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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性格谈李氏唐朝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那是否可以将这个理论推及至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呢？本文就是企图与各位探讨这个问题。 唐朝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前期君主的文治武功更是 一：唐——胡汉结晶 唐代自古被称为汉文化的代表，其实不然。它是胡汉文化的结晶。李氏一家本来就是胡汉混血。“李渊出生贵族……母为鲜卑贵族孤信之女，与隋文帝皇后为从姐妹”因此李氏一家前期都与生俱来带有草原民族的勇猛善战的性格特点。以李世民为例：“世民之起兵之日以来，前后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虽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世民于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渊兵复震……”胡人的勇猛性格在其身上表露无遗，更为有趣的是：李世民的太子承乾十分喜好胡人文化，学胡语，吃胡食，并把自己的近卫军改组成为胡式军队，不过也因此李世民将他废了。这也充分表明了李氏的胡人血统深深地在他们身上遗留了下来；再者李世民也是第一个提出“夷华平等”政策的君主。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华夏儒家“尊华贬夷”的正统思想下，敢于提出“夷华平等”，这不能不说在一定称度上与他的胡人血统背景有关。 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百姓的情况。从“五胡乱中华”开始，胡人便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与汉人杂居通婚，后来也建立了像前秦、北魏这样的一统北方的帝国，因此，胡人在北方的统治陆陆续续的存在了两百多年。在这段时间中胡人不断的内迁，并破坏原有的农耕社会，特别是五胡时期，中原大动乱，十室九空，人口锐减。大量的农耕人口向南迁徙，这也就造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人口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的现象。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得知隋唐北方子民多半是胡汉混血，无论是在生活习惯还是民俗风情上都表现出了胡人性格特征：打马球、射击、摔跤，甚至文人才子也要腰佩刀剑李白就是个好例子。 至此，我们也可以说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胡汉文化的结晶。具有汉族性格，也具有胡族性格。 二：农耕于游牧 接下来，我们不妨将唐朝放到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当中来看一下，探究一下，民族性格对一个民族、国家命运的影响吧！ 从世界民族兴衰来看，一个性格特点强悍，进取，凝聚的民族，其生存机会就大，反之，柔弱涣散的民族即使拥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也迟早被淘汰。热尔曼蛮族入侵罗马，一扫罗马灿烂文明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草原民族长期生存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逐草而居，因此为了生存他们只能保持勇猛，进取的性格，而个人力量弱小无法与大自然做斗争，也使其保持了部落聚居的生活习惯，内部凝聚力强。而相反，农耕民族拥有广阔平坦的耕地，自然条件优越。这一方面有利于其创造高度的文明，但温室里长大的花朵经不起风雨的洗礼。优越的环境使农耕民族娇贵柔弱的性格，而其以小农生产为单位，自家耕自家地，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其封闭，涣散的民族性格。于是当游牧民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军事实力时，就能轻易的战胜拥有高度文明的农耕文明，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匈奴铁骑使堂堂大汉王朝不得不屈膝联婚,十万蒙古骑兵便可踏遍中原进军世界，建立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帝国，小小女真也能入住中原，统治中国数百年等等。 但可惜的是，这些王朝最终都很难摆脱走向灭亡的道路。从每个朝代的兴亡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即每个君主每个朝代都从励精图治，而走向浮华，怠惰，衰微，最终屈服于某一个性格勇猛的民族。而这个勇猛的民族的王朝又必将走向重复的道路。究其原因则在于民族性格的改变。原本勇猛的民族一旦落入舒适的农耕世界时，就无异于老鼠落进了糖罐里，而不能自拔。勇猛的性格一旦为舒适的环境所软化时，这个民族的命运就是它的前朝的命运了。唐朝前期辉煌一时，而何以霎时衰落？原因就在这里。从玄宗开始，宫廷腐糜，人民也同样被自己的丰腴生活所满足，整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勇猛，进取的性格。注定了走向衰亡，即使没有安碌山叛变也一样。 三：胡汉性格利弊 那草原民族是否就得保持原本的性格而不变呢？ 否也！ 须知与时俱进才是出路。草原民族在入主农耕社会之后，必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肥沃的土地改造成为牧场好呢，还是将自己的民族定居下来发展农业好呢？这是个难以拿捏的问题。两条路都有人走过，结果都失败了。简单说明一下。元朝就是将大量的耕地改造成为了其贵族的私人牧场。再加上长期的战乱，大批的农耕人口被杀或逃亡，大量的土地不是荒芜就是为游牧者所占，致使“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蒙古王朝刚建不久便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动乱局面。因此，忽必烈不得不正视现实，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田”，多次颁布诸王贵族不得因田猎践踏田亩和不许废耕田为牧场的禁令。这在一定程度上即保留了其原有的生活习惯也不会陷入农耕社会的优越“深渊”。蒙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也生存了下来，至于不久他又灭亡，那已经是后事了。而唐朝到了玄宗一代，农田基本代替了牧场，剩下的牧场只是为了供应边防的需要而由国家经营而已。因此其前人的胡族性格也变的一无所剩了。唐朝已经陷入了全面农耕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了。朝中无将，就连各地边防也不得不依靠于胡人，安碌山就是在这是趁机而起的。女真人的金朝也曾辉煌一时，而却仅仅数十年便全面农耕化，就连原是军事支柱的蒙安谋克户也只是“往往以田租人”，“收租而已”。于是在苟延残喘半世纪之后便在蒙古铁骑下黯然消亡。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其好于军事行动的习惯应不应该继续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唐久无战事，自玄宗一代开始便是朝中无将，边防大事也仅能依靠于离心力极强的番将胡将， 即使有郭子仪的存在，但也不能力挽狂澜，仅能勉强保其一时之命罢了。而且就在“唐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文化的时候”，边区的胡族已经兴起，吐蕃，突厥，契丹纷纷叛乱，“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游牧者有利”。唐朝如此，而元朝却相反。元朝是个穷兵黩武的朝代。其马背上得天下，马背上治天下”的理论一直贯穿于整个朝代。忽必烈戎马一生，74岁高龄还亲征海都叛乱。接下来的38年里九位皇帝也都在不断的平定大帝国的叛乱中渡过的。到了末代元帝虽想兴文教，但为时已晚，元朝已经在战争中千疮百孔了。不久也在农民起义中灭亡。 综上所叙，无论农耕性格还是游牧性格都不能让一个民族，长期繁荣下去。过于农耕化民族便软弱涣散，一打即垮，过于游牧化就将出现穷兵黩武，而被托跨。只有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才能创造辉煌，延续辉煌。唐朝前期就是文治武功并举，才能有四夷皆服，帝国的兴盛；清朝的前期也能“上马平邦，下马治国”因此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康乾盛世”。 四：结语——以史为鉴、性格决定命运 以史为鉴，方能去糟粕，吸精华。农耕民族史上功劳在于创造灿烂，游牧民族则在于延续灿烂。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 参考资料：黄仁宗《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教材《中国古代史》上下册、姜戎《狼图腾》、《旧唐书》《晋书》、《元史》 潘向南： 唐朝的胡性是有的。但经过隋朝后胡性已经大大减小了。唐朝玄宗时武备都由胡人处理，所以不能久安。"农耕民族史上功劳在于创造灿烂，游牧民族则在于延续灿烂"却是片面的。你只看到蒙古的铁蹄，却不见乌孙的弱小。只看到农耕民族的被动挨打，怎么知农耕民族也有对外作战的时代。"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至于建夷的黩武，则是征服中华后转移民众视线的方法。 junhai： 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那只是一时之事而已，而且这种叙述带有极强的主观性，不能客观的反映历史！ 我觉得如果没有胡人一次一次得进军中原，以及自身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两面临海，一面临高山，只有北部的游牧民族是威胁）中原就会在全面农耕得深渊利不能只拔， 意志消沉，性格自私软弱得中国人早已为他人所灭！
转自：北大史学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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