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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两千多年等级礼教捆缚太紧的缘故，中国人表面上温良恭俭让的背后，似乎都压抑着精神的放飞与自由。这样的外冷内热，便构成了中国人最具特色的善恶真伪矛盾两面一体性。于是，《西游记》的故事，便成为中国人释放快意灵感和发挥想象力的代表之作。西方基督教的《圣经》故事，有人性“原罪”之说。而被压在五行山下长达五百年的孙悟空，似也可算作中国精神被压抑的“原罪”惩戒。孙悟空敢于大闹天宫挑战玉皇大帝，敢与天斗与地斗与神斗与人斗与妖魔鬼怪斗，简直无法无天无拘无束到了酣畅淋漓的程度。不过，尽管他本领超强神通广大，可他还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然而，终因“猴性难移”，即便是在跟随唐僧西天取经的长征路上，他还是继续经历着“佛法”与“猴性”斗争的磨练。 那么，在这个取经团队最终完成使命回到大唐长安后，对于孙悟空来讲，到底是“佛法”战胜了“猴性”，还是“猴性”战胜了“佛法”？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所谓“真经不可轻取”，这才是一句糊弄人的大实话。求取真经的艰难过程，就是斗争历练的感悟升华过程。这个实践积累和感悟升华达到了量变与质变的飞跃，便是“心有真经”了。这时，“猴性”与“佛法”就圆融归一。此所谓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悟空悟空，西行三万里，却原来还是有无相生阴阳相形，佛门真经和易理大道也还是殊途同归。就孙悟空“猴性”与“佛法”的斗争来讲，心中有佛便有“佛掌”。而心中无佛我便是佛，“佛掌”何用去“翻”？这样的大自在，就是大自由，也就是大自然。此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研究者认为，若仔细留意《西游记》的细节描写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其实是道士们在讥讽“念经有口无心”的和尚。或者说，是中国人对“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洋迷信”进行嘲弄。你看，兴师动众西行万里历经劫难，取到的却是“无字天书”。弟子求取真经，却要给管经的和尚弄点“人事”。而对送礼打点行贿受贿这种“俗事”，佛祖一句“真经不可轻取”就遮掩过去了。就连孙悟空的绝世本领，也是道家神仙原始天尊教会的。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其实并不奇怪。世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是在变化之中。中国农历一年有四季、十二月、二十四个节气。其中，每五天为一侯，每三候为一气，每六候为一节，一年正好有七十二个候。此大自然七十二变之“候”，或便是彼七十二变之“猴”。 仙、佛、人、妖有甚区别？仙道佛缘均讲普度众生，为人忘我，大公无私。因此，凡是和“私欲”有关的就没一句好词，什么兽欲、物欲、贪欲等等。而妖孽的“私欲”膨胀，不外乎是追求个人的食欲、色欲、贪欲。因为食欲，所以唐僧动辄就有被蒸煮成为美味佳肴的危险。因为色欲，唐僧动辄就有和妖精成就新鸳鸯蝴蝶梦的危险。因为贪欲，猪八戒就常常会经不住诱惑而犯戒误事。人界与仙界、佛界、魔界之间，亦可成仙，亦可成佛，也可成妖，全在一念之间。不仅如此，就是仙佛动错念头，也便会成为祸害凡间的妖孽了。唐僧取经前是人，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是妖。但因为一心向善，为救芸芸众生而献身求道，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真经修成正果而成仙成佛，这是一个艰难的修炼过程。 我们读《西游记》，若感悟不到孙悟空“猴性”与“佛法”的斗争修炼过程，我们自己也便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更具体来讲，我们是没有体会到作者吴承恩“传道解惑”的良苦用心。《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生于1501年，卒于1582年，淮安府山阳县人（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据载，吴承恩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但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便去做了长兴县丞，却因受人诬告，两年后即“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吴承恩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 由此可见，孙悟空“猴性”与“佛法”的斗争修炼过程，也恰是吴承恩自己“猴性”斗争修炼过程的内心写照。我们与“良书”同行，也便是与吴承恩一样的“良师”先贤同行。这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也是获得精神滋养和境界修炼提升的超级愉悦享受。 同样的道理，自识文断字知识启蒙时起，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与“书”同行与“师”同行。吴承恩老先生当年也是一样，不过他自幼是受“科举制度”文化启蒙教育。因此，也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经史子集”熏陶，并自然会以“学而优则仕”的“人上人”为明确的读书标的。在这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子曰诗云的“四书五经”和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礼教，也就同时开始伸展着“如来佛的手掌”，并一步步地捆绑了他的精神。而一旦当他“国考”科举“不第”，“劳心者治人”的“人上人”仕途失意时，生活的困顿与思想的迷茫就可想而知了。读书是为了什么？学习文化知识究竟为何用？是求取人生智慧与生存价值的真经吗？这个真经就是以“修齐治平”来实现个人升官发财光耀门庭吗？人与人究竟应该平等，还是必须要有“劳心者治人”与“劳力者治于人”的贫富贵贱等级之分？这一连串的追索拷问，无疑便是他在内心深处对“儒家礼教”的“大闹天宫”。 于是，“大公无私”普度众生的道德义士和“自私自利”物欲贪婪的豪强恶棍，这些社会上善恶对立的典型人物和“天地君亲师”，以及大量亦善亦恶的中间摇摆性人群，就逐渐抽象化为《西游记》中的各类人鬼神角色。而吴承恩所处时代的“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教”，也便会抽象化为佛教的教祖教义教规与“佛法”。吴承恩曾明确坦承：“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因此，我们以作者本人的生活阅历与思想背景，对《西游记》进行这样的解读和感悟，也应该是比较符合情理的。 说到儒家等级礼教，就不能不说孔子。自儒生董仲舒给汉武帝进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国策以来，儒家文化的“经史子集”和“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已经熏陶和影响了中国人长达两千多年。包括明朝《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和清朝《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等，他们既是儒家文化的传习者，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受害者。那么，他们同《论语》等“四书五经”这样的“良书”和“至圣先师”孔子这样的“良师”同行，最后又是怎样的“精神滋养和境界修炼提升的超级愉悦享受”，答案也已经不言自明了。所不同的是，如吴承恩和曹雪芹这样的“圣人弟子”，最终都以他们的文学创造，实现了“跳出如来佛手掌心”的精神解放和境界升华。 其实，中国的文化经典，不仅仅只是孔子的“圣人之言”和儒家编撰的“经史子集”。所谓“孔子之说”，也只是诸子百家的“一家之言”。此所谓“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对教师和先生的敬称。所谓“诸子百家”，就是说我们还有老子、管子、墨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等很多老师。诸子百家，也都有他们的经典著作。要说中国文化的源头，应该是起于“盘古氏开天辟地”的远古传说时代，经有巢氏时代的“安居造屋”、燧人氏时代的“光暖工程”和“冶铸开物”及“安全熟食”、燧人弇兹氏时代的“搓绳织衣”和“华服锦绣”、华胥氏时代的“女娲补天”和“兄妹磨盘”、伏羲氏时代的“远取诸物”和“作易八卦”、神农氏时代的“尝百草有中医”和“育五谷有稼穑”，黄帝时代的“造指南车”、“习用干戈”和“仓颉造字”，虞夏之际的“公私之变”与“礼法初具”，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个万年华夏文明的发展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从“伏羲作易八卦”到“黄老之说”，应是中国易理大道文化的本源主脉。 所谓“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用，术万变而道不变，知不变而通万变”，这便是中国文化“道术用”的“天人合一”系统性整体思维。老子讲“黄老之说”，是在传道。其余诸子百家争鸣“学术”，是在求“术”之“用”。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黜道”而“尊术”，且惟尊儒家“一家之术”。中国文化系统的被阉割和日渐萎缩，便始于此“罢黜百家”之浩劫。 自那时起，人们从识文断字开始启蒙学文化，但“学而优则仕”的飞黄腾达者和大富大贵者，终究只在1%以下。而“劳力者治于人”的穷困落魄“读书人”，却总是在99%以上。如吴承恩和曹雪芹这样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被读书所毒害，祸根也便在于此。当然，孔子宣扬“仁义道德”的尊卑贵贱等级礼教之术，是伪是善，也都只是他先生的“一家之言”。而在他身后几百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已与孔子本人无关。两千多年后，还有读书人被毒害，便更与孔子无关。孔子被推上“至圣先师”的神坛，责任在于历代的“造神运动”者。因为总有1%“劳心者治人”的成功者，总想把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尊卑上下贫富贵贱等级永恒化和“神圣化”，所以也就总要持续接力把这一套等级礼教之术的最早发明人“神圣化”。因此，这个给99%们不断制造“读书悲剧”的“如来佛手掌”，已经自如伸展了两千多年了！ 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后，才有了像吴承恩和曹雪芹这样的“文化中毒”觉悟者，最后终于经过浴火重生的精神炼狱而“跳出了如来佛手掌心”，并且开始普度众生拯救不知不觉与后知后觉的天下99%“受苦受难”者。唐朝的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见，教师的第一职责首先是在于“传道”。其次才是传授专业实用之“术”，最后便是解答学生的“道之惑”与“术之惑”及“用之惑”。择“良书”，亦如择“良师”。学文化学知识，也首先在于求道和悟道。我们今天以吴承恩和曹雪芹为“良师”，从《西游记》和《红楼梦》中悟道，也确不失为一条求道的捷径。而就在在当下，就在孔子的“心灵鸡汤”和更远西天的“鸦片洋汤”，又成为世人追捧的“新瓶旧酒”时尚饮品之时，我们自己能够让自己“跳出了如来佛手掌心”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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