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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清末新政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在诸多研究中，对外国人如何看待清末新政关注不多。传教士一直不太关注中国的政治事务，但对清末新政却有较多论述和报道。新政时期，传教士对清政府、中国局势的看法不断变化。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虽认为中国更为开放了，但对清政府的看法依然负面。到1905年前后，传教士对清政府和中国局势的看法趋向积极。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倾向塑造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并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开放的新时代” 在传教士看来，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之后进入了“开放的新时代”。1901年1月，《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社论如是说：“中国，不管自身如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不能往回走了。”传教士明显感觉到中国人对待外来事物的心态更开放了。教会在义和团中遭受最惨重损失的山西，山嘉利（C. A. Stanley）细数了中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所有的阶层和几年前不一样了，更倾向要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市政和军事官员比之前更有礼貌，对传教士更尊重。”山嘉利感慨西方知识的传播，义和团的惨剧最终使得中国人厚古薄今的思想，“旧的总是比较好，古人留下的是不会错的”等认识摇摇欲坠了。 传教士在义和团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并不看好。在传教士看来，义和团运动是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唆使。1901年初，传教士不相信慈禧太后想达成和平的诚意，认为慈禧太后只不过是想把自己从尴尬、危难的境地解救出来，甚至有部分传教士上书美国公使要求还位光绪帝。 1901年后，科举考试改以策论试士，各省、州、府兴建学堂等都被看做是中国进步的标志。传教士渴望中国改革与进步，也感受到中国的变化。明恩溥（A. H. Smith）在1903年的《中国概况》中指出：“中国的庞大身躯掩盖了事实，这几年中国正在快速进步，即便是在只看到倒退和逆行的时候。”布朗（Arthur J. Brown）在1904年写作《古老中国的新力量》，专门有一章是“希望的标志”，列举了1900年后中国在教育、铁路、电报等方面的进步。传教士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同时看到中国进步的巨大阻力，对清廷给予太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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