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比较：古今中西

智慧比较：古今中西

作者：磐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　　

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一）中西比较：孰能长生久视
　　　　　　
甲、现代文明的智弊
　　　　　　
先前已有多位学者提出人类即将遭罹灭顶之灾。最近，95岁的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弗兰克?芬纳(Frank Fenner)预言：人类和其他物种会在100年内灭绝，祸因是人口爆炸、资源浪费和全球变暖。前科学时代，人类能够存活4-5万年而不成问题。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人们开始越来越致命性地冲击地球生物圈，以致包括人类在内的全部物种均将无以为生。为什么社会进步反倒是走向毁灭？何故空前强盛的科技文明终是灰飞烟灭？难道现代人比古人更愚蠢？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万物经由人手而导致的终结，纵使人的目的善良，也是愚蠢；这就是说，人为了达成其目的而运用正好与这些目的背道而驰的手段。”现代人的愚蠢在于：自作聪明而自我毁灭。人的智慧本是一个有机多元的相关系统，但西方人及现代人只是偏用一端、发挥至极，从而演化成为独立的科学逻辑系统，这实际上是人从动物界胜出的那种原始智慧的无限放大，而并非心灵内省而感悟至道的高级智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我们（西方人）的智力机制是专为把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单立为一种形式、并对它采取行动才构建起来的。但即使这是人类原初的思维结构，……那也正像柏格森随后指出的，在那里还存在着一种人的要求，它不支持对无生命事物的观察，而要求……从整体上对生命的感知。”西方人把科学视之为能够征服一切战胜一切的“神器”，结果祸从天降，自取灭亡。老子《道德经》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佛经曰：“愚夫求知识，反而趋灭亡。”
　　　　　　
乙、生命智慧之比较
　　　　　　
按照佛教的道理，近现代的西方智慧，算是“无明”，等而下之。佛教分为胜义智和世俗智。A.胜义智,又叫理智、根本智、无分别智、真智和实智；指圣者无漏智缘真如境，或以修炼证得真谛所生的智。B.世俗智，又叫量智、后得智、有分别智、俗智和偏智；指在根本智之后而生起的知识，或以比量观察世俗一切事物而生的知识。西方科学理性乃至盛行于今的全部知识系统，仅是世俗智，而非胜义智。
　　　　　　
中国智慧是内外协和、人我和合的生命智慧，西方智慧因其肯定个别存在而否定整体和合，所以它是非生命智慧。牟宗三论东方或中国的生命哲学不会被西方哲学所消解，反而能够涵融后者；他说：“它没有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特征的独立哲学，也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它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和修行。这是独立的一套，很难吞灭消解于西方式的独立哲学中，亦很难吞灭消解于西方式的独立宗教中。但是它有一种智慧，它可以消融西方式的宗教而不见其有碍，它亦可以消融西方式的哲学而不见其有碍。”西方学者批判西方学术之反生命之性质，不乏其人。捷克哲学家米兰?昆德拉说：“胡塞尔……认为在现代开始之初，在伽利略和笛卡尔的学术中，在欧洲科学的片面性里，就埋下了危机的根子。这种片面性把世界简化为仅是技术和数学研究的对象，而具体的、他称之为die lelenswelt的生命世界则被置于他们的地平线之外。科学的兴起把人驱赶进不同的专业化训练的坑道。人的知识越是增长，他就越是难以看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或者他本人的自我，便更深地陷入被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成为‘被遗忘的存在’。……人，一度被笛卡尔抬高为‘大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的人，现在却变得微不足道了，……人的‘生命的世界’（die lelenswelt）既无价值，也没有什么趣味：它被掩盖了，从一开始就被遗忘了！”东方文化讲“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参立”，即是说，人和其赖以存在的环境乃有机共存，不能割裂，否定大我也就是否定小我，亦即否定生命自身。因此，西方文化大行其道是今之全人类陷于生存危机的根源之一。
　　　　　　
丙、西方的割裂性的索取智慧
　　　　　　
进一步探讨“有机多元的相关系统”的大智慧（大圆融智），西方偏重一端而发挥至极。中国乃大用全体而兼顾各方。这里只讲两种生存智慧：第一种生存智慧，即西方的割裂性的索取智慧，第二种生存智慧，即中国的和合性的平衡智慧。
　　　　　　
第一种生存智慧——割裂性的索取智慧：认识自我→技巧机变→（条件）知识科技→（条件）现代科学。将我与外我分开，强取豪夺，为我所用。使得人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那种智慧，只是割裂性的、权宜之计的“巧识曲知”，而非圆融性的、万全之策的善知；后者须驾驭前者，人类方能延续良久。《易经》上说“圆而神”和“方以知”，一指 “大圆融智”，一指“巧识曲知”。如果用“圆而神”来驾驭“方以知”，那就是“方而不割”、“利而不害”（老子语）。老子又曰：“朴散而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纯朴失散，才产生科技，唯有圣人掌管之，才不会割裂天人之和谐秩序。“巧识曲知”是一心向外，专攻他物，无限分裂，进而精益求精并以逻辑系统化而演出科学；它割裂外界亦是自我割裂，否定异己亦是自我否定，摧夷环境亦是自我摧夷,使人争当宇宙中最活跃的“变体”、而后化成灰烬而已，哪能发挥“万物之灵、五行之秀”的作用！造物神要人还有什么用？人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西方文化这是如此，它顺应人的物化异化，而外取外求，摧残大我害小我，以致否定生存（生命）。美国学者赫舍尔说：“当代思想由于把真理问题与生存问题割裂开来，把认识与人的全部环境割裂开来，因而时常误入迷津。这种认识导致了人的孤立主义、乌托邦及关于人的不恰当的概念。仅仅靠思辨并不能达到对自我的了解。……人消融在不可名状之中。”西方科学再发达，也只不过是人类大智慧系统中的畸形凸出的一部分，如此畸形凸出不仅没有必要，而且遗害无穷（科学暂且有利于个体或部分，而损害整体或全部）——它使人类自身成为地球生物圈中恶性肿瘤，结果两者同归于尽。
　　　　　　
丁、中国的和合性的平衡智慧
　　　　　　
第二种生存智慧——和合性的平衡智慧。从人类生存的意义上，第二种生存智慧是对第一种生存智慧进行补救。当人类分裂为竞争单位之际，第一种生存智慧派上用场，大有用武之地；但难免各方都用，无限升级，以致全体毁灭。因此，一个兴盛的文明的明知之举是：首先是两种生存智慧双管齐下，相辅相成，而完成“和合共生”，并使之“天下太平”不断扩大以致“王者无外”；然后再对第一种生存智慧严加限制，以保证最大范围的“民胞物与、天人合一”，并运用第二种生存智慧引导人生观的向上升华：物质人生→礼乐人生→性灵人生。以下进一步探讨第二种生存智慧，分成七点：
　　　　　　
1.和合总论。首当证万物一体，内外无别；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小我与大我之间有共通性、依存性、同源性、和合性。《庄子?齐物论》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即智慧递减：A.知元无物→B.知物未分→C.知分不争→D.知争最下。人总是“知者动”，故须以“仁者静”来平衡。就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而言，当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所著《历史哲学》一书中，称道近代欧洲彻底地把主体与客观相分、将学术与文化互离；他认为，只有如此“分离”才会产生“文明”，因而非西方民族或是无文明或是“尚处于文明的初始阶段”。黑格尔无知有两：一是中国文明已多次完成“分离和合”（阴阳和或正反合），而西方仅是首次“分离”；再是西方文化毫无“和合”之能力。而其“分离”之代价则要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来承受。
　　　　　　
2.人与环境。依正不二、天人合一。人既不能独立特行、逞性妄为，又不能妄自尊大，不顾其余。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撇开灵性不谈，人在宇宙之中的地位，只是“四大”之一，而且还须效法其他三者，“道法自然”乃最高境界。儒家讲天地人“三才”，谓人们应当处理好三者关系，惟在“成己、成物，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是“顶天立地”。笔者曾在法国看画之感慨：凸出神，彰显人。神创造人，也创造自然万物，叫后者为前者奉献牺牲；神毁灭人，也毁灭自然万物，叫后者与前者同归于尽；一部分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升于天，而其余的人与自然万物全归于无。自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再从神的中心主义到人的中心主义。“上帝的选民”也模仿神来创造与毁灭——以牺牲地球生物圈来创造“科学天堂”，以破坏地球家园来印证上帝功德。
　　　　　　
3.人与他人。太初混沌，不分你我。而后发现“自我”，或曰进步，或曰堕落。圣贤发现，彼此为仁，互相感怀。既知个别，又能感通；立己立人，天下一家。《周易?同人卦》主张“同人于野”，反对“同人于宗”；即：与原野广众和同，超越宗亲、宗派。《礼记?礼运》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亦即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又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意未：从亲情到博爱，从爱人到爱物，乃至恩及禽兽，情系山川草木。西方文化能分不能合，善斗不善和；当其文明对外战而胜之的时候，内部则趋于“平等化”，盟邦亦分享“优越性”；然而一旦失去“敌人”，它就会重新分裂成“上帝的选民”与“异端”；冲突无休止，直到总毁灭。
　　　　　　
4.限制知识。知识多不一定是好事。谁能懂得知识有其负面？圣哲揭示其理。《淮南子》一书证明，知识的增长乃与道德、和谐之变化，皆成反比。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书中的“反智”之语很多：“智慧出，有大伪。”“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知识分子不一定有道德，若是干坏事，则大于白丁千百倍。在知识爆炸之今天，一个人的破坏性不知道要大于古人多少倍！
　　　　　　
5.驾驭科技。科技似为克敌制胜的利器，但各国争相应用，无限升级，则使生命系统变得极为脆弱。科技似为造福人类的法宝，但人们过分依赖，不断创新，则令地球家园变得面目全非。《庄子?天地篇》中说道：用机械则有机心，有机心则破坏淳和之道。如果非用机械或科技不可，则须以更高的智慧驾驭之。如何驾驭，庄子曰：“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儒家提出八个字：“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即符合道德和不悖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原则下，科技旨在促进“厚生”——不仅丰厚人民生活，而且加固生命基础（而非如今，生物圈被严重削弱，以致我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6.中庸之道。人从自然界变异而来，但既不能彻底分离，又不能绝对和合；所以在生态、人生和健康等诸多方面，人是依靠中庸之道来保持其存在的。万法不住，因缘聚散，故勿执着。祸福不定，互相转化，须自平静。性情内敛，看淡成败，有起有伏。富而好礼，安贫乐道。《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欹器，有感而发的故事。夫子问守庙者：“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听说过“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满则覆。”於是让弟子注水试验，可见“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这里说的“虚”和“满”都是两种极端倾向，宥坐之器因而产生“倾斜”和“倒覆”的现象，只有“中”才能正，“守中”乃明智之举！
　　　　　　
7.阴阳平衡。人之对于万事万物，从相对静态而言，应遵循中庸之道；从相对动态而言，须把握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分为强制的自然平衡和主动文化调节。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与生态之失衡，一半是自然力量的强制平衡（战争），一半是文化力量的自我调节（复兴）；假如只是前者而无后者，那文明一经大乱则便是万劫不复。相比之下，欧洲与日本处理人口与生态之失衡的方法，皆是向外平衡，故其文化并不具有自我调节、向内平衡的功能。众所周知，西方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然均衡”，说是政府不干预经济，而让自由市场之“自动调节”；但实际上还得依靠国家力量周期性地发动对外战争（例如鸦片战争）来保持“外向平衡”，直到列强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而爆发世界大战，直到发生世界经济大萧条，并再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之世界已是严重失衡——阳动炽盛，因为东方文化的调节功能已被破坏，所以人类面临着剧烈的乃至毁灭性的强制平衡。

（二）古今对照：何为真知灼见
　　　　　　
甲、现世智慧怎缘起
　　　　　　
使人从动物界胜出的那种智慧，若被无限开发，它就会成为人类自毁的“智慧”。人越是聪明，天灾人祸就越多，人类自毁的机率就越大。我们现代人所禀赋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知识与学习、科技与智商、管理与权术、电脑与信息等等，无不是被用于提升竞争能力的，因而也是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亦即加速人类自毁的。
　　　　　　
今人的知识系统从何而来？老子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纯朴失散，会产生物器及科技，唯有圣人掌管，才不会割裂天人秩序与有机和谐。虽然中国科技高居于世界历史，但它仅是“大圆融智”之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被驯服、被驾驭的部分。《周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不能因首创科技而扰乱世界。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即确保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但是，当中国作为世界的母体文明而把科技传到“化外”的时候，则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它使不和谐的势力获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从而人类大智慧中的最危险的那个部分被单独开发、肆意滥用，真是遗害无穷！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是西方用科技爆炸世界的施主。”西方理性与宗教神权相反相成地对世界及自然进行割裂，去善存恶，互相竞争；“知识就是力量”——人们用科技来克“敌”制胜并摧残生态，以致把全人类与生物圈置于最危险的境地——临近于上帝所预想的“世界末日”。
　　　　　　
乙、西方理性为何物
　　　　　　
说到智慧，大家都以为西方高于东方，今人比古人强。例如某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人类历史的智慧只垂青于西方？” 殊不知，今所盛行的西方智慧，只是一种低级智慧而被疯狂开发而已；它表面上带来了空前无比的物质文明，但实际上正在把人类引向自我毁灭。“西风压倒东风”，欧美极盛，东方式微，人们迷茫无知而不能自我拯救，反而热衷于时代进步，陶醉于知识爆炸。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人之迷，其日固久”；“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浮士德正被魔鬼引向何方？” 歌德著《浮士德》一书揭示，近现代的西方文明是被魔鬼智慧所引导的、因而是走向毁灭的“浮士德式的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正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魔鬼梅非斯特对天主说：
　　　　　　
　　　　　　（梅非斯特：）我只看到世人是多么苦恼。
　　　　　　这种世界小神，总是本性难改，
　　　　　　还像开辟之日那样古里古怪。
　　　　　　他们也许会较好地营生，
　　　　　　如果你没把天光的影子交给他们；
　　　　　　他们称之为“理性”，应用起来，
　　　　　　比任何野兽还要显得粗野。
　　　　　　…… ……
　　　　　　
　　　　　　（梅非斯特：）……如果你（天主）的允许，
　　　　　　慢慢引他（浮士德、泛指人类）走我的大道！
　　　　　　
　　　　　　（天主：）只要他在世间活下去，
　　　　　　我不阻止，听你安排，
　　　　　　人在奋斗时，难免迷误。
　　　　　　……
　　　　　　好吧，那就交给了你。
　　　　　　去勾引这个灵魂脱离本源，
　　　　　　你抓得住他，那就让你
　　　　　　带他一同走你的路线……。
　　　　　　
丙、神圣科学最危险
　　　　　　
科学，对于个人或一个民族国家而言，乃“利而不害”（老子语）；但是，它对于全人类和生物圈来说，则“虽智大迷”（老子语）。
　　　　　　
科技一方面以提高效率来节省劳力，另一方面则能够以创造新产业来充分就业、以利用新资源来承受人口爆炸。然而它的代价是什么？后果如何？
　　　　　　
科技真的万能吗？科技是怎样创造财富的？它能割裂天地万物有机体而为人所用，它能把属于子孙后代的东西提前消费。科学创造天堂，还是修建地狱？
　　　　　　
科学是生物圈的天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全部生命物种的克星。如果科学能够为人类找到或开发另一个可供居住的星球，那么，即使地球遭受破坏乃至变成“地狱”，当然也是很好的，因为人类毕竟是住进了“天堂”。退一步讲，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生物圈解体之际，科学能否成为移民太空的“诺亚方舟”呢？
　　　　　　
在科学面前，似乎上天的赏赐是无穷的，以至于科学认为它自己就是造物主，就是创造世界的神，而它则也将会像神那样地消灭人类！
　　　　　　
美国学者艾恺在批判西方的科学理性的时候，这样写道：“……逻辑机制的本质：那称之为理性主义……必定排斥和摧毁任何生长中的自然之物，即所谓灵魂中的全部质被抛弃在它背后，剩下的只不过是死气沉沉的沙漠。……西方的技术改进及惊人的经济发展也完全合于理性主义隐含的原则；它的终极结果虽属毁灭性的，对人类却产生了极大的暂时性鼓励。”
　　　　　　
丁、死亡游戏谁在玩
　　　　　　
《圣经》上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所著的《全球通史》一书中，这样写道：“或许伯特兰?罗素说‘Man will sooner die than think’（人类将比预想更快地消亡）是太过悲观了。但是……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21世纪这支倒计时钟的分钟会朝那个方向走……。”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把人类自毁归因于人的智慧之偏差，他说道：
　　　　　　
“……我们的智慧却没有保证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是正确的；我们的技术能够让我们建造出所想象的任何世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创造过什么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进一步讲，正像有些环境学家所警告的，我们是不是在使自己生活的星球不适合于生存呢？”接着，斯塔夫里阿诺斯援引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模型，他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复制一个如星像学家米奇奥?卡库所总结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型呢？卡库认为，在我们银河系中的2000亿个颗星球当中，成千上万的星球上有大量的智慧生物存在；然而，地球人对100光年以外的各种星球所从事过的探索和正在进行的探索，却一无所获。一些科学家认为，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很可能达到了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他们能够提炼纯铀，用类似曾经恐吓过地球人的‘核冬天’来自我毁灭。卡库总结道：‘也许其他文明是自我毁灭的。当然这已无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个部分的明显贫瘠，可能说明这一点。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地球可能也会成为一个供其他文明研究的死文明。’”
　　　　　　
戊、人的聪明自造孽
　　　　　　
使人从动物界胜出的那种智慧，亦是引导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智慧。尽管此种智慧使人成为生存竞争的最强者，并且还带来了极具征服力的科学；但是，它也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以致物种灭绝、社会争端无限升级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类靠打破生态平衡来求生，虽能强盛一时，但也是暴兴暴亡。人类凭借“死亡智慧”来“以空间换时间”，虽能苟延良久，但在达到地理或生态极限而后则消亡。动物是被大地母亲哺育而生存的，而人则嚼噬她的肉躯并肢解其机体。《太平经》一书这样写道（白话译文）：
　　　　　　
上天养育世人的性命，大地养育世人的形体，可如今不孝之众生却共同暗害他们的父母。四时天气，这是上天所遵循的定律，可世人却违背它，纯属暗害自己的父亲。把大地作为母亲，才有穿的和吃的，得到了养育；但世人却不共同爱护和有利地母，反而暗害她。世人简直最大无可名状，不按道理行事，打穿和开凿地形，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地母唯独忧愁和愤恨儿子们极其不恭谨不孝敬，常常受到极度愤怒和郁闷的折磨，但却没有办法传达出它的话语。古代的圣人没赶上时际运会，把那天地的心意告诉给世人。世人认为大地无知，并不痛改前非……。天父地母一起动怒，它那做儿子的，怎么能没有灾殃呢？
　　　　　　
人的自作聪明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古人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从单方面讲，人越是聪明，则越能促进生存与发展，越能解决个人或国家所面临的难题。但就全体而言，人越是聪明，则天灾人祸越多，而人类自毁的机率就越大。祸福相依。之所以聪明致福，是因为人“有效地”向外索取；基于同样的缘故，人与人、人与自然愈益冲突，所以聪明致祸。发展之初，由于环境宽松且人类分散，故福大于祸；而后则相反，因为生态饱和世界一体。
　　　　　　
己、传统文明不简单
　　　　　　
几乎所有已消亡的古代民族或文明，都是因为放纵“人智”或者对它失控的缘故。在历史上，由于人群的分散性，其生生灭灭也无关宏旨——不影响总的人类与生物圈的延续。而今的情形则迥然不同：“地球村”所盛行的智慧，正是上述的“死亡智慧”，而且已被西方文化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说，“世界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高度繁华的“物质文明”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中华文明是举世仅见的以高超智慧延续终古的文明。在治理国家的方面，历史中国比今日中国更为艰辛，比近现代西方不知道要难多少倍！因为历史中国没有向外疏解矛盾，更没有利用全球性生态来缓解与平衡其内部的生存竞争；她总是自我忍受自我化解其“人口/生态”之紧张内压，还得涵融外在的生态压力（胡患）；她不仅承受内部和外部的祸因乱源，还得推广其“天下主义”的和平秩序。如果仅仅采用上述智慧或选择西方文化，那么，中华文明早已不复存在了。老子说：天污气裂，地变废墟，河流干涸，政治覆亡，万物无以生。老子所说的文明消亡之趋势，指的是由铁器革命所引起的中华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母亲河变成祸水之源，中原成为天下的祸因乱源的聚爆之地。假如没有儒释道等调控人心，清净中土，减缓社会对抗，和解天人冲突；那么，中华文明必是重蹈古埃及、巴比伦之历史覆辙。换句话说，假如古中国没有儒释道的文化制导，而一味采用类似于西洋的发展模式，那会发生什么呢？答：如果她不能跨越海洋、冲击全球性之生态，便是内部的天灾人祸之愈益强烈，直到文明的自我消亡；如果她能够实现“外向平衡”，则世界也无法承受比西方更大更猛的爆炸性张力，人类很可能在数百年前就已毁灭。
　　　　　　
因为历史中国是内外矛盾之向心聚爆，所以，为了抗拒厄运并保证生存发展，她必须做好这四点：1.以德和民，以缓对抗，以安社会；2.适度竞争，以促厚生，以增国力；3.驾驭科技，以和天人，以保家园；4.广推和谐，以靖世乱，以进大同。为此，她必须运用四种智慧：A.对立性的理性智慧：趋利避害，经世致用；B.和合性的性灵智慧：内外协和，瞻前顾后；C.圆融性的中庸智慧：相反相辅，矛盾变通；D.空无性的玄虚智慧：诸行无常，阴阳平衡。相比之下，在今天这个被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只有“A智慧”大行其道，其余三种皆弃而不用；这样，人类怎能不会走向自我毁灭呢！可悲的今人，莫能开发圣智以为拯救之道，反而鄙夷先贤以为愚不可及。英国哲学家罗斯是这样评价中国智慧的：
　　　　　　
“一种具有非凡生命力的文明体系（指中国──引者）也一定具有值得我们（西方人）尊重和考虑的伟大价值。” “……我们（西方人）向他们（中国人）学习某些沉思的智慧，这些智慧使他们继续地生存下来，而其他古老民族则已消亡了。……中国……将会给我们一些她的伟大宽容与沉思的恬静心灵。” “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够学到一些东方的智慧──正由于那种智慧，我们才藐视它；那么，（我们的）导致破坏的效率则只能以毁灭而告终，我们的文明正走向这一结局。”

（三）中国古人论智慧
　　　　　　
甲、传统的标准
　　　　　　
关于知识或智慧，中国古人有两个原则：A.“大制不割→圆而神”（比如“道”）。B.“方而不割→方以知”（比如“学”）。第一原则是：对于自然有机体和众生之通感，以及相关的和合之道，应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可人为地加以割裂。第二原则是：鉴于万事万物之杂多且恒变，吾人应当分别求知，但也要全面把握、通观考虑；即《易经》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乙、庄子论最高的智慧。
　　　　　　
《庄子?齐物论》曰：古时候的人，他们的智慧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如何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呢？那时有人认为，整个宇宙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具体的事物，这样的认识是最了不起，最尽善尽美，而无以复加了。其次，认为宇宙之始是存在事物的，可是万事万物从不曾有过区分和界线。再其次，认为万事万物虽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是却从不曾有过是与非的不同。是与非的显露，对于宇宙万物的理解也就因此出现亏损和缺陷，理解上出现亏损与缺陷，偏私的观念也就因此形成。
　　　　　　
丙、庄子论道术的分裂
　　　　　　
《庄子?天下篇》曰：古代圣哲的人实在是完备啊！他们配合灵妙之理、圣明之智，效法天地的自然规律，哺育万物，使天下均衡和谐……。天下大乱之时，贤圣的学术主张不能彰显于世，道德的标准也不能求得划一，天下人大多凭借一孔之见就自以为是炫耀于人。譬如眼、耳、口、鼻，各有各的官能和作用，不可能相互交替通用。又好像各种各样的技艺，各有各的长处，适用时就能派上用处。虽然如此，不能赅全周遍，只能是一些偏执于一端的人。他们分割了天地淳和之美，离析了万物相通之理，肢解了古人的道术，很少能够真正合于纯真的自然之美，匹配灵妙和睿智的容状。所以内圣、外王的主张，晦暗不明，阻滞不通，天下人多自追求其所好并把偏执的看法当作完美的方术。可悲啊！诸家学派越走越远不能返归正道，必然不能合于古人的道术！后代的学者，实在是不幸不能见到自然纯真之美和古人道术的全貌，道术也就势必受到诸家学派的分割与破坏……。
　　　　　　
丁、庄子评施惠的学问
　　　　　　
《庄子?天下篇》曰：惠施懂得许多方面的学问，他的著述多达五车，但他的学说却乖背杂乱，他的言谈也多偏颇不当。他观察分析事物的要理，说：“大到极点的东西已无外围可言，称之为‘大一’；小到极点的东西已无所包容，称之为‘小一’。没有厚度的平面，不可能累积而成体积，但却可以无限扩展以至很远很远。从整个宇宙的角度看天与地都是低的，山峰与湖泽都是平的。太阳刚刚正中就同时开始偏斜，各种物类刚刚产生就同时意味着走向死亡。万物有类别的共同点和种属的共同点的差异，这叫做‘小同异’；万物有完全相同的共性和个别事物完全不同的特点的差异，这叫做‘大同异’。南方可以是无穷尽的但南方也可能是有尽头的，今天到越国去又可以说成是昨天来到了越国。连环本不可解但又可说是无时无刻不在销解。我知道天下的中心部位，可以说是在燕国的北边也可说是在越国的南方。广泛地爱护各种物类，因为天地间本来就是没有区别的整体。”
　　　　　　
惠施认为上述看法是最为博大的了，游观天下并晓谕各处善辩的人，天下一切喜好争辩的人无不相互津津乐道：卵里面可以说是存在着毛；鸡的脚可以数出三只；郢都内就存在着天下；狗也可命名为羊，马能够说是卵生的；虾蟆可以说是长有尾巴；火本身并没有热感；山中的回音证明大山也生出了口；车轮永远不会着地；眼睛也可说缺乏看视的能力；指认外物永远达不到事物的实际，即使达到实际也会无穷无尽；乌龟可能比蛇还长；角尺不能画出方形，圆规也不能用来画圆；具体的榫眼与榫头不会完全地吻合；飞鸟的身影也可说不曾有过移动；飞逝而去的箭头有停留、也有不曾停歇的时刻；小狗可以不是狗；黄马、黑牛的称谓可以数落出三个；白狗也可以叫它黑狗；称作孤驹应该说它不曾有过母亲；一尺长的棍棒，每天截取一半，一万年也分截不完。喜好争辩的人们用上述命题跟惠施相互辩论，一辈子没完没了。
　　　　　　
……南方有个奇异的人名叫黄缭，……问天为什么不会坠落、地为什么不会塌陷，询问风雨雷霆形成的原因。惠施一点也不谦逊立即回应，不加思索地就作出答复，广泛阐述事物的规律与原理，说起来絮絮不绝，话多而无休止，还认为说得太少，把许多奇异的东西也添加进去。……他内心修养十分薄弱，而追逐外物的欲念却又十分强烈，他所走的道路真是弯曲狭窄的哩。用阴阳交构化育万物的道术来考察惠施的能耐，不过就像是一只蚊虻在徒劳地嗡嗡作响。他的言论对于万物有什么用处！不过充分了解事理的某一部分还是可以说十分突出的，如果能够尊崇于道也就接近于道术了！惠施不能够在这方面安下心来认真下点功夫，离散心神于外界事物又从不知道倦怠，最终只不过得到善辩的美称。可惜啊！惠施的才气，放荡不羁而无所获，驰逐于外物而不知返归本真，这就像用声音来遏止回声，又像是为了使身形摆脱影子而拼命地奔跑，实在是可悲啊！
　　　　　　
戊、哲学家熊十力评庄子与施惠
　　　　　　
施惠学富五车，博通百科；诠天地之悬，析四运之行；解风雨之作，释雷霆之发；善辩术，推逻辑；明万物相对，倡大异本同。施惠可谓科学大家也，但庄子的结论是：逐物之学，远非道慧之可比。熊十力说道：
　　　　　　
庄生以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为偏尚逐物之学者所莫能免之流弊。……近世人群莫不共信科学成绩之伟大，不独揭发宇宙秘密，掘开宇宙宝藏，而直以吾人智力改造宇宙。夺大造之权，兴无穷之福。……然今人遂以科学发展、智夺天工、造福人类，足以推翻庄生之论，余诚迂钝，终未知其可也。……学术只限科学一涂，而反己之学废，故弱于德，人之知能，完全集注于物质宇宙，而划分多数部门分工研究。……故强于物。
　　　　　　
是故学术万涂万辙，必会归常道，而后为至。知不及乎知常（知常亦云见道），只是知识而不足言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借用佛典名词。若泛释之，亦可云最高的智慧。）
　　　　
（四）附文：斯宾格勒批判西方之理性智慧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发表他的震世之作《西方的没落》，其中论及理性思维这一近现代的西方主导精神，斯宾格勒认为理性思维是低下的、衰老的和没有前途的，分六点说明如下：
　　　　
第一、理性思维是自然物种的条件反射的无限放大
　　　　
不仅原始人和儿童，而且高等动物，都能自发地从日常的微不足道的经验中发展出一个自然的意象，把所观察到的经常发生的技术暗示尽数囊括其中。鹰“知道”在什么时机猛扑向猎物；孵蛋的鸣禽“知道”貂从何处靠近；鹿“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在人身上，所有感官的这种经验变得狭隘了，可眼睛的经验更敏锐了。但是，随着现在外加上了语言交流的习惯，理解活动逐渐从看当中抽离出来，并从此以后独立发展成为推理的能力；接着又在即刻理解的技术中加上了反思的理论。那种技术主要用于可见的切近事物和一般的需要，反思的理论则主要用于遥远的和可怖的不可见物。于是，在日常生活的琐细的知识的旁边，信仰确立起来了。它们再接着发展，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知识和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技术，在神话的上面又出现了祀拜。一个教导如何去认识“神意”，另一个教导如何去征服“神意”。因为在显著的意义上说，理论彻头彻尾地是宗教的。只是在很晚的时候，科学理论才从宗教中发展出来了，且是经由已获知方法的人。离开了此，就不会有变化。物理学的意象世界仍是神话式的，它的程序仍是召唤事物中的力量的祀拜，它所形成的意象和它所运用的方法一般地仍依赖于适当的宗教的意象和方法。
　　　　
第二、关于割裂性或突破性之理性思维之产生的过程
　　　　
人类的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思维，我们的概念是得自视觉的，并且我们的逻辑的整个结构其实就是想象中的一个光的世界。……但是，唯有在语言的影响之下，感觉和知性之间的明确的对立才能在醒觉意识中确立起来，这种张力关系在动物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在人类当中，最初也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伴随着语言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意义重大的结果——知性从感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此，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对于作为构成部分的感觉印象的意义（它们在以前几乎未被这样注意过）的理解，已经取代了对于感觉总体的简单理解。……正是这种借助于声音从实际的观看中得出和分离（抽象）出来的理解方式——不论在原始层面我们多么难以找到其确切的证据——才在事实上明确地把一般动物的醒觉意识和继起的纯粹人类的醒觉意识区分开来。正是这样，在更早的阶段，这样的醒觉意识的出现为一般的植物性的生存和特殊的动物性的生存之间划定了一个界限。
　　　　

脱离了感觉的知性，可称之为思维。思维把一种永久的断裂引入了人类的醒觉意识。……它在视觉的光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之间确立了一种决定性的对立，前者被描述为是一种虚构和幻觉，而在后者当中，概念及其暗淡但不能抹去的光晕仍然存留下来，并发挥着作用。从此以后，对于人类来说，只要他在“思考”，想象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在最初，自我就是这样的醒觉存在（就是说，就其还具有视觉而言，它觉得自己是光的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变成了“精神”——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理解，它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并旋即不仅把自己周围的世界，而且把生命的其他组成部分，甚至它自己的身体，都看成是在质的方面低于自己的。……因此，显然，当思维变得独立的时候，它就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在实用的思维之外，新增了一种理论的、具有穿透力的、精细的思维，前者针对的是周围世界中的光照的事物的结构，且总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实用目的，后者则旨在建立这类事物“本身”的结构，即事物的本质结构。从那所见的事物中，光被抽象出来，眼睛的深度经验在一个宏大的、准确无误的发展过程中把自己强化为词义的有色领域中的一种深度经验。人类开始相信，他内在的慧眼是可以正确地看透事物的实际面目的。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最后，在内在之光的照耀下充分清晰地凸现出来的结构，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思维构造。
　　　　
理论思维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的发展引起了一种活动，使一个新的冲突，即存在（生存）与醒觉存在（醒觉意识）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在动物的小宇宙中，生存和意识在一个自明的生命统一体中结合在一起，这种小宇宙知道，意识仅仅是生存的奴仆。动物只是“生活着”，它不能反思生命。然而，由于眼睛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使得生命在光线之下呈现为一种可见的实体的生命；进而，当知性与言语相互结合在一起时，知性立即就形成了思维的概念，并由此而形成了生命的反概念，到最后，它把实际的生命和可能的生命区别开来。于是，我们拥有的是在“思维与行动”这个短语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立物，而不是直接的、简单明了的生命。在野兽身上根本不可能的事，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不仅变得可能，而且变成了一个事实，并最终变成了二者选一的抉择。成熟的人类的全部历史及其全部的现象，都是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所采取的形式越是高级，这一对立面对其有意识的存在的重要时刻的主导就越是充分。
　　　　
第三、理性思维是割裂性的、片面的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派此一理智的形式世界优越于其他的形式世界。……任何借自然科学之名对宗教的指责，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人类思想把自然的意象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量的形式地位──以便能通过因果推理、度量和计算，一句话，通过机械的区分来予以把握──的倾向。
　　　　
思维自身固执地相信自己在生命整体中居有极高的地位，由于它忽视了或不关心在它自身之外还有他种确定事物的方式这一事实，它也就失去了不带成见地考察整体的机会。实际上，所有的思维大师们——在每一种文化中，他们几乎是唯一有权威的代言人——都认为不辨自明的是，冷酷的抽象思维是接近“终极事物”的真正途径。并且，他们还认为同样不辨自明的是，他们沿着这一途径所获得的“真理”和他们用来当作自己的目标的真理是一样的，而非像实际的情形那样，只是一种替代不可知的秘密的想象性图象。
　　　　
因为，虽则人类是一种能思的存在，但决不能由此认为，人类的存在就在于思考。这种区别是天生的穿凿附会者所不能理解的。思维的目标即是那所谓的“真理”，而“真理”是被“建立”的——即是说，它是从光的世界的活生生的不可感触性中被抽取出来的，变成概念的形式，并在一个体系中被赋予永久的地位，这种体系意味着一种理智的空间的存在。真理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就是说，它们和生命再也没有任何关联。
　　　　
第四、理性思维是扼杀生机的，因而它对于真正的“文明”没有积极意义
　　　　
“凛然的敬畏心乃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被命运剥夺了这种禀赋的人必定想要去发现秘密，想要去剖析、分解、瓦解那令人敬畏的事物，想从中汲取知识。追求体系的意志，即是一种想要扼杀活生生的事物的意志，是想要“建立”它、稳定它、使它僵化，并把它束缚在逻辑的链条中的意志。才智一旦完成了僵化的任务，才智也就实现了征服。
　　　　
……是逻辑的和数字的排列的纯粹的广延，在那里，除了既成的死物而外，没有任何活生生的东西。正是这一点使得歌德──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计算者──发现，“自然没有体系，它只有生命，它就是生命，是从一个未知的中心到一个不可知的境界的连续性。”对于还没有在自然中生活而只是认识自然的人来说，自然是一个体系。但是，它仅仅是一个体系，再无其他，运动则是它里面的一种矛盾。
　　　　
第五、科学的西方是没有“文化”的文明，是机械物代替有机体，是“熄灭的心灵”和“石化的才智”
　　　　
科学的世界是表面的世界，是实践的、无心灵的和纯粹广延的世界。……在这里，生命不再是某种自明的东西——几乎不再是意识的问题，更别说有所选择了——也不再当作出于上帝意志的命运而被接受，而被看作是一个问题，以理智所看到的样子得到呈现，通过“功利主义”或“理性的”标准得到评判。这根本上就是这三者的全部意义。大脑支配着一切，因为心灵已放弃了一切。文化人无意识地生活着，文明人则是有意识地生活着。世界都市——怀疑的、实践的、人工的——只是代表着今天的文明。位于它的大门口的系于土地的农民根本不算什么。“人民”指的是城市人民，这是一种无机的群众，是某种流动的东西……。
　　　　
因而，在歌德的悲剧的“第一部”中，浮士德是孤寂的深夜的热情学者，逻辑上说，他是“第二部”和新世纪的浮士德的前身，是一种纯粹实践的、目光远大的、方向向外的能动性的典型。在他身上，歌德从心理学上预示了西欧的整个未来。他就是取代文化的文明，是取代内在有机体的外在机械物，是作为熄灭的心灵的石化的才智。如同开头的浮士德之于结尾的浮士德是文化对文明一样，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之于恺撒时代的罗马，亦复如此。
　　　　
第六、理性思维之成熟，说明欧美文化未老先衰而步入死亡
　　
高级文化的历史表明，“科学”是一种暂时的景观（transitory spectacle），仅仅属于那种文化的生命历程的秋季和冬季，并且在古典思想、印度思想、中国思想、阿拉伯思想的情形中，要完全耗尽它们的可能性，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古典科学在坎尼战役和亚克兴战役之间的时期里消失了，让位于“第二信仰”的世界观。由此可以预见到我们的西方科学思想抵达其演进极限的日期。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要勾勒西方科学的最后阶段。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日渐西坠的没落之路已赫然在目。
　　　　
这种向前展望不可逃避的命运的能力，也是历史才能的一部分，而历史的才能，乃是浮士德心灵所特具的天赋。古典文化已经死亡，如我们也将死亡一样，但它死得无知无觉。它相信一种永恒的存在，故而到了最后，它的日子还过得心满意足，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神赐予的礼物。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历史。在我们面前，有一场最终的精神危机，行将席卷整个的欧洲和美洲。它的进程究竟如何，晚期希腊化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预示。理性的独裁——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极致——在每一种文化中都代表着壮年与老年之间的那一个时代，且仅此而已。它的最明显的表现，即是对精确科学、对辩证法、对理论论证、对因果原则的崇拜。……
　　　　
我预言，就在这一世纪——相当于亚历山大里亚主义的科学批判的世纪、大收获的世纪、最终公式化的世纪——将出现一种内在性的新要素，来推翻科学的追求胜利的意志。精确科学必定要利用它本身的利剑发动攻击。首先，在18世纪，科学的方法已经用尽；接着，在19世纪，它的能力也告衰竭；而现在，它的历史角色已受到批判性的反思。但是，从怀疑论的立场看，我们还有一段通向“第二信仰”的路途要走。然而，这已是文化的尾声，而不是序幕了。在那时，人们不再需要证明，人们只是欲望信仰，而不是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