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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美］马克?格拉诺维特 提要：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本文关涉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程度。虽说通常新古典主义描述对此种行动提供了一种“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的解释，但试图使社会结构返回并以“过度社会化”方式去解释的改良派经济学家，却受到了丹尼斯．荣格（Dennis Wrong）的批判。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描述，就它们忽略了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而言，是背谬地相类似的，而对于经济行动的精巧描述必须考虑到其嵌入于此种结构之中。该论断通过对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的批判而得到阐示。 导言：嵌入性问题 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因为此种关系总是在场的，所以当其不在场时所出现的情境，唯有借助于托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之类的思想实验才能加以想象。大多数的功利主义传统，包括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在内，都假定理性、自利的行为鲜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诉诸于与这些思想实验相去不远的理想状态。在另一个极端中，则有我称之为“嵌入性”的论断：正在加以分析的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限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它们认定为独立的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误解。 本文即关涉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认为此种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愈加自主的观点，长期以来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已是主流的观点。这一观点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济交易不再由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定的。有时还进一步主张，传统情境正好被颠倒过来：经济生活不再沉浸在社会关系中，这些关系变成市场的副现象。嵌入性观点与人类学的“实体主义学派”（substantivist school）有关，特别与卡尔? 波拉尼（Polanyi,1944;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 和史学、政治学中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思想认同（Thompson,1971;Scott,1976）。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某些明显的联系。 然而，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承认这个由现代化而打碎了的嵌入性概念。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断定：较早社会的嵌入性在本质上并不比在现代市场中所发见的低水平嵌入更深。调门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确定的，他设定了“人性中……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特定偏好”（[1776]1979, 第一卷，第二章） ，并且假定因为劳力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所以商品必定是按其劳动成本的比例而交换的----正如在一般的古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 第一卷，第六章）。从1920年代起，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formalist）观点：为使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成为有用的，甚至在部族社会中经济行为也是充分地独立于社会关系的（Schneider,1974）。这一观点近来得到了新的炮制，因为经济学家及其在史学、政治学中的同路人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方面－－其大多落入所谓“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巢臼－－发展出新的兴趣，而且主张先前被诠释成嵌入于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的行为和制度，可以作为由理性的、多少原子化了的个人追求私利所引发的东西而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North and Thomas, 1973; Williamson,1975;Popjin,1979）。 我自己的观点与这两个思想流派都是背道而驰的。我断定经济行为的嵌入水平，在非市场社会中要比实体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更低一些，而且随着“现代化”而发生的变迁也比他们相信的更小一些；但是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又总是并将仍然是更为实质性的。我在此并不试图探讨由非市场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反之，我起步于对嵌入性概念的理论详述，其价值因而随着来自现代社会、当前对新制度经济学至为重要的问题而得到阐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何种交易是在市场中实现的？何种交易应归属于从等级制上组织起来的厂商？这个问题经由奥利弗?威廉姆森所启动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而被抬高到显著的地位。 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概念 我始于重提丹尼斯?容格（Dennis Wrong）在1961年对于 “现代社会学中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 抱怨----一个这样的概念：人对于其他人的舆论具有压倒一切的敏感性，因而服从共识地发展起来的规范和价值观系统的指令，通过社会化而将之内化，所以服从并不被视为一种负担。就此种概念在1961年地位显赫而论，它主要产生自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对霍布斯（Hobbes）所提出的秩序问题的认识，以及帕森斯自己通过超越功利主义传统（霍布斯也是其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人的原子化和低度社会化概念而化解此问题的尝试（帕森斯，1937,Pp.89-94）。容格赞同摒弃原子化的功利主义并强调行动者“嵌入于社会脉络之中”----这是霍布斯的思考中尚付阙如的关键因素，但也警告了夸大此种嵌入性的程度及其可能剔除冲突的范围： 唤起对于下列情况的注意常常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人们对其亲密伙伴在一系列情景下，特别是在接受了不当强调他人动机的那些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情景下，给予他们好评的欲望和为之而努力的强度。……例如，社会学家表明：工厂的工人对待其同行工友的态度，要比单纯的经济激励更为敏感。……批判此种研究的发现确乎并非我的意图。我的目标在于……尽管社会学家已经批判了以往在人类行动中挑选出一个基本动机的努力，但通过赢得来自他人赞同而达成合适的自我意象的欲望却仍然时常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占据这样的一席之地” [1961,Pp.188-89] 。 与之相反，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是与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动概念一道运转的，它持续处于功利主义传统之中。由假设界定的理论论断拒绝承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任何影响。在竞争性市场中，没有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引人注目地影响到总供给或总需求，或因而影响到价格或其它形式的贸易。正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注意到的：此种理想化的市场，正因它们是理想化的，涉及“一大批由完全信息供给的、在接受定价方面毫无特色的卖主和买主…无需各当事人之间的任何延长了的人类接触或社会接触而发挥功能。在完全竞争之下，没有为讨价还价、协商、争辩或相互调适留下余地，一定缔约的各种各样的运作者也无需进入据之会使他们彼此得到充分了解的循环和持续的关系之中”（1982,p.1473）。 人们久已认识到：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市场能够幸免于理论攻击，部分地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对许多人是有吸引力的。这一幸免的另一个较少为人所清楚理解的原因，则在于从经济分析中剔除社会关系，也就从理论日程中去掉了秩序问题，至少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霍布斯的论断中，失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摆脱冲突的社会和经济交易，是以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为基础的。但当个人被设想为既没有社会关系，又没有制度脉络时，如在“自然状态”中那样，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就是不大可能的。霍布斯通过添加专制权威结构而遏制这一难题。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古典经济学的化解方案是与之对立的：由于使强力和欺诈成为徒劳无益的竞争市场，压抑性的政治结构被判定为不必要的。竞争以个体交易者不可能操控的方式决定了贸易的形式。即使贸易者遇到了以失信和不轨为特征的复杂或难处的关系，他们也能够转向乐于按市场形式做生意的为数众多的其他交易者。社会关系及其细节因而成为磨擦问题。 因而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行动者彼此之间具有社会关系的事实，被处理为－－无论是不是全部－－阻碍竞争市场的磨擦障碍。在一段被引用最多的论述中，亚当?斯密抱怨说：“同一交易中的人们甚至为了庆典和娱乐也决少碰面，除非交谈的目的是反对公众的共谋，或是旨在抬价的奸计”。他的自由－放任政治对这一问题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他的确提议：废除诸规则，而要求所有同一交易中的人们公开注册；此种信息的公开存在“使那些否则就可能从不彼此知晓的个人关联起来，并且给参与交易的每一个人以在何处可以找到参与贸易的其它另一个人的方向”。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颇为古板的政策限制，而是社会原子化是完全竞争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认识（斯密，[1776]1989, Pp. 232-33）。 经济学家最近对“社会影响”的评论，将其解释为行动者获得习俗、惯性或规范的过程，它们是机械地和自动地接踵而来，与行动者所担负的理性选择无关。这个观点与荣格的过度社会化概念密切相关，反映在詹姆斯?杜伊森伯里的冷嘲热讽中：“经济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社会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不能做出选择的”（1960, p.233），也反映在E? H?菲力普斯?布朗对“‘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的描述中：将决定性当成导源于下列假设，即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因为这样做或是出于一种习惯，或是出于一种义务，或是“自然而然地去做’，或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或是正义的和公平的”（1977.p.17）。 但是尽管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有显而易见的不同，我们仍可注意到一个有巨大的理论重要性的反讽：两者都共同地具有通过原子化行动者而实现的行动和决策概念。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导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性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则产生于行为模式业已内化，因而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影响的事实。内化的行为规则在起源上是社会的，并没有将这一论断与功利主义论断严格地区分开来，在后者中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的泉源仍是开放的，为完全由共识地确定了的模式和价值观所导引的行为留下了空间－－正如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一样。对于秩序问题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解决方案，因而融解于其行动者的的原子化，远离于直接的社会脉络中。这一反讽的融合物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已可察见，在那里处于自然状态的不幸居民被原子化所带来的失序后果所压倒，心甘情愿地面对一个威权放弃他们所有的权利，随后就按照驯化的和高尚的姿态来行事。由于社会契约的机巧，他们突然从低度社会化状态直接倒向过度社会化状态。 当现代经济学家真的企图考虑社会影响之际，他们却按照上述引文所表征的那样，以过度社会化的方式将这些影响典型地表征出来。在这样做时，他们把社会影响是磨擦性的这样一个判断颠倒过来，但却坚持了有关此种影响是如何运转的概念。例如，在片断化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中，麦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 ）就辩称：每一个劳动力市场片断中的成员都以不同的决策样式为特征，而且在初级上层（upper-primary）、初级下层（lower-primary）和中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中，借助于理性选择、习惯和命令而做出决策，分别对应于工作者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低层阶级亚文化中的出身（皮奥雷，1975）。与之类似，塞缪尔?鲍里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他们对美国教育后果的描述中，也主张由于向每一阶级所提供的教育不同，所以不同的社会阶级会展示出不同的认知过程。那些注定要从事低等工作的人们被培训为规则的依赖性追随者，而那些将要被输送到精英位置上的人们则去上“精英的四年制学院”，其“强调适应于生产等级制中较高水平的社会关系……随着他们‘掌握’了一种类型的行为规则，他们也就或是被允许进展到下一类型的规则，或是被输送到生产等级制的相应层级上”（S. Bowles & H. Gintis，1975, p.132）。 但是这些关于社会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是非常机械的，一旦我们知道了个人的社会阶级或劳动力市场部门，行为中的任何其它事情就是自动的了，因为个人已是如此完好地被社会化了。在这里，社会影响是一种外部力量，就像自然神论（deist）的上帝一样，启动事物，并且就没有进一步的作用了－－一种潜入于个人头脑和躯体的力量（如同电影I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那样），改变了他们的决策方式。只要我们知晓个人是以何种方式受到影响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就与此无关了。社会影响全被包容在个人的头脑中，所以在实际的决策情境中，他或她就能够被原子化为任何一个人类经济因子（Homo economicus），尽管或许会有不同的决策规则。对文化影响的更为精当的（因而也是较少过度社会化的）分析（例如，Fine and Kleinman, 1979； Cole, 1979, chap.1），则澄清了文化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发生影响，而是一个持续运转的过程，是在互动中被建构和重构起来的。文化不仅塑造了它的成员，而且也部分地由于其成员的策略理性而为这些成员所塑造。 甚至当经济学家的确严肃地对待社会关系时，例如像哈尔维?列宾斯坦（Harvey Leibinstein, 1976）和伽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76）这类不同凡俗的人物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一成不变地将这些关系从其历史及相对于其它关系的位置上抽离出来－－即从可被称之为这些关系的历史和结构的嵌入性中抽离出来。人际关系在他们的论断中是极端样式化、平均化和“典型化”的－－全无特定的内容、历史或结构定位。行动者的行为导源于他们的指定的角色地位和角色丛，这样我们就有了关于工人和监管者、丈夫和妻子，或是罪犯和执法者等等彼此之间应当如何互动的论断，但是并没有假设这些关系具有超出指定角色所给予的、个体化的内容。这一程序正是结构社会学家在帕森斯社会学中所批判的东西： 将个体关系的特性归类于无所不包的概念方案中的次要角色，其与从终极价值取向导出的规范性角色指令的持久结构相比只是一种副现象而已。在经济学模型中，对社会关系的这一处理有一种背谬的效果：保护了原子化的决策，甚至当决策被视为涉及到不止一个个人时也是如此。因为被分析的一组个人－－通常是一对个人，但偶而也有较大群体－－是从社会脉络中抽象出来的，其行为也就与其他群体的行为，以及与其自己关系的历史分割开来而被原子化了。原子化并没有被剔除，而仅仅是变形到二元或更高水平的分析上。注意：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行动者排他性地按照被指定的角色而行动－－的使用，却贯彻了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观点。 对人类行动之富于成果的分析，要求我们避免暗含于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概念的理论极端中的原子化。行动者并不象原子那样外在于社会脉络而行动或决策，他们也不是奴隶般地坚守着某种脚本，这类脚本是由其偶然占据的社会范畴的特定交点为其拟就的。反之，他们的有目的行动的尝试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阐示这个嵌入性的观点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于经济行为的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路径。我首先将焦点圈定在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违法乱纪上，然后利用“市场和等级制”问题来例示嵌入性思想在分析该问题时的应用。 经济生活中的嵌入性、信任和违法乱纪 大约从19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先前忽略的信任和违法乱纪问题产生了一阵风的兴趣。奥利弗?威廉姆森指出：真实的经济行动者不仅忙于追逐自利，而且还忙于“机会主义”（opportunism）－－“运用诡计追求私利；惯于弄虚作假的代理商实现了交易优势，经济人……因而是比通常的追逐私利假设所揭示的更为狡猾和奸诈的动物（1975,p.255）。 但是这一论断指出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特定假设：人们仅仅是通过较有教养的方式去追求经济利益的。霍布斯的问题－－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主要地并非借助强力和欺诈去做，这怎么可能－－被这一概念偷换了。诚然，正如霍布斯清楚地看到的，在“自利”内在固有的意义中，并没有排除强力和欺诈。 这一假设之所以坚持下来，部分地是因为人们会想象自我－调节市场中的竞争力量压制了强力和欺诈。但这一思想仍然植根于学科的理论史之中。在《情欲与利益》一书中，阿尔伯特?赫须曼（1977）表明：从《利维坦》时代以降直至《国富论》，理论史中的一个重要支脉就是由下列命题组成的：通过断言特定的人类动机使其它动机处于控制之下，特别是断言对经济私利的追求就其典型意义来说并非不可控制的“情欲”，而是一种文明和开化的行动，来冲淡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对此种思想的广泛但又是暗含的接受，是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概念如何彼此互补的一个有利证据：竞争市场中的原子化行动者如此彻底地内化了这些规范的行为标准，以至于能够确保有秩序地进行交易。 近年来，侵蚀这一信念的东西增长起来，注意到不完全竞争市场在微观水平上的诸细节，其以带有滞留成本（sunk cost）和“专用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投入的小数目参与者为特征。在这种情境下，不可能再要求竞争市场的所谓清规戒律来减缓欺诈，所以古典的问题，即何以日常经济生活并没有充满失信和违法乱纪，又重新浮出了水面。 在经济学文献中，我看到对该问题的两种基本答案，并且主张一种答案与人类行动的低度社会化概念相连，而另一种答案则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概念相连。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主要见于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旨在从新古典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制度的松散界定的经济学家联盟（例如，参见Furubotn and Pejovich，1972；Alchian and Demsetz，1973； Lazear, 1979； Rosen， 1982；Williamson, 1975,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这派成员所讲授的一般故事是：先前被设想为法律、历史、社会或政治力量之偶然后果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最好被看成是对若干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手段。这种调门与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相似，但其大部分立论却未能经过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在1947年设立的对健全功能解释的初步检验。例如，考虑一下舒奥特（Schotter）的观点：“要理解任何所观察到的经济制度，无非要求我们推断：因为我们看到该制度业已发展起来，所以对它而言必定存在进化的问题。每一种进化的经济问题都要求一种社会制度来化解之”（1981,p.2）。 违法乱纪在这里被看成是得到防止的，因为明智的制度安排使之代价高昂，以至难以实施；而且这些安排－－其中有许多以前被解释为并不服务于经济功能－－现在却被视为正在演变成对违法乱纪的阻碍。然而要注意的是：这些安排并不生产信任，反倒在功能上取而代之。主要的这类安排是精心编制的或明或暗的契约（Okun, 1981），包括分期补偿计划和强制退休，它们被视为降低了对“逃避”工作或携带专利秘密潜逃的激励（Lazear，1979；Pakes and Nitzan, 1982）；还有权威结构，其依靠法令做出的潜在的分化性决策扭转了机会主义（Williamson，1975）。这些概念在下列方面是低度社会化的：它们没有考虑到有这样一个范围，其中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此种关系所内在固有的义务阻碍了违法乱纪，而这与制度安排根本无关。用这些安排来替代信任实际上导致一种霍布斯情境，其中任何理性个体都将得到刺激，发展出规避制度的明智途径。因此很难设想日常经济生活不会被甚至更为精巧的欺诈尝试所毒化。 其它经济学家认识到：必须假定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在运转，因为单靠制度安排是不能完全堵住强力和欺诈的。但是这种信任的泉源仍有待于解释，而且还时时诉诸于“概化”道德的存在。例如，肯尼茨?阿罗（Kenneth Arrow）就提出社会“在进化中已发展出某种尊重它人的暗含协议，一种对社会生存具有本质意义，或至少极大地有助于该社会运转效率的协议（1974,p.26;还可参见Akerlof[1983] 论“诚实”的起源）。 现在人们可能难以怀疑诸如此类的概化道德的存在了，若没有它，当你购买了仅仅5美元价值的汽油时，你恐怕不会付给加油站伙计一张20美元的钞票。但是就其要求概化和自动的反应而言，这一概念具有过度社会化的特征，虽说道德行动在经济生活中很难是自动的和普遍的（正如广为人知的那样，日落后加油站就不找零钱了）。 考虑一下概化道德看起来确实正在运转的情形：一位传奇式的（我对是否在说假话而犹豫不决）的经济学家，他违背一切经济理性，在离家很远的路边餐馆中留下一笔小费。注意：这笔交易具有使之多少不同凡响的三个特征：⑴交易者先前并不相识；⑵他们不大可能再次进行交易；以及⑶关于两者之中任何一个人的活动的信息，都不会传到他们在未来将会进行交易的其他任何人之中。我断定：只有在这种情境中，没有强力和欺诈才主要地可以由概化道德来解释。但即使在这里人们也会疑心：如果涉及巨大的代价，这一道德还会不会奏效。 嵌入性论断则转而强调具体的个人关系和此种关系的结构（或“网络”）在产生信任和阻止违法乱纪上的作用。人们广泛地偏向同享有美誉的个人进行交易，就暗示着鲜少有人在实际上满足于依赖概化道德或制度安排来防止麻烦。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不去欺诈的一个激励，就在于它是损害个人声誉的代价。但是，这却是把声誉当作概化商品的低度社会化概念，是欺诈对可供欺诈的机会之比。在实践中，当没有更好的东西可资利用时，我们就满足于此种概化信息，但通常我们要寻找更好的信息。比某人据说是可以信赖的这个陈述更好的信息，是来自你所信任的提供者的信息，该提供者亲自与这个人打过交道并发现他确实如此。甚至更好的是来自你自己过往与这个人打交道的信息。说这是更好的信息，出于四个缘由：⑴它是廉价的；⑵人们总是确信自己的信息是最好的－－它更丰富、更详细并被认定为准确无误；⑶对那些具有持续关系的个人，人们才具有保持诚信（confidence）的经济动机，这样就不会妨碍将来的交易；以及⑷除掉纯粹的经济动机之外，持续的经济关系时常被社会内容掩盖起来，而后者承担着对于信任的强固期待和对机会主义加以克制。 对我们来说，从来不会怀疑在较亲密关系中的最后一个论点，它使得行为更有可预测性，并且消弥了在陌生人之间造成困境的某种担忧。例如，考虑一下为什么个人在一座失火的剧院中惊惶失措和一窝蜂地逃向大门，从而导致令人绝望的结果。集体行为分析长期以来将之认定为在原型上就是非理性行为，但罗格尔?布朗（Roger Brown，1965，chp.14）却指出：该情境在本质上是一种任意数个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每一个逃窜者实际上都是非常理性的，这就导致了欠缺任何其它人都将冷静地退场的保证；虽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冷静地退场，大家的情况就会好得多。不过，请注意：在充斥于晚间十一点新闻中的住宅失火的案例中，我们却从未听说过每一个人都争相逃窜以及家庭成员相互践踏。在家庭中不存在“囚徒困境”，因为每个人都确信其他人是能够信赖的。 在商业关系中，信赖程度必定更多变易，但“囚徒困境”却仍然时常被个人关系的力量所消除，而且这一力量并非交易者的特性，而是他们的具体关系的特性。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忽略了个别交易者的认同及过往的关系，但是理性的个人却依赖于他们对这些关系的知识而更为充分地知晓这一点。他们对一般声誉鲜有兴趣，而对能否指望某个特定他人诚实地与自己进行交易（这主要是他们或他们的熟人是否满意于过往与其他人交易的函数）要有兴趣得多。甚至在下列情境下人们也会看到这个模式：该情境初看上去表现得与竞争市场的经典讨价还价至为相近，如格尔茨（Geertz, 1979）所分析的摩洛哥集市一样。 到这一点为止，我已指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概化道德，才主要对经济生活中信任的生产负责。但我却因此而冒着拒绝一种乐观功能主义而代之以另外一种的风险：按照这种观点，是关系的网络而非道德或制度安排，才是执行维持秩序之功能的结构。有两种方式能削减这一风险。一种方式是认识到：作为对秩序问题的化解方案，嵌入性观点比起任何一个替代论断来，都更不是毫无遗漏的，由于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不规则地渗透经济生活的，并且在经济生活的不同部门中还是以不同的程度渗透的，所以要考虑到我们已经知晓的东西：失信、机会主义和失序是决不会消失的。 第二种方式是坚持认为：尽管社会关系的确经常是信任和有信任感的行为的必要条件，但却并非保证它们的充分条件，甚至还会以比没有它们时更大的规模，为违法乱纪和冲突提供场合和手段。对此存在三点缘由： 1.由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信任，由于其特定的存在，会为违法乱纪提供更大的机会。在人际关系中，“你总是伤害你喜欢的人” 已是普遍的知识，一个人对你的信任会导致一种更为脆弱的地位，而远甚于对陌生人（在“囚徒困境”中，关于你的共谋者定会否认犯罪的知识，成为你坦白吐实的更为理性的动机，而且消除这一困境的人际关系，比起将要受骗的当事人所相信的来，可能更不对称。）社会生活的这一基本事实，是“诚信”骗局的生计手段，它有时还在较长时期内为了隐匿的目标而伪装出特定的关系。在商务世界中，某些犯罪，如挪用公款等，对于下列人等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没有建立容许他们获得操纵账目的机会的信任关系。信任越是完全，从违法乱纪中获得的潜在获益也就越大。此种例证在统计上并非频频出现乃是对人际关系和声望的力量的一首颂歌，但无论多么不频繁，它们的确是有规则地出现的，这就表明了这一力量的局限。 2.强力和欺诈多为群组才能最为有效地加以追逐，而这些群组的结构要求有一定水平的内部信任－－“盗亦有道”（ Honor among thieves），而这种信任通常遵循着先前业已存在的关系路线。例如，收取佣金和操纵投标的精巧规划，就难以由个人的单独活动来实施，而且当此种活动暴光时，时常引起注意的是虽然有大批人卷入，但却能够保守秘密。执法努力包括找到通向违法乱纪网络的入点－－一个供词牵涉他人的个人，这就将以滚雪球式的取样方法，继续“指认”出别人，直至整个图像对合起来。 因此，巨大的信任和巨大的违法乱纪这两者，都可以随个人关系接踵而至。本－波拉茨（Yoram Ben-Porath）按新制度经济学的功能主义样式，强调了其积极方面，指出“对精明、自我追求甚至肆无忌惮的个人行为来说，关系的持续能够产生出或可被解释为愚蠢或纯粹利他的行为。价值不菲的宝石在宝石交易中易手，而买卖竟是握握手就完成了”（1980,p.6）。我想继续沿着这个积极的走向加以补充：这一交易之所以可能，部分地是因为它并非远离其它交易而成为原子化的，而是嵌入于宝石商的密切结合的共同体之中的，宝石商们密切地监视着彼此的行为。与其它密切结合的行动者网络一样，他们生产出明确界定的行为标准，其通过迅速传播有关违法乱纪案例的信息而轻而易举地得到维系。但是由这种水平的信任所导致的诱惑为数众多，而且宝石交易也是无数广为宣传的“内部员工”盗窃和声名狼藉的1982年4 月“CBS 谋杀者”的活动舞台。在这个案例中，宝石公司的老板通过提交虚假销的发票而欺骗了代理商行。这一谋划要求该老板的会计人员的协作，调查员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会计并且推翻了州的证词。因此老板勾结枪手企图谋杀变节的雇员及其助理，三个赶去援助的CBS技术人员也受到枪击（Shenon,1984）。 ⒊由强力和欺诈而导致的失序，极度有赖于社会关系的网络是如何结构的。霍布斯在他的原子化自然状态中很可能夸大了失序的程度，在该状态中，由于欠缺持续的社会关系，人们只能期待杂乱无章的二人冲突。更为扩张和大规模的失序来自参战者的联盟，若没有先在的关系这是断无可能的。我们一般不会谈及“战争”，除非作为各种各样的结盟的最终后果，行动者将他们自己列入两个阵营。只有当缺乏有效的贯通纽结之际（这种纽结掌握在与潜在的主要参战者双方均有足够的联系，对预先制止冲突具有强固利益的行动者手中），战争才会发生。在商业世界中也是这样，除非每一方都能够从其它厂商召集大批联盟成员而使冲突升级，就像有时在企图执行或制止托管时所出现的那样，否则冲突就是较为和缓的。 当社会关系付诸阙如之际，失序和违法乱纪当然也会发生。这种可能性在较前关于社会关系的出现会遏制违法乱纪的断言中业已提出。但在一个的确是原子化的社会情境中，可能出现的违法乱纪的水平是非常之低的。情形可能仅仅是间或性的、不相关的和小规模的。霍布斯的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但在借助社会结构的抚平作用来超越该问题时，我们也引进了比在“自然状态”中可能发生的规模更大的解体的可能性。 因此，对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的嵌入性研究路径，经由追寻和分析社会关系的具体模式，而将自己的路线穿越于主张概化道德的过度社会化研究路径，以及主张非人格化的、制度性安排的低度社会化研究路径之间。嵌入性研究路径既与这两种替代不同，也与霍布斯的立场不同，它并不就普遍秩序或失序做出毫无遗漏（因此是不可能的）的预测，而毋宁假设：社会结构的细节将会决定我们能够发现什么。 市场和等级制问题 作为对经济生活的嵌入性研究路径的一种应用，我对奥利弗?威廉姆森在《市场与等级制》（Market and Hierarchies, 1975）以及后来的论文（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中富于影响的论断，提出一个批判。威廉姆森问道：在何种条件下，经济运作是在等级制厂商的疆界内，而不是由跨越这些疆界的市场过程中履行的？他的答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重点相一致，声称在任何情境下所观察到的组织形式都在于：它能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的成本。那些在后果上不确定、反复出现和要求大量“专用交易投入”的经济运作（如金钱、时间和精力等，它们不可能被轻易地转变到就不同事项而与他人进行互动），似乎更会在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厂商中产生；而那些直截了当、非重复性和不要求专用交易投入的经济运作（如标准设备的一次性购置），则更会在厂商之间发生，也即跨越了市场的分界线。 按照这个描述，前一组交易出于两个原因而内化于等级制中。第一个原因是“有限理性”，即经济活动者没有能力去正确预见意外事件的复杂链条，其或许与长期合约相关。当交易内化后，就没有必要再去预见所有这类意外事件了，它们可以为厂商的“治理结构”所把握，而无须导致复杂的谈判。第二个原因是“机会主义”，即经济行动者随心所欲地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狡计和欺诈在内，对其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通过权威关系，以及通过交易双方被包容在同一个法人实体中才具有的对交易伙伴的较大认同（远较跨越市场疆界的壕沟面对面时为大），机会主义得到缓解和约束。 诉诸于权威关系以减缓机会主义，构成对霍布斯分析的重新发现，虽说在这里仅限定于经济领域。威廉姆森论断的霍布斯风格是由下列陈述所提示的：“在当事人产生纠纷时，内部组织并没有受到[在独立厂商间]自主缔约行为所经历的那种困境干扰。尽管厂商之间的纠纷时常是在庭外化解的……但这种解决方式有时困难重重，而且厂商之间的关系也时常弄得很紧张。代价高昂的诉讼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相形之下，内部组织……能够通过诉诸命令而解决众多的此类纠纷－－解决工具性区别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1975, p.30）。他指出：复杂的、重复的交易要求相识个人之间的长期关系，但机会主义却会危害这些关系。对变动不居的市场环境加以适应，要求把握全面的关系过程，这是过于复杂和难以预测的，以至不能在某种初始接触〖合同〗中就包揽无遗， 而且真诚的许诺若欠缺君临其上的权威，也不能强行贯彻： 一个一般条款：“当一个变化的时机出现时，‘我将负责任地行动，而不寻求个人体利益’……在没有机会主义的情况下是足够的。然而，由于一般条款是不能强行贯彻的，以及人类能动者弄虚作假和错误（自我－怀疑）陈述的倾向，…所以无论何时，只要有一方提出一个要加以改写的计划时，买卖双方就会都策略地步入对任何增进收益的处理进行讨价还价的地步……要不然就会做出的有效改进，因此导致了代价高昂的争论不休，甚或不置一词，以免由于追求昂贵的次级目标而分散收益。减缓机会主义并在其它方面注入诚信的‘治理结构’显然是必需的”（1979,pp.241-42）。 这一分析必定导致与《利维坦》同样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混合物。厂商中的等级制权力的效用被夸大了，如同霍布斯的过度社会化的霸权国家一样。“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子化的和无声无息的市场，但却减去了由充分竞争条件所带来的戒律－－一个低度社会化的概念：忽略了在不同厂商之间，个人的社会关系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的作用。威廉姆森也的确承认：这幅市场的图景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诚实行为的规范有时会扩张到市场中，并由于群体的压力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贯彻……跨越组织疆界的重复的人际接触，支撑着当事人之间有某种最低水准的尊重和体谅……此外，对再次做生意的期待也遏制了在任何特定交易中追求蝇头小利……个人的侵略性在贸易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者之中，都受到被同行放逐的前景的羁绊。一个厂商公平持正的名声，也是一种不能浪费的商业资产”（1975, pp.106 -8）。 在这里就为分析社会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影响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威廉姆森却将这些例证当作例外，并且也不曾认识到：他所描述的二元关系本身就嵌入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体制之中。我主张新古典模式的无声无息的市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而且一切种类的交易都充盈着所描述的社会关联。这并不是说，在厂商之间的交易比在厂商以内的交易就必定更是如此－－反之，说在厂商以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平均水平而言，比存在于厂商之间的更为稠密和耐久，似乎是言之有理的－－但我在此需要表明的一切不过是：在跨越厂商（用威廉姆森的二分法术语来说，即在“市场”中）的经济交易中存在足够的社会覆盖物，以便对下列断言提出置疑：复杂的市场交易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最大化了，对之只能够通过向等级制结构的内化来化解。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我们手边就有商务关系与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混为一体的证据。亚当?斯密所悲叹的贸易协会仍然有极大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的是：许多厂商无论大小，都是由连锁董事会连接起来的，以至于厂商董事们之间的关系是多面的和密切交织的。特别在商业精英之间，生意关系溢出为社会交际，反之亦然，已是一个为对商务的社会学研究所充分证实的事实（例如，Domhoff,1971, Useem,1979）。在马库利对厂商之间在多大范围内使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研究中，他指出纠纷“常常是无须参照合同以及潜在或实际的法律裁定就得到解决。在这些谈判中，对谈及法律权利或威胁提出诉讼，有一种犹豫不决……或者如一位商人所指出的：‘如果你让律师或会计远离纠纷，你就能解决任何纠纷。他们完全不懂得在生意中所需要的彼此牵就’……为破坏合同而提出法律诉讼似乎是很稀罕的”（Macaulay,1963, p.61）。他进一步解释说： 两家厂商的最高主管可能彼此认识。他们可能在政府或贸易委员会上并肩而坐。他们彼此间可能是在社会上认识的，甚至可能同属一个乡间俱乐部……即使在通过谈判阶段才能达成协议的地方，仔细筹划的协议也可能在商务单位之间创造出令人不快的交换关系。某些商人反对这样的意见：在这样一种仔细制订的关系中，人们只能按照合同的文本来执行。这样的规划指示出欠缺信任，并且钝化了朋友关系的需求，将协作性的商业活动转变为赛马式的竞争性贸易……威胁说将问题提交辩护律师可能并不比发个邮件或打个电话花费更多的金钱，但没有谁能惯于制造这种威胁，而不付出使厂商间的关系发生某种恶化的代价（pp.63-64）。 厂商并非在顶尖水平上才通过人际网络关联起来，在交易必定产生的一切水平上都莫不如此。例如，在关于工业采购的文献中，买卖关系最少接近古典理论的现货市场模型，已是一个老生常谈。一种资料指出：“有证据首尾一贯地提示：干涉组织购买，使其偏离向偏好的供应商重复下定单的模式，或是扩大可行的供应商的限定范围，都会带来某种‘震荡’。反思片刻就能为此行为提出几种理由，包括与寻求新供应商和建立新关系有关的成本花费，使用者可能选择已有货源的事实，与熟识卖主进行交易的较低风险，以及买主与供应商代表业已建立了他颇为重视的个人关系的可能性”（Webster and Wind, 1972,p.15 ）。 按照类似的走向，马库利也指出推销员“通常与代买商很熟悉。相同的两人可能已彼此交易了从5 年到25年之久。每个人都曾有点什么给予另一个人。推销员总有些关于竞争对头、缺货和价格上涨之类的闲话，传给那些善待他们的代买商”（1963,p.63 ）。不能使其主顾满意的卖主“则成为代买商和推销员在代买商协会和贸易协会的会议上，甚至在乡间俱乐部或社交集会上交换的流言蜚语中加以讨论的对象……”（p.64）。通过使商业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纠纷也就较易得到化解：“即使当事人具有详尽和仔细规划的协议，指出了比如说如果卖主没有按时送货将会发生什么，但当问题产生时，他们也时常毫不涉及协议，而是谈判解决办法，好象从来也没有过任何原始合约似的。当一个代买商说出下面一番话时，他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商业态度：‘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就打电话找到对方并处理问题。如果你真想还做生意的话，就不要相互诵读那合法的合同条款。如果一个人还指望在商界待下去，就不要去找律师，因为一个人必须体面地行事’”（Macaulay，1963,p.61）。 此种模式在其它国家中更容易见到，在那里它们被假定由“文化”特质而得到解释。例如，一位新闻记者最近断言： “朋友关系和长久的人际联系无论在哪里都影响到商业关系。但在日本则似乎尤其如此……下班后泡在酒吧或夜间俱乐部中，正是使关键的人际接触得以建立并慢慢培育的地方。这些纽结一旦建立起来，就不易再被消解了……日本商社所导致的紧密联系性质，久已成为外国公司在日本销售产品的尝试遭受挫折的根源……查尔莫尔斯?约翰森（Chalmer Johnson），伯克利的教授，相信…日本工业群体的排它性贸易，即基于数十年来的老关系而彼此买卖，而不是进行经济竞争……才是……（美日贸易之间）真正的非关税性壁垒”（Lohr,1982）。 分包合同在众多行业中的广泛应用，也为厂商之间的持续关系提供了机会，其并非在一个法人单元中按等级制组织起来。例如，埃克利斯（Eccles）就引证了许多国家的证据：在其建筑业中，当项目“并不是服从于要求竞争性报价的制度规则时，……总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和持续的，而且仅仅是颇为罕见地才通过竞争性报价而得到建立。这种类型的‘准整合’导致我称之为‘准厂商’的东西。它毋宁说是一种既非纯粹市场交易，又非正式的垂直整合的方式”（1981, pp. 339-40）。埃克利斯将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具有广泛和长期关系的这种“准厂商”式安排，描述为在逻辑上介乎于纯粹市场和垂直整合的厂商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然而我却主张它并非一种经验性的中介，因为前一种情境是如此罕见。建筑业的案例比起厂商互动的某些其它情境来，如买卖关系等等，都更为接近垂直整合，因为分包商在地理上定位于与承包商相同的位置，并被置于他的监督之下。更进一步说来，在通常的固定价格合同之下，存在着“逃避绩效要求的明显激励”（Eccles，1981, p.340）。 不过与垂直整合厂商相连的等级制结构并未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这一点，是因为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嵌入到建筑业的人际共同体，产生了预期行为的标准，它不仅排除了用纯粹的权威关系来泯除违法乱纪的需求，而且较之更为优越。埃克利斯自己对麻省住宅建筑业的经验研究， 不仅表明分包关系在本性上是长期的，而且还表明总承包商在给定贸易中雇用两、三个以上分包商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无论在一年的过程中所拿到的项目数量有多少（1981,pp.349-51）。尽管有一大批可得的分包商作为替代，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可以部分地由投入方式得到解释－－经过“持续不断地联系，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从学习共同工作这种多少带有特异性的投入中获益”（Eccles，1981,p.340）,而且这也必定与个人的愿望有关：从伴随着日常工作的社会互动中获得欢愉，即一种为每天都要求全新和陌生的工作伙伴的现货市场程序所极度弱化了的欢愉。正如在经济生活的其它部门中一样，加诸于开始之际可能是纯粹经济交易之上的社会关系覆盖物，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某些对劳动力市场的评论也与此有关。威廉姆森断定：在等级制上结构起来的厂商对于市场交易所具有的一种优越性，就在于有能力传送关于雇员的准确信息。“对厂商间有效的经验定额的主要阻碍”，他辩称，“就是沟通的阻碍。与厂商相比，市场欠缺丰富和共同的定额语言。如果判断是高度主观地做出的，语言问题就特别严重。如果那些最通晓工人特征的人，通常是工人的直接主管，也能制订经验定额的话，等级制在这类环境中的优势就特别巨大”（1975, p.78）。但是，有关雇员特征的优质信息只能在厂商内，而不能在厂商间传递的观念，只能依靠对跨厂商互动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网络忽略不计而维持下来。关于雇员的信息在厂商之间流转，不仅是因为在每个厂商中，在那些彼此做生意的人们之间存在人际关系，而且如我已详细地表明的那样（Granovetter，1974），也因为美国的较高水平的厂商间流动，保证了许多工人在无数或许要求或恳请他们提供服务的其它厂商的雇员中合情合理地享有名望。更进一步说来，以为内部信息必定准确，而且不带情感地按照关键的升等程序而行事，这个想法也是幼稚的。像威廉姆森那样，说相信“内部升等具有肯定的激励特性，因为工人能够预见到不同的才能和协作程度将会得到回报”（1975, p.78），就是诉诸于把升等作为成就－回报的理想类型，但可以轻而易举地表明：它与现存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只有有限的对应性（参见Granovetter，1983,pp.40-51,有待于更深入的讨论）。 我的另一方面的批判是主张：威廉姆森极大高估了等级制权力（用他的术语说：“命令”）在组织中的效用。例如，他断定内部组织具有巨大的审计优势，“就典型意义而言，一个外来的审计员只是限定于审核成文记录……相反，一个内部审计员就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反之，一个内部审计员并不是同党，但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别人对他，都主要是按工具性的形式来看待。外来的审计员却与‘其它方面’有关，而且他的动机也被认为是可疑的。审计员从被审计方得到的协作程度也相应地在在不同。外部审计员只能指望获得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协作而已”（1975, pp.29-30）。关于厂商内部审计的文献为数寥寥，但一个透彻的描述则出自多尔顿（Dalton）之手：在其《经理人》一书中对一座大型化工厂的描述。中心办公室对各部门的审计照理应当是出其不意地展开的，但有特色的是：警告早已被偷偷地散布出去了。在这些内部审计中所表明的高水平协作，经由下列描述而给出提示：“核计部件的通告必定在主管们之间引起一阵混乱，以藏匿若干部件和设备……未加计算的原料被移送向：１）无人知晓和难以接触的货场；２）肮脏不堪因而无人乐意光顾检查的地下室和坑洞；３）当核算人走在正式储西藏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时，那些已受过检查和拐弯抹角才能抵达的部门；以及４）那些可以将原料和供应品伪装成部件的幌子的地方……随着实践的发展，[部门]头头之间为彼此利用储西藏和可得坑洞的协作，得到完好组织并顺利地进行运转”（Dalton,1959, pp.48-49）。 多尔顿的工作极富才华地指出：一切种类的成本计算都是高度任意并因而易于政治化的，而非一种基于效率而决定的技术程序。他针对该化工厂中维修部门与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负责维修的部门与任何严格的时间核算没有什么关系，而与各部门主管的相对政治和社会地位，同维修工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关。更进一步说来，富于进取心的头头“通过利用朋友关系，通过霸道行为和暗含的威胁，来催促他们的维修工作。当所有的头头都具有同样的正式级别时，人们就可以说：在一位特定官员的个人影响和他的未完成的修理工作数量之间，存在一种反向关系”（1959, p.34）。当问及这样一种活动如何能逃避审计员的注意时，一位消息提供者告诉多尔顿：“即使审计员四处窥探，那他们能发现什么呢？而且即使他们的确发现了什么，他们也知道装看不见要比说出来好得多……所有这些家伙[部门主管]全通过成本核算捞到了稻草。这就是关于审计是独立的等等这一大堆废话”（p.32）。 上所详列的描述和多尔顿的视角，可惜不是厂商的代表性选样，因而招致了将之视为例外的断言。但是对于转账价格问题，即为在同一厂商中各分部之间所交易的产品确定价格，也形成了类似的论点。在这里，威廉姆森主张：尽管进行交易的部门“有利润中心的立场，但却倾向于以受约束的方式来实施……成本加价的定价规则，以及由之而来的变动，排除了供给部门追求垄断价格----否则，供给部门独一无二的货源供给地位定会导致的价格。此外，进行交易的部门管理者更倾向于呼吁协作”（1975, p.29）。但埃克利斯在对于转账价格惯例的深入的经验研究中，访问了13个公司的大约150 个管理者，并做出结论：没有一种成本基础定价法能够按照技术中立的方式来实行，因为“对什么是成本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当购买部门没有渠道获得形成成本的信息时，就常常由于成本基础定价法而存在诸多问题……当内部采购被托付出去，而外部采购也买不来半成品的时候，市场价格就特别难以确定……对于什么是利润的加价部分并没有明确的答案……”（1982, p.21）。转账定价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强烈地影响到谁对于“成本”的界定为人接受：“一般而言，当转账定价的惯例被看成是提高了人们的权力和地位时，它就被视为好的。但当并非如此时，人们就会找到数不胜数的策略性的和其它响亮的商业理由，断定它的不适当性”（1982，p.21；还可参见Eccles埃克利斯，1983，尤其是pp.26-32）。埃克利斯注意到“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事实：许多经理人认为内部交易比外部交易更难，虽说人们为了假定的优势而追求垂直整合”（1983, p.28）。 可见，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即等级制内部的秩序易于诱导服从，以及雇员内化了厂商利益，从而压制了雇员自己的任何冲突的观点，面对这些经验研究（或就此而言，面对我们多数人在实际组织中的经验），难以经受详细的检验。进一步应注意到：正如在多尔顿的巨细靡遗的民族志研究中所特别完好地表明的那样，对组织利益侵蚀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抵抗，要求有广泛的联盟网络。从管理的观点来看，这些联盟表征着团队产生的违法乱纪，它根本就不可能由原子化的个人来经营。的确，多尔顿断言：由部门首脑在规避中心审计中所达成的协作水平，涉及“在从事正式活动时不说没有，也很少见的一种联合行动……”（1959,p.49）。 此外，作为大型等级制厂商中人事制度特征的一般较低的周转率，由于其界定完善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设计精巧的提升阶梯，都会使这种协作性的侵害更具有可能性。当许多雇员长久地占据职位后，就满足了建构稠密而稳定的关系网络、共享的理解和政治联盟的条件（关于相关的社会心理学讨论，参见Homans,1950,1974；有关“组织的人口统计学”的论述,参见Pfeffer, 1983）。在这个方面,詹姆斯?林肯（James Lincoln）注意到：在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官僚制中，组织被“设计出来，以便能够独立于集体行动而运转，后者是能够经由[内部的]人际网络而动员起来的。官僚制规定了职位间的固定关系，据之使雇员流动不息，但在理论上又不会影响到组织运转”（1982，p.26）。不过，他进一步概括了诸项研究，表明“当周转率较低时，关系就会采纳富于表现力和个人性格的附加内容，其最终会改变网络并变更组织的方向”（p.26）。 对这个观点，我主张在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方面，厂商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比在市场与等级制思路中所假定的更为重要，而厂商内部的权威则较少重要性。一种四平八稳的论断要求注意到“市场”关系中的权力，以及厂商中的社会联系。注意到权力关系是必要的，以免我对社会关系在市场中平抚作用的强调，导致我忽略了这些关系在产生冲突方面的作用。冲突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分布于从厂商间完全公开的诉讼，到商业出版物所喜不自胜地报导的“残酷竞争”的偶发案例之间。由于权力在厂商之间的有效实施将会阻止血淋淋的公开撕杀，我们就能够假定：此种厮杀仅仅代表实际利益冲突中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只有在双方差不多势均力敌时，大概冲突才会变得公开化。这就令人回想起：这种粗糙的平等正是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下可能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论断中的平等。不过当一家厂商的权力显然居于支配地位时，其它厂商就倾向于尽早投降，以便减低损失。这种投降可能并不要求明确的对质，而仅仅是对另一方所要求的东西加以清楚理解而已（正如近来在论说商业生活中“霸权”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那样，例如，可参见Mintz and Schuwartz， 1985）。 虽说对某些厂商支配其它厂商的确切程度大可争辩，但有关连锁董事会、金融制度对工业公司的作用，以及二元经济的浩瀚文献，的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以做出结论：不能忽略权力关系。这也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对下述论点，即形式上平等的代理人彼此间进行谈判时所产生的复杂情况，仅仅通过将所有当事人都划归于单一等级制之下就能得到解决，提出质疑。实际上，许多这类复杂情况都是通过厂商之间或明或暗的权力关系而得到解决的。 最后，对于社会关系网在厂商中的重要性加以简短评论是适宜的，从工业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来看这已是广为人知的。厂商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区别，在文献中已是老问题之一了，而且也没有必要重申：假定厂商在事实上真是按照正式组织蓝图结构起来的观察者，在社会学看来就是幼稚盲从的人。这种观点与当下讨论的有关的是：就算是向厂商的内化的确导致了对复杂和特殊交易的更好的把握，那也决非不言自明地意味着：等级制组织就是最好的解释。反之，或许倒是内化的结果，为社会关系网提供了一个生长的焦点，甚至比以往独立的市场实体之间所出现的更为稠密（参见Feld, 1981）。或许这种互动之网才主要是解释新组织形式之效益水平（无论其或高或低）的缘由。 现在，对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路径，与在此提供的嵌入性观点之间，在解释和预测方面的区别加以概括，是颇有用处的。威廉姆森通过将复杂的经济活动归入从等级制上整合起来的厂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对“机会主义”或违法乱纪的禁制，以及协作和秩序的普遍存在。我在此引证的经验研究证据则表明：即使是对于复杂的交易，高水平的秩序也可见于“市场” （跨越了厂商疆界）之中，而相应的高水平失序也可见于厂商之中。秩序和失序是否发生，都有赖于在厂商间和厂商内的人际关系和关系网络的性质，而与威廉姆森所指望的不同。我宣称：秩序和失序、诚信行事和违法乱纪这两者，都与此种关系的结构更有关联，而远甚于与组织形式的关联。 从人们在其中指望看到垂直整合，而非厂商之间在市场中的交易的情况，可以推导出某些含义。例如，如果其它条件相等，我们就会指望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在这里进行交易的厂商欠缺将它们关联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或者此种网络最终导致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违法乱纪----存在着针对垂直整合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稳定的关系网络对复杂交易进行中介，并在厂商之间产生出行为标准的地方，就会缺乏此种压力。 我使用“压力”这个字眼，而不是预测垂直整合总是随描述过的模式接踵而至，是为了避免暗含在威廉姆森假设中的功能主义：无论组织形式如何，能够被观察到的组织形式都是最有效率的。在我们能够做出这一假设之前，必然先来满足两个条件：(i)针对效率的界定明确和强劲有力的选择的压力必须正在运转；以及(ii)某些行动者必定具有通过建构垂直整合的厂商，以解决效率问题的能力和资源。 威廉姆森没有一处曾清楚地描述过保证有效交易组织的选择压力。正如在大多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中一样，澄清这一问题的需要被暗含的达尔文主义论断所消解掉了，此种论断即：有效的解决方案，无论其怎样起源，都具有类似于生物界自然选择所强制实施的那种支持力量。因此自然而然的是：并非所有的生意主管“都能准确地体悟到他们的商业机会并作出准确无误的反应。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较佳理性特质（在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形式下）的这些垂直整合运动，势必得到更好的存活能力”（Williamson and Ouchi，1981,pp.572-74）。但是以这种骑士样式乞灵于达尔文主义的论断，就倒向了对无论何种制度都按照潘格罗式乐观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假定的选择压力的运转，在这里既不是研究的对象，甚至也不是一种可证伪的命题，只不过是一桩信念条款罢了。 即使人们能够论证使特定的组织形式更可能存活的选择压力，也还是需要表明这些形式是如何得到实现的。通过与生物进化的比附，暗地将它们处理为是突变的，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就像在其它的功能主义解释中一样，不能自动地假设对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为贯彻垂直整合所需要的资源，可能有某种范围的市场力量、通过存留收益或资本市场而有权使用资本，以及与法律或管理权威的适当联系。 在选择性压力薄弱（特别可能是在威廉姆森宣称将产生垂直整合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和资源成问题的地方，我勾勒出其轮廓的社会结构构型就与交易成本的效率有关，但是并不能给出保证，说有效的解决方案将会出现。与效率无关的整合动机，如CEO们在兼并厂商时的个人权势，在这种条件下可能变得至为重要。 在此提出的观点所要求的是：今后对市场－等级制问题的研究，应对经济交易借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实际模式，给予精细和系统的注意。此种注意将不仅对垂直整合的动机加以更好的分类，而且也使得在理想的原子化市场与完全的整合厂商之间各种复杂的中间形式，如前面就建筑业所讨论过的准厂商之类，变得易于理解。这种中介形式如此紧密地与网络或人际关系相关，以至于任何将这些关系认作为边缘的视角，都不会清楚地看到何种“组织形式”会被引发出来。现存的工业组织研究对关系模式较少留意，部分地是因为要找到相关数据难上加难，远甚于有关技术和市场结构的数据，但也是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框架仍然保留了一种原子化的行动者，所以人际关系在实际上就被领悟为磨擦系数。 讨论 我在本文中已经表明：大数行动紧密地嵌入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中，这种论断避免了关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观点的极端。虽说我认为一切行为都莫不如此，但在这里，我出于两个原因而集中于经济行为：（i）它是一种未经适当解释的典型例证，因为那些专职研究经济行为的人们竟如此强固地对原子化行动理论做出承诺；以及（ii）除去少数例外，社会学家压抑自己，避免对任何新古典经济学所确认的课题进行严肃地研究。他们暗中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傲慢的前提：“市场过程”不是社会学研究的合适对象，因为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仅仅扮演一种磨擦和破坏的角色，而非中心的角色（近来的例外有Backer,1983;Burt,1983;以及White,1981）。即使在社会学家研究了市场为中心之点的过程的例证中，他们也通常设法避免做出自己的分析。例如，直到最近，大多数关于工资的社会学文献都是以“收入获得”形式来计算的，这就模糊了确立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脉络，代之以个人的背景和成就作为焦点（参见Granovetter，1981,用于进一步批判的部分）。或者如斯特恩（Stearns）所指出的，在关于谁控制公司的文献中，含蓄地假设了分析必须定位于政治关系的水平，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广泛假定之上。尽管人们广泛承认，公司如何获得资本是控制的主要决定因素，但“自世纪之交以降”，大多数相关研究“都已将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市场剔除在外”（1982, pp .5-6）。甚至在组织理论中，在那里无数文献都体现出社会结构的复杂机体施加于经济决策之上的限制，也未曾做出尝试，以论证这一点对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对生产或诸如增长、通涨和失业之类的宏观经济后果的一般理解的意义。 在试图论证一切市场过程都应接受社会学分析，以及此种分析揭示了这些过程的中心的而非边缘的特征时，我将焦点限定在信任和违法乱纪问题上。我也利用了奥利弗?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等级制”的论断，作为嵌入性视角如何产生出与经济学家所提供视角不同的理解和预见的一个例示。威廉姆森的视角本身是经济学中的“修正主义”，它背离了在典型的新古典著作中，对制度和交易思考的忽略。在这个意义上，比起通常的经济学论断来，它可能表现出与社会学视角有更多的亲缘关系。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突进方向，却在于将制度分析从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的论断中扭转开来，代之以表明：它们是作为对经济学问题的有效解决而崛起的。这一使命及其所暗含的无处不在的功能主义，阻碍了对社会结构的详尽分析，而我在此主张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如何达到当前阶段的关键所在。 就理性选择论断被狭隘地解析为仅仅指涉原子化个人和经济目标而言，它与在此提出的嵌入性观点并不一致。然而，在对理性选择加以更宽泛表述的意义上，这两者就有许多共同点了。在上面就有关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讨论中，我所批判的许多经济学家的修正主义的著作，都依赖于可被称为“心理学修正主义”的策略，即一种通过放弃理性决策的绝对假设而改良经济理论的尝试。例如，该策略导致列宾斯坦（Liebenstein ）在其关于“X-无效率”论断中提出的“选择理性”（1976），以及片断化劳动力市场理论家的主张：在不同市场片断中的工人具有不同种类的决策规则，理性选择仅仅适用于上层初级（如专业、经理和技术）工作人员（Piore,1979）。 与之相反，我提出尽管理性行动的设定必定总是有问题的，但它却是一个不应轻易放弃的优良工作假设。当情境约束，尤其是嵌入性约束得到充分评价时，对分析者来说，看上去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就可能颇有意义了。当这些人在非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情境得到充分分析时，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就不像是“文化”规则的自动应用，而更像是他们对当下情境的合理反应（例如，就Liebow所讨论的那样, 1966）。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看，逃避审计和计较转账定价的经理人，在某种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说，是非理性的行动。但是，只要分析一下他们在厂商内部网络和政治联盟中的地位和雄心，他们的行为就易于得到解释了。 此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此种行为的主旨不仅在于经济目标，而且也在于社交、认可、身份和权力时，它究竟是理性的还是工具性的，就更易于为人察见。经济学家很少将此种目标视为理性的，如阿尔伯特?赫须曼所指出的（1977），部分地是因为在17和18世纪历史地产生的将“热情”和“利益”之间做了任意分离所致，而后者才指称经济的动机。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导致经济学家专门分析仅由“利益”所驱动的行为，并且假设其它动机是在分离和非理性地组织起来的领域中发生的。所以，就出现了萨缪尔森（Samuelson ）之常常被人引证的评论：“许多经济学家在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基础上，将经济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1947, p.90）。理性选择由于社会影响而出轨的观念，长久以来阻碍了对经济生活的社会学分析，并且导致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家以素朴心理学为焦点来改良经济理论。我在此则宣称：无论那种心理学是如何素朴无华，都不是主要的困难之点－－难点毋宁说是忽略了社会结构。 嵌入性分析在解释宏观水平利益模式的近因方面的用途，由市场与等级制问题而给出完好例示。垂直整合的程度，以及借助于市场运营的小厂商得以持续存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工业组织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研究者对它们都感兴趣。类似的问题也产生于对“二元经济”、依附性发展和现代法人精英之性质的分析中。但是小厂商是否的确被巨型公司所淹没，通常都是由广泛和包罗万象的宏观政治术语或宏观经济术语中进行分析，对社会结构近因的评价却微乎其微。 例如，对二元经济的分析时常提出：大批小厂商在“边缘地带”的持续存在，可以解释为：大公司需要转嫁在需求领域或不确定的R&D 活动中，发生周期性波动的风险。这些小单位的失败将不会反过来影响大型厂商的收入。我在此提出：市场环境中的小厂商会持续存在，反而是因为商业关系被覆盖上社会关系的稠密网络，从而将这些厂商联系起来，降低了整合的压力。这并不排除风险转移作为一种解释，具有一定的表面上的正当性。但是在解释何以一大批小型企业并不以卫星身份或边缘身份为特征时，嵌入性的描述却更为有用（关于对小企业中令人惊奇的就业率的讨论，参见Granovetter，1984）。这种描述限于近因：它在逻辑上导致但并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何、何时和在何种部门中，市场的确会展示出各种类型的社会结构。但对这些与更为宏观水平的分析相关联的问题，若没有对社会结构在市场中的重要性的先行认识，本身就不可能被提出来。 市场与等级制分析－－其本身也可能是重要议题－－在此主要是作为一种例示而表述的。我相信嵌入性论断具有非常一般的适用性，并证明了不仅在对经济生活的研究中有社会学家的一席之地，而且社会学家的视角也是这里所急需的。为了避免对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心的现象进行分析，社会学家不必要地割断了与社会生活中大型和重要层面的关系，割断了与特别是发源于马克斯?韦伯的欧洲传统的关系，在这个传统中，经济活动虽然重要，但也不过被视为社会行动的一个特定范畴而已。我希望已经在此表明：韦伯的纲领与现代结构社会学的若干眼光是一致的，并已为后者所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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