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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守“等级” 董仲舒认为，在治国安邦的管理活动中，只有“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并教化百姓，仍不足以完整全面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还必须要有硬性的管理规范。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传统使他认识到——一个和谐安定的理想社会只能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制社会。遵守等级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讲“义”的要求之一，但它作为一项伦理制度规范，又与单纯作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义”有所不同。相比完全出于自觉性、诱导性的道德和教化之“义”，遵守等级制度之“义”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至少是一种规范和礼的制度。董仲舒所讲的等级规范有两种。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他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即臣民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儿子必须服从父权的统治，妻子必须服从夫权的统治，这样才有“国”和“家”的和谐与秩序可言。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重政》），“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传》，因此“三纲”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群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董仲舒认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倡扬维护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礼，是儒家的一贯传统，“礼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维护等级制。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规范 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中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规范与教化在功能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重视等级伦理规范是先秦儒家的一个传统。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在芸芸众生的求利活动中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而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源于周礼，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以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根本大法。周礼和儒家之礼包括了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而等级之礼是其重要内容，它是把宗法等级关系制度化、礼仪化、规范化，形成一种外在的礼制规范。孔子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治理国家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孟子也认为，如果没有等级礼制来规范调节人们的求利行为，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以等级之礼来约束求利行为这一点上，董仲舒忠实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万民求利“如水之走下”，“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董仲舒传》），“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天道》）。因此如不用礼制对人们的求利行为加以规范，就无社会的和谐安定可言。而且他认为，等级礼制的作用不仅仅是要防治人们的争利动乱行为，它还是满足人们欲望之情的手段；如果不满足人们的欲望之情，社会也同样没有安定可言。因此他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天道》），“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统治者必须“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董仲舒传》），“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王道》） 对于国家官吏的求利行为，必须“以义”正之，对于老百姓的求利行为，必须用教化进行节制。除此之外，董仲舒认为无论是国家官吏或是老百姓的求利行为，都必须将其置于等级制的规范之中，只有符合等级规范的、即按等级制规定所应有和许可的求利行为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求利行为必然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必然造成动乱和纷争。因此遵守等级之礼被他提升到了“义”的高度，并且认为是最大的“义”，“大义不越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精华》），“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盟会要》），“礼重于身”（《楚庄王》）。遵守等级礼制重于求利行为本身，因此“君子笃于礼，薄于利”（《王道》），“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他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经礼”是不能改变的，“变礼”可以随机应变，而等级制经济伦理规范就是不可变更的“经礼”。作为统治者必须“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玉英》），“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精华》） 董仲舒把“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看作是“众人之情”（《度制》）。认为富人虽然不盗，但却能凭“富贵之资”骄矜自势，横行霸道。因此在他看来，造成争乱的不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贫之人，还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富之人。这是一个比荀子更有见地的思想。他说，圣 事实上，董仲舒是把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移植到了社会经济关系中来，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规范。就拿“三纲”的基本内容——父子、夫妻的家庭伦常关系来说，他认为一个家庭之所以会和睦无争，就是因为有固定的父子、夫妇之伦的慈敬关系。因此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也必须确立一种像家庭伦常那样的人伦等差关系，使每一类人以至每个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确规定，这样人们就不会为物质利益去争夺撕杀了。如果“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因此如要以乱为治，以贫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如果“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那么“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就会“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这样动乱和纷争就难以避免了，“是世之所以难治也”（《度制》）。董仲舒毕生研究《春秋》大义，他认为无论是在社会的政治、人伦、经济等各种关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对的是“僭越”。按照《春秋》的规定，“亲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须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只有“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英明的统治者必须“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度制》）。若“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度制》） 董仲舒极力提倡以等级规范来约束人的求利行为，这跟他主张以教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虽然他认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须要逐渐地“使之变化，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这种等级制规定并“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当然他也讲节制欲望，并且他讲等级经济伦理多以节欲论的形式出现，如他说“节欲顺行而伦得”（《天地施》）。但要节的是按等级制规定所不应有的非分欲望，而对符合等级规范的欲望并不是要“节”、“夺”，而是要“安”。他说圣人治理国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权》）。因此等级制规定不仅不是要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而是主张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级层次上充分地享有其应得的经济利益。 “大富则骄，大贫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以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度制》）。“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董仲舒传》）的极富极贫的两极分化现象。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重甲器有禁。生则有轩冕之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槨绞衾圹袭之度”（《服制》）。他认为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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