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罗山小考(中)
发布者:司苏实 | 浏览(6097) 评论 (29) | 发布时间:2006-05-28
陀罗山即与佛教有关,其诞生及演变自然离不开佛教的演变。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汉地,到东晋十六国时期,逐渐弘传”,“在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五台山佛教的兴起和寺庙创建最早。”(《佛教与山—文殊道场五台山》)。拓跋氏先前僻居朔漠,“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北魏道武帝拓拔珪建都平城(大同),始知佛法。只是当时“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同上)。398年,天下粗定,遂频诏建寺,礼敬僧人,开北魏崇佛之风气。文成帝时(452—465),为其祖先铸释迦立像五尊,高丈六,用赤金25万斤。又任沙门昙曜为沙门统,于城西武州塞凿山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绝一世,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而五台山佛教的兴起和佛寺的兴建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年)。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载 ,“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年礼谒”,并至台山避暑,于中台置千许“小石浮图”,在清凉谷岭建造清凉寺。可见离五台山还有相当距离,属秀荣尔朱氏的陀罗山建佛教寺院,不会比这早。
中国佛教史上曾有几次大的灾难。据上引《文殊道场五台山》一文考证,按正史,周武帝灭齐后(公元561年),执行废佛政策,在原北齐境内没收佛寺四万余所,使三百万僧人还俗,齐境盛极一时的佛教,于此衰落,五台山佛教也遭到毁灭性打击。隋唐大举兴佛,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但国家经历了安史之乱,经济上和寺院发生尖锐的矛盾,于是在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再次发生历史上有名的废佛事件:禁供佛牙,有佛指骨也不许供养。会昌五年,干脆大规模拆毁寺院,没收寺产,遣散僧尼。凡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寺庙四万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佛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会昌六年武帝去世,宣宗、懿宗都试图恢复佛教,但王朝已临末运,战乱频仍,佛教从此衰落(陀罗山怎能幸免)。经过这次废佛,五台山佛寺中,只有僻处台外、规模不大的南禅寺遗漏保留下来。此寺建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成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构寺庙。五代时,又发生过后周世宗(公元954年)的灭佛事件,至宋初,寺院仅存67所。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创宋之后,一反后周灭佛政策,转而对佛教进行扶持和保护。北宋末年,金兵大举伐宋,五台山因与金朝接壤,又因战事受到冲击。但金朝的统治者女真族受崇佛之风的影响,也为柔服汉人,仍对佛教加以尊奉,寺院不是重修就是新建。自元以后,佛教再没有受过太大的摧残,并大为发展。至明清达到鼎盛时期。从康熙始(公元1662年),国家非常重视利用黄教来加强中央政府和蒙古地区的联系,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台内十座汉庙(罗目候寺、寿宁寺、三泉寺、 玉花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改为黄庙(喇嘛寺),和尚也一并改为喇嘛,因此五台山佛教特别是喇嘛教极为兴盛。(《五台新志》)。寺庙的建与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只一次出现,必然会影响到陀罗山寺庙的兴衰。元、明后再没有出现过较大的毁佛运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保留下来的寺庙必然以元、明以后的为多。陀罗山同样如此,而且明清以前的东西一定更珍贵。
(资料源自《佛教与山—文殊道场五台山》一文)
明天启六年的<到此清凉>石刻.
<日近云低>石刻.与上刻在同一块巨石上,相距不远.此石应即"飞来石".
前几日专程上山看碑,希望能找到些更珍贵的东西。见巨石上有“到此清凉”、“日近云低”等字。据不少书载,为康熙手迹,而且记成了一组:“日近云低 到此一游”,总觉得档次低了点儿。细辩发现,其中“到此清凉”为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岁次丙寅四月佛日所刻,署名为“知忻州事奉□大夫”等一干人马。虽名氏不可辩,但肯定不是清代的康熙。另一刻“日近云低”,款式、字体极为相似,题款难辩,日期更难考。看布置法,不象一次写成。应是同期产物,或更早。在石上发现数组不太正规的刻记,尚能看个差不多。其中一组为一首诗,没有标题、落款,便照了下来。回来一看,原来有书可查,为明正德进士,官至吏部则朗中,忻州学者党承志所写,还有标题,为《陀罗避暑》。但其中谬误不少,也许是党进士刻后又修改了?现将我记的抄写如下:
而书中所记为:
如此诗是从此处识后而抄出,有些误识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鳌耸郁”、“隔”、“濯缨”几字;但有些是不应错的,例如“阴岗”与“阳岗”问题。本来就看得很清楚,而且“首夏”、“犹带雪”,“阴岗”自然比“阳岗”更合理了;而“画杳茫”还是“书渺茫”,便有些勉强了:“书(書)”、“画(畫)”难分(画下面那横还是很清楚的),“杳”和“渺”是不难分的,而且看得很清楚。但不知这标题和如此清楚的署名是从哪里来。如果另有出处,则上面都瞎说,我还得重新学习。
党承志诗刻.
支书说他在青龙池边看到有宋代石刻,这算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刻迹了。会计勇子说,他曾和许多乡亲专门上山找汉代的碑记,无任何线索。其实且不说汉代是否已有此寺,因刻石过于古老,且多为砂岩、花岗岩(别忘了“上太古界五台群老变质岩系”),明代的已经难以辨认,再早就更难了,找到也无益。现存的碑,支书统计了一下,为38通(每修一次不过立一两块碑)。但大部分倒碎,要全部立起来,需要一万块钱,村里出不起。我自己在树丛中找到几块记事碑,其中两块明崇祯四年和清乾隆四十八年的重修记事碑,仍立在那里,碑体完好,上面记载也比较详细。其中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4年)那块《重修碑记》说得比较清楚易懂:
崇祯四年那块碑为进士出身奉训大夫所写。虽也是重修碑记性质,但名即为《文殊寺》,内中表述了许多思辨观点,我很喜欢。但文脉较深,多有考究,常引经据典,不易理解,以后有兴趣再慢慢品读。
乾隆四十八年那块《重修碑记》
陀罗山重要,历代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留下墨迹的一定不少。其中金代诗人元好问的可能较为珍贵。元好问就是忻州人(太原秀荣,韩岩村)。鲜卑族,拓拔氏的直系后裔,后随魏孝文帝从平城南迁洛阳,并在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高祖元谊,曾祖元春徽宗宣和年间(1119-1225年)都曾在忻州为官,遂从平定又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后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他痛心金国的沦亡,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并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但直至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68岁逝世,也未能如愿。
元好问关于陀罗山有诗两首:
曾署静乐事的明代学者赵梦麟有《书文殊寺》两首:
这样的诗不少,大多表现对时运的不满,和官场失意的求隐心情。明末清初的爱国学者傅山在崇祯十七年,专程登临陀罗山,写诗寄寓悲天悯人的苦衷和国破家亡,苍生离散的愤慨:
《间关上陀罗山二首》
以写景致为主的诗有两篇值得一读:
清康熙举人,忻州籍学者周继殷《陀罗诗》
清代李之华《陀罗山诗》:
(资料取自张明远《忻州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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