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圣宇 [内容提要]
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汇集明清之际众多文人尺牍，具有重要价值，但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于其版本、编纂（包括成书过程、编纂动机、辑选标准、编纂方法、特点和缺陷）以及价值作初步探索，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 周亮工 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指《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汇集了明清之际众多文人尺牍，保存了鲜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不仅可从中欣赏优美的文字，借鉴古人尺牍写作的技巧，亦可从这些尺牍中挖掘珍贵的文学史料，考见文人行事，考察明清之际文学思想及其转型，文学流派之变迁等。同时对于周亮工等人的眉批[①]，目前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故有必要加以探讨。由于《尺牍新钞》三选卷帙庞大，加之周亮工等人眉批繁复，因此本文充其量只是挂一漏万的初步探索，期收抛砖引玉之功。 版本小议《尺牍新钞》，又名《赖古堂尺牍新钞》或《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此书笔者所知版本有： 康熙元年赖古堂刻本，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等图书馆藏。《四库禁毁书丛刊》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 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据贝叶山房张氏藏版排印。 岳麓书店1986年点校本。 上海书店1988年复印本，据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复印。 金溪周亮工选《尺牍新钞》十二卷，录明末清初诸大家书翰甚富甚精。时当文网綦严，明季诸贤诗文集被毁者不少，此书亦蒙其殃。右文之士，咸珍之秘笈。《海山仙馆丛书》覆刻之，颇有删削改窜处。民国初年，国学扶轮社亦争为之石印传世，惟所据赖古堂原刻本，甚有脱落，未为全帙。今据赖古堂原本，允可无憾。至其书选辑义理之精当，俱详卷首选例中。学人当自识之。此书行世，而后海内翕然奉为中郎帐中秘，遂有《结邻》、《藏弆》二续集之刻，今其书亦存，会当并付剞劂焉。[②] 笔者借助康熙元年赖古堂刻本与各本对比，发现确实存在某些差异，可据此将《尺牍新钞》分为两大系统： 一是赖古堂刻本系统。赖古堂刻本、国学扶轮社石印本、《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上海书店复印本均属此版本系统。《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虽号称“据赖古堂原本”排印，但脱漏了《尺牍新钞·选例》中“期于抒其所见而”至“质思衒价于捉刀”间300余字，恰为赖古堂原刻本中一页。上海书店1988年复印再版时，未能发觉，沿袭此错误。使用此两本作研究者，须加留意。 二是《海山仙馆丛书》本系统。《丛书集成初编》按照《海山仙馆本丛书》排印，亦属于此系统。此系统与赖古堂刻本系统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第一，首卷“熊文举”条和“纪映钟”条之间多出“王士禛”条，共九通尺牍[③]。第二，第九卷“余怀”条和“刘城”条之间删去“顾源”条[④]，将其二通尺牍（《答太初索画》、《寄云溪枯木寒泉图》）误归“余怀”名下。两系统之不同，可能源于《尺牍新钞》刻印后，不断增修之缘故。参见后文《藏弆集》初印本和增修本的分析。 康熙元年《尺牍新钞》问世后受到极大欢迎，此后不久康熙六年《藏弆集》、康熙九年《结邻集》相继问世。 《藏弆集》最早为康熙六年赖古堂刻本，其后有道光十九年北平雷学淦刻本。民国廿五年（1936）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据贝叶山房张氏藏版排印，号称据赖古堂原本排印。此后1947年，贝叶山房又以《明三百家尺牍》为书名再版。 《结邻集》最早为康熙九年赖古堂刻本，其后亦有道光十九年北平雷学淦刻本。民国廿五年（1936）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据贝叶山房张氏藏版排印。1947年，贝叶山房又以《明二百家尺牍》为书名再版[⑤]。 《藏弆集》和《结邻集》的近代排印本甚少，除贝叶山房本以外，笔者未见其他版本。但贝叶山房本虽号称据赖古堂原本排印，实脱漏甚多。以《藏弆集》为例，对照康熙赖古堂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以下简称清华本）发现不少问题： 第一卷清华本顾宪成有三通尺牍，而贝叶山房本无（称“无”者，为无此人名条目，下同）。 第二卷清华本安致远有十五通尺牍，但贝叶山房本少五通。 第三卷清华本宋懋澄有两通尺牍，而贝叶山房本无；清华本龚鼎孳有四通尺牍，后者少三通；罗孚尹有十二通尺牍，后者少一通；失名有八通尺牍，后者少一通。 第四卷朱一是有四通，后者少三通；尹民信有十二通，后者少二通；邓韍一通，后者无。 第六卷蒋鸣玉十二通，后者少一通。 第七卷严首升二十一通，后者少三通；赵贞吉四通，后者少两通；宋登春三通，后者少一通。 第八卷周圻九通，后者少四通。 第九卷张芳三通，后者少两通；释正嵒一通，后者无。 第十卷熊文举十一通，后者少一通；徐芳五通，后者少两通；章士纯十二通，后者少五通。 第十一卷张遗五通，后者少一通；盛时泰三通，后者少两通。 第十二卷陈弘绪十二通，后者少一通；徐世溥一通，后者无。 第十三卷王象春六通，后者少两通。 第十四卷程正揆九通，后者少三通。 第十五卷王岩三通，后者少两通。 第十六卷黎遂球四通，后者少三通；钱栴一通，后者无；王道通三通，后者无；尤侗一通，后者无；杨继芳一通，后者无；李日华六通，后者少一通。 总计《藏弆集》的贝叶山房本比清华本少六十五通尺牍，所以贝叶山房本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排印本。 那么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的康熙赖古堂刻《藏弆集》是否就完美无缺呢？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偶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赖古堂刻《藏弆集》（以下简称清华本）对照国图藏清康熙六年赖古堂刻《藏弆集》（以下简称国图本），结果意外发现两者居然存在极大差异。 如第二卷“安致远”条下，国图本比清华本多两通，分别为《答友生》、《与李乾一》。而无“胡介”和“张坛”条。 第三卷，国图本无“徐芳”、“周崇极”条，“朱一是”条下比清华本多一通《谢友人招入社书》。第六卷，国图本无“蒋鸣玉”、“傅占衡”条，而比清华本多“陈继儒”条，计四十五通尺牍。 第八卷，国图本无“宗元鼎”条，而多“刘绘”条一通尺牍。 第九卷，国图本无“徐允禄”、“徐缄”、“杜濬”、“盛于斯”、“申用嘉”、“申绎芳”、“王豸来”、“高兆”、“孙枝蔚”、“徐汧”、“释正嵒”等十一条，而有“方文”、“方氏孟氏”、“方以智”等三条，共计九通尺牍。 第十一卷，国图本无“魏裔介”、“陈玉璂”、“董以宁”、“胡周鼒”、“陈龙岩”、“邹祗谟”、“陈允衡”、“李清”等八条，而“钱谦益”条无《示从子求赤》，而有《答唐训导》、《答徐巨源》、《复徐巨源》、《与陈伯玑》、《与介大师》、《与方尔止》、《又》等七通。 第十二卷，国图本无“方孝标”、“李以笃”两条，而“陈弘绪”条下多出《答梅惠连》、《王在朋论文》、《上黄中丞》。 第十三卷，国图本无“胡周鼒”条，而“李焕章”条下多出《与顾宁人先生书》。 第十四卷，国图本无“龚鼎孳”、“余怀”、“孙汧如”、“徐芳”、“林嗣环”、“周在浚”等六条，而多“毛先舒”条（《与芜湖萧尺木》一通）和“宋珏”条（《答黄若木》、《又》两通）。 第十五卷，国图本无“胡周鼒”条，“王岩”条比清华本少两通尺牍，但“雷士俊”条多两通（《与施愚山》、《答李屺瞻》），“黄虞稷”条多一通（《再与冯讷生论读书》）。 第十六卷，国图本无“陈维崧”、“刘体仁”、“何平”、“苏惟霖”、“钱栴”、“王道通”条，而多“戚玾”条尺牍一通（《与盱眙令黄仲丹》）、“张贲孙”条多三通（《与谢全州论文书》、《寄杨司李秦中书》、《与门人戴大矩论文书》）。 在十六卷之后，国图本还有一卷“补遗”，有“申用嘉”、“申绎芳”、“王豸来”、“高兆”、“孙枝蔚”条（“补遗”中注明“以上卷之九”），“林嗣环”、“嵇僎”条（“补遗”中注明“以上卷之十四”）。 综上所述，国图本和清华本的《藏弆集》是两个差异极大的本子，但笔者发现两者之间有密切继承关系：国图本可能为初刻本，而清华本则是国图本挖改后的增修本。 如《藏弆集》卷之二国图本和清华本都有“安致远”条。国图本“安致远”条共有十七通尺牍。清华本则删去其中第十六通尺牍“答刘友生”，将其挖改为“胡介”条共八通尺牍，但为迁就行款（《答刘友生》占5个半页，而“胡介”条八通尺牍也正好占5个半页），清华本“安致远”条最后一通尺牍（《与李乾一》）只能排在“胡介”条八通尺牍之后。为此，清华本刊刻者特地在《与李乾一》题下又加小注，“系安静子札误入此”。但观察国图本，《与李乾一》与前面《答刘友生》，均为安致远尺牍，连贯而下，并无讹误。 卷之六，国图本有“陈继儒”条（共45通尺牍）为清华本删去，挖改为“蒋鸣玉”和“傅占衡”条（共计十三通尺牍）。“陈继儒”条，国图本共占23个半页，清华本为迁就行款，选择的“蒋鸣玉”和“傅占衡”条尺牍数量，也恰好占23个半页。 至于挖改原因，比较复杂。安致远《答刘友生》条观点较为激进，激烈攻击朱熹《诗经》和《离骚》注解的观点，似有离经叛道之嫌，故重印时加以挖改。但“陈继儒”条挖改原因未详，可能缘于陈氏尺牍已收入其集刊刻，《尺牍新钞》三选一向标榜“已刻一字不录”、“已刻一篇不载” [⑥]，因此重印时，周亮工或其后嗣进行挖改，剔除陈继儒那些业经刊刻的尺牍。清华本《藏弆集》中一些后来补充加入的尺牍，有的来源于国图本的“补遗”，但亦有国图本“补遗”所无的。这反映出《尺牍新钞》三选刻成之后（至少对《藏弆集》而言），在重印过程中，不断加入新获尺牍、去除不合时宜尺牍的动态过程。 前一篇：周亮工晚年焚書日期確考
前一篇：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一
后一篇：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二
后一篇：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三
后一篇：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四
后一篇：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