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地，小说家，台北尔雅出版社主人也，热心出版文学书籍。近年来，隐地兄的文章时时流露出读书人的忧郁气质。最近，他慨叹作家见了面什么都谈，唯独不谈书也不谈文章。我读了心有戚戚，因为外面的作家多半也是如此。
寒暄的内容反映人的心志，游牧民族寒暄问牛羊安否，农民见了面问庄稼长得怎样，麻将搭子问手气，推销员问业绩。据报道，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寒暄，在家谈房子，出门谈车子，出国谈儿子（儿女都在国外读书或创业），和台湾上世纪60年代的风向相同。作家见面不谈书也不谈文章，寒暄丧失专业色彩，乃是作家和文学疏离的现象。
隐地兄在他的一本书里说，文学是他的“神”。近年以来，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他心头有阴影。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是“革命文学”。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风水轮流转，活鱼退出商场仍在江海，那不是死。
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李贺如果多活十年，他的诗集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离骚》、《天问》。“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
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不死。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看历史，独裁者要杀文学，先杀作家，但斩草不能除根，独裁者一旦伸腿撒手，文学立刻如雨后春笋。
把文学当作宗教，这个比喻很好。我也是个信徒，我既信基督教又信文学教。信教的人都劝朋友也信教，因为他认为他信的教很好，他要把好东西分给朋友。如果朋友的想法跟他不同，那是朋友的事，他只作主观的努力，尽其在我，但求问心无愧。别的作家是怎么想的呢？文学是你的庙、是你的别墅、是你的戏院，还是你在后院里种的黄瓜白菜？你要不要请朋友参观你的别墅？要不要朋友陪你听戏？有没有摘几根黄瓜送朋友？我们都写作，如果我们爱文学像爱黄瓜白菜一样，也会邀朋友一块儿去听某一次演讲，也会劝朋友看某一本书，让你的朋友成为文学的欣赏者，而且是高水平的欣赏者，朋友之间的交情更可以长久。
我认为文学是好的，我从别人的作品里面得到很多益处。茶余酒后，文学是我第一类谈话资料。有人找我谈文学，我知无不言；只要给我时间，我言无不尽。我愿意跟有缘的人分享文学的甜蜜和文学的奥秘，从来不要报酬。我不是爱表现的人，我只是文学教的一个教徒，教徒传教，那是理所当然，那是情不自禁，那是有意栽花，有时候也无心插柳。
隐地兄出版他的日记，其中有生活情趣、生态变化、文艺史料和碎钻一般的智慧。天涯犹有读文学谈文学的人，纽约文友读他的日记，听到其中的最强音，那是他对文学书籍滞销而引发的“屈原式”忧愤。文友们了解，他不是因为搞出版而爱文学，他是因爱文学而出版，如果单单是搞出版，在商言商，《三国演义》滞销，改印《金瓶梅》；《金瓶梅》滞销，改印《性典》也就是了。“多少文学书，尽入笑谈中”，世上有这样的出版人。
文学不死，但是总要有忧世的人，忧世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我们悲观中有乐观，乐观中有悲观。我们呼唤文学，文学是人类进步的阶石，请给我们一把很好用的梯子；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请给我们又善又美的样品屋。我们为文学忧虑，并非仅仅为了文学。在这样黯淡的天幕下，隐地兄树立了一个醒目的形象。古人为“斯文”忧虑，那是关怀整个文化，隐地兄的格局比他们小；古人为文章忧虑，那是珍惜自己的心血，隐地兄的格局又比他们大。小大之间，方圆广袤，“隐地的世界”正是作家的世界，朋友们爱惜他这个形象，祝福他把姿势站好。
(作者为著名作家，现居美国，大陆有多种王鼎钧著作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