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最终甚至使他如日中天的商业王国突然崩塌，和如此巨大的风险相比，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的获利堪称微不足道。因此，百余年来，对于胡雪岩借款利息过高、认为胡雪岩不应该在借款过程中收取费用的指责，究竟是否合理，是成问题的。
大量文章在谈到这一情况时，都举出常规借款的利息远远低于西征借款。但是，当时的西征本身胜负难料，对于外国银行来说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以常规利息根本借不到银子，因此，用通常情况下的银行借款利息来跟新疆之役的借款进行比较，同样不合理。
对于左宗棠来说，他本不愿意通过胡雪岩来筹借洋款，最后又不能不通过这种渠道，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出兵新疆之前，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将他的这种任命视为天赐良机，因为当时的西北并没有外国银行的分驻机构，只能去沿海地区借款，办理这种手续的，当然以当地官府出面最佳。但左宗棠在官场中受到政敌的暗中抵制，以往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得借款根本不可能，而沈葆桢则不然，他是左宗棠所举荐的船政大臣，由于在船政任内的出色表现受到提拔，担任两江总督，因此，这一次左宗棠满怀希望地请求沈葆桢出面，替他代借外债。
然而，沈葆桢却被李鸿章以同年的关系拉近，成为坚决反对出兵新疆的阵营中的一员。李鸿章于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6年2月20日）写信对沈葆桢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沈葆桢）耶？”
沈葆桢接到左宗棠的请求之后，不仅没有出面借款，反而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向清廷力陈反对借款、反对用兵。
沈葆桢说：“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认为，新疆用兵，难有了期，随着用兵距离越来越远，军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那时，既不能停兵，又不能让各省接济，也借不来外债了，新疆战局将骑虎难下，因此，出兵新疆是“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的愚蠢之举。然后，将这份奏折抄给李鸿章看。
李鸿章对于沈葆桢的奏折大加赞赏，在信中说：“钞寄奏驳开关借洋款各稿，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大足作敢言之气，倾服莫名。开关从缓既蒙恩允，农部必不再驳。惟闻部议初以不借洋债为然，枢廷因季帅锐意出关，未暇顾虑，其后独主斯议，是以闻公言不免逡巡回护，仍令季帅核复。季公误于谍报安集延有待其亲征投降之说，奉俞旨准借巨款，正拟月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渠向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高高地捧了沈葆桢一把。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李鸿章还是沈葆桢，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同一种判断上：“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
这时已是光绪二年二月，眼看就到大军出关的时间了，照道理，如果此前清廷决心已定，当然不能让西师枵腹出征，当沈葆桢拒绝借洋债时，应该立即进行驳斥，命令他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办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廷将皮球踢给了左宗棠，看他如何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慷慨陈词，说明利害：“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为己任，虽至陋极愚，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康熙、雍正两朝为之旰食者，准部也；乾隆中，准部既克，续平回部，始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也。今虽时易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个人邀功，而是因为“事顾有万不容己者”，只有收复天山南北，“拓边境腴疆以养兵”，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
左宗棠从兰州启程前往肃州之前，再一次陈明意见：“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戎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臣拜折即行，马步共二十九营，每营仅携四个月盐菜、马干就道。幸各处粮料、水草均已预备，师行无阻。当各营启行时，臣适逢谕旨准借洋款，士气甚奋。阅沈葆桢原奏，则未敢宣布也。”
光绪二年三月初一（1876年3月26日），清廷总算下旨称：“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唯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预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以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巨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功。国家经费有常，似此竭力凑拨，可一而不可再，万不可虚糜帑项，日久无功。洋款如何筹借？着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
本来，左宗棠仍然希望“应请旨敕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的，但这个请求显然被否定了，要他自行酌度，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结果，令李鸿章气恼不已：“左相洋债千万，幼丹（沈葆桢）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复核。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主持之，可谓谬极。”
新疆之役此时命悬一线，如果不是终于有了这个“可谓谬极”的决定，那么，必然中途夭折了。筹饷的过程是如此的曲折艰难，尽管最后一千万两军饷有了着落，但那份艰辛，就好像这些银子是被左宗棠拿去办自己个人的家事一样，上谕中非常清楚地指明：“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才会筹集这样一笔钱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别说这一仗打输了，就算战场出现僵局，双方相持不下，左宗棠的下场，都将是可想而知的。
在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凭私人感情，请胡雪岩借款。许多评论者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就不可能有收复新疆的胜利，这种说法的依据，就在于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在谈到这些经过时说：“频年饱尝苦况，事后尤为心寒”！
接下来的问题是筹粮。按照规定，部队一营步勇每月需粮三万四千斤，马队一营每月需粮七万二千斤，料三万七千五百斤。“西师”此时全军121营，8万余人，每月需粮380多万斤，全年4600多万斤。
在正常条件下，除了哈密、巴里坤有少量粮食可以采购之外，主要的筹粮地区应该在甘、凉、肃、安这河西四郡，清廷命令：“亟应由关内妥为筹划，源源接济”。
但是，这个“筹划”却同样绝非易事。因为这一带大战甫毕，此前张曜所部出关前往哈密，开抵玉门，只见“沿途经过村堡悉成瓦砾，地田荒废，其遗黎力能自耕者，不过十之一、二，余俱流离颠沛”，而关内的“甘、凉与肃向称腴郡，乱后人少地荒，物产消耗”。百姓的生产刚刚在恢复，还非常脆弱。当时，已经在这一地区订购了19万石粮食，但只收了14万石，有人主张加价收购，但被左宗棠阻止了。他认为粮价提高之后，“贫户无粮出粜者，买食为艰，青黄不接时无从设措”、“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实不可行。且新粮订买已多，民间搜刮殆遍。”“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何从出乎？”因此，他一方面严格制止哄抬粮价，一方面另谋出路，开辟新的粮源。
首先，他让已经先期到达哈密的张曜率领所部在当地实行屯垦，并且提出具体的管理办法，“每日出队耕垦，均插旗帜分别勤惰”，“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并且在收获时照粮给价，这样，“每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
他还要求张曜在哈密兴办民屯：“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收有余粮，由官照时价给买，以充军食。”“此时由官给赈粮，给种籽牛力，秋后照价买粮，在缠头既得残喘，且有利可图，何事不办？惟需用廉干耐劳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丝毫扰累，勿于银粮出纳时稍有沾染，则闻风至者多，而事易举。”
另外，则是广辟粮源，在包头、归化、宁夏甚至远至蒙古乌里雅苏台（今乌兰巴托）、科布多进行采购。此前曾经有俄国人来兰州考察，主动提出可以向西师提供粮食，左宗棠欣然同意，与他们签订了订购500万斤粮食的合同，从俄国的斋桑包运到古城前线。
在这样一系列的努力之后，之前看来难以完成的筹粮问题，终于圆满解决。
接下来的问题是筹粮。按照规定，部队一营步勇每月需粮三万四千斤，马队一营每月需粮七万二千斤，料三万七千五百斤。“西师”此时全军121营，8万余人，每月需粮380多万斤，全年4600多万斤。
在正常条件下，除了哈密、巴里坤有少量粮食可以采购之外，主要的筹粮地区应该在甘、凉、肃、安这河西四郡，清廷命令：“亟应由关内妥为筹划，源源接济”。
但是，这个“筹划”却同样绝非易事。因为这一带大战甫毕，此前张曜所部出关前往哈密，开抵玉门，只见“沿途经过村堡悉成瓦砾，地田荒废，其遗黎力能自耕者，不过十之一、二，余俱流离颠沛”，而关内的“甘、凉与肃向称腴郡，乱后人少地荒，物产消耗”。百姓的生产刚刚在恢复，还非常脆弱。当时，已经在这一地区订购了19万石粮食，但只收了14万石，有人主张加价收购，但被左宗棠阻止了。他认为粮价提高之后，“贫户无粮出粜者，买食为艰，青黄不接时无从设措”、“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实不可行。且新粮订买已多，民间搜刮殆遍。”“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何从出乎？”因此，他一方面严格制止哄抬粮价，一方面另谋出路，开辟新的粮源。
首先，他让已经先期到达哈密的张曜率领所部在当地实行屯垦，并且提出具体的管理办法，“每日出队耕垦，均插旗帜分别勤惰”，“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并且在收获时照粮给价，这样，“每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
他还要求张曜在哈密兴办民屯：“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收有余粮，由官照时价给买，以充军食。”“此时由官给赈粮，给种籽牛力，秋后照价买粮，在缠头既得残喘，且有利可图，何事不办？惟需用廉干耐劳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丝毫扰累，勿于银粮出纳时稍有沾染，则闻风至者多，而事易举。”
另外，则是广辟粮源，在包头、归化、宁夏甚至远至蒙古乌里雅苏台（今乌兰巴托）、科布多进行采购。此前曾经有俄国人来兰州考察，主动提出可以向西师提供粮食，左宗棠欣然同意，与他们签订了订购500万斤粮食的合同，从俄国的斋桑包运到古城前线。
在这样一系列的努力之后，之前看来难以完成的筹粮问题，终于圆满解决。
筹转运的困难更大。这些粮食的运输距离最远的达到5000公里以上，在当时非常原始的运输条件下，要将数量如此之多的军粮运往前线，困难之多是可以想见的，李鸿章早就说过，没有铁路，如此巨大的运输量根本不可能完成。
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曾经打造了许多大车，用去了大笔经费，此事遭到左宗棠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大车顶多只能在关内使用，到了新疆，需要翻越天山，在崎岖的山路上，根本无法通行，还有，一辆大车的最大载荷只有600斤，一人一骡，每头骡一天需要8斤粮食，车夫每天2斤，从肃州到巴里坤，要走上三十余天，大车在抵达目的地之后，还需要有返程途中的消耗，这样，所运的粮食将颗粒不剩。如果采用驼运，在口内每天需3斤粮食，昼牧夜行。到了口外，骆驼可以只食草料，即使到了很疲劳的时候，也只要一升料加少量盐巴就行了，并且一个人可以管5匹骆驼，食少运重，运输效率要比大车高得多，成本也低很多。另外，官府的大车，使用者不知爱惜，损坏率很高，即使在需要时雇用民间的大车，按照每百斤运输一百里给千四百文的价钱雇用民车，所需的投入就会小得多，效果也好得多。
为了解决如此巨大的运量和如此遥远的运输路程这一极其艰难的问题，左宗棠在肃州、哈密、古城、安西、玉门、敦煌、巴里坤、奇台、济木萨尔、吐鲁番等地设立了采运局和柴草局站，收储粮草，提供沿途的食宿和运输工具维修服务。另外，开辟了新的运输道路，不按照原有的从哈密翻越天山到达古城的路径，而是从安西直接经巴里坤到达古城。
左宗棠还根据历史记载，参考师行北路时筹办粮运的情况，又在归化设立北路采运总局，在包头、宁夏设立分局，将采购的粮食转运巴里坤。
另外，俄国也在光绪二年四月（1876年5月）按照合同运抵古城480万斤粮食。
为了完成极其庞大的运输任务，总共动员了官民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余头，骆驼29000头。就这样，经过一年的紧张运作，在战幕拉开前夕，左宗棠已经将四千余万斤军粮运抵指定位置，并在当年九月上奏，由于粮食问题已经“暂敷前敌军食”，“归化、包头、宁夏三局停止新采”。至此，事前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粮食转运问题，也已圆满解决。
然后，就是正确的战略方针的制定了。尽管事后人们将新疆之役的战略总结为“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只有短短的八个字，然而，这八个字却包含了对新疆全局情况的正确了解和分析，包含了许多“须发为白”的过程在内。
当时的新疆，形势十分复杂，在阿古柏的前面，有白彦虎、马人得的武装，在阿古柏的后面，则有英国、俄国的西方势力，错综复杂，诡谲万端。经过仔细筹划，左宗棠确定了这样的作战方针，在和部队将领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并让他们深入理解作战意图之后，各部到达指定作战位置，战幕徐徐拉开。
为了维护自己祖国的版图，中国士兵“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者。”他们要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跋涉于戈壁之中，肩扛重负翻越天山，在深及马腹的汪洋中泅渡，在遭受断粮威胁的情况下出击，他们的骑兵“四昼夜驰八百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接仗时犹复倍加抖擞”。在此期间，左宗棠本人一次次跟打算收束让步的意见针锋相对并战而胜之，直至抬棺进疆，宣示了自己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强敌决不退让的决心。就这样，中国终于驱逐了阿古柏匪帮，以锐不可挡之势，收复了天山南北，也收复了被俄国强占的伊犁。
在西师收复北疆之后，英使威妥玛借跟李鸿章谈判烟台条约的机会提出可否准许阿古柏“投诚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李鸿章回答“如愿乞降，可自行派人赴左帅处禀商。”威妥玛于是要求李鸿章向清廷报告自己为阿古柏“居间说降”的情况。
总理衙门便就此事征求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是天下古今有泰西而无中国也。”“帕夏（阿古柏）窃踞数城十余年，为我必讨之贼”，对于英国人的阻挠“自应置之不理。”
等到中国打开南疆门户，英人再度通过驻英公使郭嵩焘提出要求庇护阿古柏，希望让他“别为立国”。左宗棠更答复说：“安集延（即浩罕——引者）系我喀什噶尔境外部落……至保护立国，虽是西洋通法，然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兹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非常干脆地回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
俄国在出兵伊犁时，曾经许诺只要中国恢复了对于乌鲁木齐等地的主权，便将伊犁交还中国，可是，等到中国真的收复了天山南北，俄国人却露出了十足的无赖嘴脸，拒不归还伊犁。中国派出交涉此事的满族大臣崇厚，又是一个十足的窝囊废，在俄国人的威逼之下，签订了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伊犁条约。举国上下一致要求废除这个条约，重开谈判。
李鸿章主张接受条约，他认为“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不可谓无立约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侮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曲在我而师必不壮。”“崇厚所订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中国必自度果能始终坚持，不致受人挤逼，其必自度边备完固，军饷充裕，足资控御，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踌躇审顾，只能随宜设法，徐图补救。并宜稍示含容，免使他国闻之，长其效尤之计。”
左宗棠在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二日上奏《复陈李鸿章所奏各节折》说：“俄自窃踞伊犁以来，无日不以损中益外为务，蓄机甚深。此次崇厚出使，乃始和盘托出。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见应之，我退则彼益进，我俯则彼益仰，其祸患殆靡所止，不仅西北之忧也！”李鸿章“但顾目前，不敢用峻利之剂，则痞症与人相终始，无望其有病除身壮之一日。”坚决主张“先之口舌，继以兵威”。
清廷最终派出曾纪泽与 俄国重开谈判，而左宗棠则将西师分三路直指伊犁，自己也冒着四十度的酷暑，将大本营从肃州前移哈密。
按照德国人福克的记述，此时的左宗棠“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其眷属家人多未带至任上，惟一人在塞。”左宗棠自己在家书中则说：“连日苦心起草，体中时觉不适”，“忽吐鲜血数十口，尚未能止。”其中的甘苦不难想见。
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初，左宗棠在写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复信中，就谈到了伊犁问题：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观其口而夺其气……然既狡焉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署伊犁将军荣全）深入无继，景都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兵力本单，后路驻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苦无从着手。甘、凉、肃及敦煌、玉门，向本广产粮畜，自军兴以来，捐派频而人民耗，越站远而牲畜空。现仅存之民，已皮骨俱尽，屯垦之地，大半荒芜，年复一年，何堪设想！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域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筹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远袭之寇乎？”
左宗棠这个意见书，是在七八年之前就写就的，早已经明确表明了处理伊犁问题的原则，尽管敌强我弱，但是只要我方不示弱，仍然可以使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
俄国人本来以为只要虚声恫吓一下中国就会屈服，他们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了。然而，此次尽管一再要挟，中国却没有被吓倒，不但分兵三路，开赴伊犁城下，左宗棠还扛着棺材来到了新疆。由于中国“筹兵筹饷，叠见邸抄，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时有戒心，遣兵船以备战，增戍卒以防边”，中方谈判代表曾纪泽在这场谈判中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中国军方积极备战的强硬立场，则给了曾纪泽的谈判以极大的支持。当清廷召回左宗棠的时候，沙皇以为左宗棠到北京后一定会劝说清廷对俄全面开战，因此一再通过俄方谈判代表吉尔斯和布策向曾纪泽询问左宗棠进京是否“唆使构兵”去了，他们虽然不断张牙舞爪，实际上却外强中干，并没有在这时候发动一场对华战争的能力，于是俄国沙皇“谓有传闻左相奉召入京，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特别让谈判代表声明，这些话是“本国皇帝”说的，他们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修改了崇厚签订的条约。
这次改约,其实是相当侥幸的，如果俄国再坚持一下，那么，清廷在召回左宗棠之后，再下来就应该是对俄国做出巨大让步，甚至全盘接受崇厚签订的条约了。天山南北的收复，早已让清廷喜出望外，此时即使在伊犁问题上再吃亏，也算不得什么了，这是一个得过且过的朝代，朝中那些权贵，根本没有振作整个国家的愿望和能力。后来，中俄于光绪十年五月初五（1884年5月29日）签订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在谈判过程中，中方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力争按照两国当时实际控制边界划线，而俄国代表则坚持以俄国单方制定的红线划界，将三个中方管辖的地方划到俄国一边。清廷就否决了中方谈判代表的意见，以“边隅片壤未便再招俄使重勘”，“不必以区区一隅，致碍邦交”的理由，同意了沙俄的意见；再后来，在中法战争中，更是毫无积极抗争的愿望，导致了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清王朝到了这种时候，气数已尽，败像频现，无论什么人，恐怕都难以力挽狂澜了。
对于伊犁改约，美国人贝尔斯在他的书中说，“它是中国在１９世纪期间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值得注目的外交胜利。”英国驻俄大使德弗愣则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已经吞并的土地。”
就这样，中国保住了新疆，迫使俄国归还了伊犁。按照左宗棠后来的说法，在这次战争中，“常山率然势成，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舒卷，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象。”，“所陈数千里一气舒卷，虽但指新疆而言，其实则关、陇以至酒泉，自沪、鄂以至关、陇，何独不然。如琴瑟然，手与弦调，心与手调，乃能成声，此理易晓。”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演奏着这首坚决反击侵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修筑完整的国防体系的宏大乐章，这乐章，数千里一气舒卷，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刚强！
中国的西师，乘累捷之势，扫鸱张之寇，致远穷深，荡击千里，使那场之前被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最终以辉煌的胜利结束。
一个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１８９０年在他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这样评论新疆之役：“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他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价，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最卓越的。”
英国人包罗杰在他的著作《阿古柏伯克传》中评论说：“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毫无疑义，是一件近５０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
美国人贝尔斯则在他写的《左宗棠传》中评论，新疆之役“对任何国家，任何时间下的军队来说，都是一次相当出色的军事行动。”
到了本世纪初，美国《新闻周刊》更将左宗棠列为全世界过去一千年来的四十位智慧名人之一。
然而，在中国国内，上面这类看法往往会被认为是“拔高”，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新疆之役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肯定。
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如果没有那场新疆之役，今天的中国国家版图将会缩减六分之一的说法。其实，六分之一只是一个理论数字，这个数字必须建立在俄国得到新疆之后不会东侵的假设之上，但从近代史上后来发生过的一系列事实来看，这种假设只能属于一厢情愿的梦想。而一旦发生俄国东侵，要想指望李鸿章去赢得中俄对抗，同样只能是一种梦想，其结果必然会使中国失去长城以北的大片领土。在失去了长城以北之后，谁又能保证陕甘宁青藏这些地区能够安然无恙呢？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新疆之役远不仅仅是160万平方公里的问题，它的意义在于阻止了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
但是，由于李鸿章事前曾经坚决反对收复新疆并坚称中国出兵不可能取得胜利，战后如果对新疆之役的胜利予以充分肯定，这位号称“晚清第一人”的大佬在中国将如何立足？尤其是等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之后，拿什么来为自己开脱？因此，必然要制造种种舆论贬低新疆之役和左宗棠本人。在晚清官场，一个官员的处境如何，完全由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胜负和实力来决定，至于对国家版图的贡献之类，则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从新疆回朝，左宗棠便一直在压制和排挤之下度过，直到他人生的终点。而李鸿章制造的舆论影响直到今天也并未被真正澄清，前面我们看到的关于收复新疆阻碍了中国的海军建设、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等等奇谈怪论，就是很好的证明。
长期以来，在不“拔高”左宗棠个人的同时，一些人对新疆之役的军费消耗多有微词，在这种议论之中，有一个重要问题一直被忽视：新疆之役之前的陕甘战争阶段，曾经有过军饷大量拖欠的事实。
陕甘战争期间，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奏折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可以大致反映当时军费方面的实际情况：“所历关陇各地方，遍地伤残，白骨黄茅，炊烟断绝。不但民力无可藉资，且须急筹赈抚，俾延喘息。他如兵勇断饷，文武停止廉俸，已阅十年，均须随宜分润。主客各军，遇有缺乏，均须随时接济。道路已通，来往要差出其途者，地方无力供支，均须筹款代办。而驿站之急宜安设，城堡之急宜修复，固不待言也。至抚辑遗黎，安插良回，迁徙难回，督令耕垦，多设义学，尤当务之急。略举之仅止一端，备陈之莫能殚述。举百废于戎马仓皇之时，艰难拮据，不问可知。”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在奏折中说；“甘肃旧有各军，均照臣军每月发盐菜、发粮食、发寒衣、发转运费、发一月满饷。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故臣军每年初发满饷两月，继则发一月满饷，尚虑不敷。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随时随事加意撙节。截至十二年腊月底止，欠常年饷八百二十余万两，挪空恤赏银三十余万两，而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三千数百万矣。”
在陕甘战争结束之后，并没有对这一拖欠进行结算和清偿，而是将它顺延到了新疆之役，这两个阶段的战争之间，在军饷方面并没有一个严格清晰的界限。如果考虑到新疆之役的军费中，消化了或者包含了陕甘期间的一笔如此巨大的欠饷，那么，关于新疆之役军费过高的种种责难，应当不攻自破。毕竟那是一场大规模、远距离的战争，持续数年之后方告结束，没有一定的经费支持，任何人都是不可能完成作战任务的。
甲午战争期间，朝鲜的平壤战场，在日军只有两天给养，已经弹尽粮绝打算退兵的时候，淮军提督、平壤清军前敌总统叶志超挂出白旗，令日军喜出望外，并于当晚在清军溃逃时于途中进行伏击，除造成大量杀伤外，还缴获了火炮四十门、步枪一万余支，以及高级将领丢下的私产金块六十七块、金锭六十一个，这些金子装在十二个箱子中，另有砂金十四箱，日军还缴获了清军军饷白银约十万两。这些情况可以证明，尽管在战场上打起了白旗，将胜利拱手送给条件十分困难、已经准备撤退的日军，但这些中国军队的军饷是相当充足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由于军饷的原因。
至于新疆之役，则跟平壤之役的情况大相径庭，尽管具体的军饷供应情况，恐怕需要专家们的考证和分析，但这样的事实大概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收复新疆的西师三路大军统帅，战后全部在十分清贫的状况中度过，临终时全都买不起自己入殓的棺材。
北路统帅金顺，战后担任伊犁将军。伊犁将军一职本来是清代将军中最好的肥缺，历任伊犁将军因为那里天高皇帝远，可以竭尽搜刮之能事，离任时全都满载而归，要用许多车辆来运载自己的财物。但金顺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光绪十一年（1885年），金顺奉诏进京，途中病死在肃州，《清史稿》本传这样记载：“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殓。寮寀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
张曜是南路统帅，战后担任山东巡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有一部电影《武训传》，讲述了身为乞丐的武训常年乞讨，用自己的所得修建义塾，以使家境贫困的穷人孩子有书可读的事，这位乞丐得到了当时巡抚的大力褒扬，他的故事才得以广为流传，这位巡抚就是张曜。张曜后来还担任了海军帮办大臣，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他在山东巡抚任内为了补偿所部新疆之役中的欠饷，曾经向德国洋行借款七十四万七千余两，这笔巨款直到去世也未能还上，死难瞑目，他的个人家产，是一个负值。张曜“平生操履廉介，殊为人所难能。治军服官垂四十年，曾无寸产一椽之殖，既殁几无以殓，将吏环视，感泣失声。”
刘锦棠是中路统帅，也是进疆清军前敌总统，他在战后成为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一再以祖母年迈多病，请求辞职回籍探视，光绪十三年（1887年），这个请求终于获得批准。
收复新疆期间，“西师”的军饷曾经被大量拖欠，等到新疆收复之后，那些始终认为此役不可能获胜的人才没了口实，拖欠的军饷也陆陆续续到位。然而，此时战争早已结束，当年的士兵们，死的死了，散的散了，由于那时候的资讯、通信、汇兑、运输等方面的条件都十分原始，有相当多的军饷无法送达应该领取它的士兵手中。刘锦棠临行前，将所部剩余的军饷四百万两“辇致藩库，以备新疆缓急，而不以上闻”，自己则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中。这种情况，使他的婶母大失所望，怨怒交加之下大骂不已，竟然将这位战功卓著且身居高位的英雄“痛诟致病”。
刘锦棠的婶母是个什么人？她为什么竟敢如此痛骂当了封疆大吏的刘锦棠？
其实，这位婶母自己也有一肚子的苦水。她很早就跟刘锦棠的叔叔刘松山订婚，但刘松山一直从军在外，无法举行婚礼，不得不在家等了八年，看到女儿的年纪大了，实在无法再等，父亲只好带着她北上寻找夫婿，恰遇结束捻军之役从直隶返回陕西的刘松山，在河南途中草草完婚，然后，夫妻两人劳燕东西，匆匆别过。这位刚刚过门的婶母便去婆家等候夫君，谁知没到两年从西北传来丈夫战死的消息，她也从一个新妇突然间变成了寡妇，从此只能年复一年地打发着艰难的岁月。就这样又过了十七八年，好容易熬到侄儿衣锦还乡，满心欢喜的婶母原以为当了高官的侄儿回家后，可以使自己晚年安详荣华富贵，总算能够补偿一下自己遭遇的不幸了，谁知刘锦棠竟然一贫如洗，自己的满腔希望落了空。巨大的失望变成了巨大的愤怒，突然之间，婶母压抑了几十年的苦楚，一下子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都倾泻到了这位刚刚从新疆回家的侄儿头上。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首《新婚别》，虽不能跟老杜那首同名的千年绝唱媲美，却也同样哀婉曲折，谨转载如下：
新婚别
青梧集凤凰，女萝施松柏。贞妇贵殉夫，忠臣誓报国。妾家澧水源，兰芷沐芳泽。十年字君家，老望同偕百。粤蠢西南来，血染湘流赤。波荡五千里，东南失半壁。北风羽檄催，义旗湘营墨。夫子起戎行，转战江南北。天府策元勋，非常赐颜色。八年役于外，艰难同禹绩。未暇展墟墓，遑恤纳币帛。无何捻氛炽，苗乱乘其隙。夫子走中原，战不遗余力。君恩日以深，臣心日以迫。十万横磨剑，驰驱秦晋驿。潢池烽烟清，回战复孔棘。待嫁又十年，刀环无消息。妾颜不长红，妾发不长黑。母命南阳来，言寻望夫石。匆匆二载余，倚门对秋月。夫子忽来归，召募赴军籍。路出卧龙岗，惊问丑女宅。过时不盛举，草草未暖席。才此新婚宴，又赋新婚别。妾身不足惜，夫子远于役。临歧泪千行，死生不可测。师行花马池，平沙布万幂。城堡森戈甲，炮火飞霹雳。明月度关山，班马嘶笳拍。黄昏走沙尘，杀气薄霜雪。死人乱如麻，黄茅蔽白骨。陕回已惊魂，甘回终饮血。磊磊金积堡，郁郁狐兔穴。夫子策马来，士气弥激烈。战鼓东南催，发冲眦迸裂。飞炮洞左乳，坠马臣力竭。生当身报恩，死为厉杀贼。星落五丈原，罡风天地折。有庙峙灵州，有名炳金册；有侄在军行，有妻当户织。妾身未分明，何以谋燕翼。魂兮早归来，血泪湘江滴。暮雨黄鹄飞，孤鸣楚天碧。凄凉摧羽毛，长与蓬蒿没。
这首诗的转载者大概并不知道它所反映的究竟是什么事，因此没有具体说明，但笔者读后发现，诗里讲的，正是刘锦棠的婶母的故事。“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杜甫“新婚别”中那位主人公的所有痛楚，这位婶母大概都承受了，具体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杜诗中的描写。一个上将的遗孀，在经历了这样悲苦的人生之后，她希望能够得到补偿，有一个富足的晚年，这种心情应该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空手回家的刘锦棠却根本无法满足婶母的这种并不难理解的愿望。尽管刘锦棠身为封疆大吏，百战功高，但在这位怨气冲天的婶母面前，竟然无言以对，他只能默默忍受婶母的责难和埋怨，在天天连续不断的诉说和哭骂中度日，时间一长，刘锦棠终于病倒了。
一位曾经叱咤疆场的名将，就这样一直在贫病交加之中生活，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朝廷急需知兵大臣，诏刘锦棠火速赴京，他带病就道，刚刚走到湘潭便突然中风不治。人们打开他随身的箱子，里面除了几份关于时局的奏折之外，竟然跟金顺、张曜一样，也不名一钱。这一年，刘锦棠五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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