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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庄实录:中国股市内幕大揭密!
下面是D博士自述其坐庄的惊涛骇浪故事。
我在股市里有所作为，要从1992年末说起。那年的行情起来之后，万国证券公司(上海早期著名证券公司，后因“3．27国债”事件违规，与申银合并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作者注)在和平饭店南楼搞了个“大户俱乐部”，对外称“万国和平俱乐部”，每周日聚在一起分析行情，在当时的市场上很有名气。1993年3月末国脉通信股票即将上市，上市公司老总应“万国和平俱乐部”之邀作上市推介。我由于收购了大量的国脉通信股票，成了个人股的第一大股东。
国脉通信上市以36元开盘，不久就上冲至50元，紧接着申能股份上市以后又定位在20元以上，不过半年，我在这两个股票上即获利500多万，当时在我们这个大户室资金就算是前几名的了，我的名气开始在当时的上海大户室里边慢慢大了起来，这时就开始有人来找我谈合作了。
(一)、狙击延中：
4月份以后的大盘跌宕起伏，在1200点上方反复拉锯。因为我名下已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可以以机构名义操作，当时万国的营业部都可以为我们配资金，于是每天买进卖出忙得不亦乐乎。(过去证券营业部在行情好时多为客户融资透支，许多人因资金放大而暴富，更多的人则因此倾家荡产，后来这一做法被管理层严禁——作者注)
由于我们的到来，万国证券的这家营业部人气也在不断地上升，交易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而我第一次做股市评论也是在这家营业部开始的。
1993年上半年的行情使我的个人资产也在呈几何级数上升，当时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己经达到了千万元的数量级。于是经人介绍，又有一位名噪一时的股评家阚二毛博士(以下均以阚二毛博士称之)来与我合作。
1993年6月以后的上证指数基本上在777点到1O50点左右箱体中上下运行，股民也是输多赢少，舆论都把此归罪于扩容太快。但到了1993年9—10月间，中国股市爆发了第一件收购事件——宝延风波，我成了这次风波中合规合法的最大受益者。
1993年3月以后的股市下调，深市的下跌幅度比上海深得多，可能因为深市历来有高比例融资的传统。几个月达60％以上的跌幅，深市的不少机构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总想在股市上鼓捣出什么动静来，于是他们瞄准了上海的“三无板块”(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发起人股)，因为该板块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流通，因此，容易在二级市场上收集筹码从而成为控股大股东。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当时排名在沪市第一位 (600601 行情,资料,咨询,更多)的延中实业(现为方正科技)。
从1993年9月中旬开始，延中实业从7--8元开始在下跌市道上连续逆市翻红，引起了市场注意，有几次在股市沙龙上有股民探问：“听说有大机构准备炒延中，已经在收集筹码了，是真的吗？”
按照习惯思维，当时都以为大量收集筹码不过是为了炒作罢了。我尽管从境内外的报刊上已看到“收购上市公司可带来的个股火爆行情”的案例，但也没有意识到这么快就会在自己身边的市场发生，因此也没有当回事。直到9月3O日中午收盘，当时我与“阚二毛博士”在延安西路的赛格证券营业部，看到深圳宝安发布公告，已持有延中实业流通在外约5％的股份。这时我的心怦然一动，“狼”真的来了。
下午开市恢复交易，我即从13．4元的价格5万股、10万股一路追打，当天的最高价19．99元即是我“盖帽”打进的，打进后即一路下滑，当天好像在15．68元收盘，一共打了几十万股，平均大约套住1元左右。但是我根据成交量判断，前期庄家收集的筹码根本不可能在这天下午出货，因此我胸有成竹：“赶紧补仓，至少可以看25元”。“阚二毛博士”在一旁也关切地说：“D博士，你胆子也太大了，到底有没有把握？”我笑笑说：“你慢慢看吧。”
国庆以后，延中的股价在16．60元至17元一线盘了两天，但抛出的股票好像被无底洞吸干了，而水位却在不断地慢慢上升。两天后股价已经上升至19元一线了。这时，各种传媒对宝安收购是否合法'规范辩论得如火如荼。延中公司尽管被这当头一棒击得晕头转向，但也不甘示弱，在呼吁保护“弱者”的同时据说高价从香港聘请了一位“反收购专家”，准备以上级主管部门为依托，筹集巨资对宝安的收购进行狙击——反收购。愈演愈烈的场外战，使延中股价越抬越高，参与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阚二毛博士”看到股价下不去，不知什么时候也买了进来。但涨了几毛钱就开始分批出货了，并再三给我来电话：“D博士，你已经赚钱了，可以跑了。”此君以后以“2毛里”(即赚O．2元就抛)著称，被深市的股评家讥为“菜篮子工程”。但我铁了心，除了将超比例透支部分平仓，以摊低成本，降低风险外，大部队全部锁定，不见25元以上不出货。
果不其然，延中当天收于34．61元，第二天开盘冲不过40元就开始掉头向下，收在24．20元，不到一周就跌回到20元以下。 延中一役，我在沪市证券界圈内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了，我再三告诫自己，做人一定要低调，做事一定要勤快。但好动天性决定了我炒股乃至人生的经历是不会平坦的。 (二)、界龙实业“32阳”惊天下： “狙击延中战役”后，我的大部份资金仍在股市中流动，由于惯于高比例融资操作，到1994年初已经将延中的获利输去过半了。但我的“多头思维”促使我仍在寻找资金，乐此不疲地在股海中沉俯 大盘一下挫后，大部分股票价格已跌到了10元钱以下。我们长期关注的东北某医药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跌至20倍以下，我认为它初具投资价值了，于是找到东北一家证券公司发出寻求合作的意向。一个月以后，通过东北某证券公司介绍，医药股份的张总和我见面了。 提起东北某医药公司，在1993年为数不多的异地上市公司中可谓赫赫有名，1993年6月29日上市那天的高开低走，消灭了一批上海大户，而且报载当天晚上该市举城欢庆，笑看“上海人傻冒”，灌下了大桶啤酒，因为他们一元钱的东西让上海人20元钱抢着买了去。 由于双方对市场现状及发展的观点比较一致，于是就投入的资金规模、期限、目标等很快达成共识，并由万国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出面与对方签订了协议，由我公司接受委托，实际由我与证券营业部认可的“阚二毛博士”、小周实际操作，操作室是由营业部出面在富丽华大厦专门租的一套住宅。 实际运作开始后，正当市场人气低迷、成交萎缩，大盘股根本无人问津。医药公司股票上下两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把炒作目标转移到别处了。 1994年春节一过，沪市1993年最后一批认购证发行但未上市的商业网点、东方明珠、凌桥股份，及1993年第二批认购证发行的农垦商社、界龙实业等一批新股共11家在2月24日一天上市。在此之前，市场在800点上下徘徊日久，久被抑制的人气开始逐渐抬头，各类舆论已开始为新股的炒作鸣锣开道、摇旗呐喊。市场一致看好的是“亟待擦亮的明珠”——东方明珠，将其誉为浦东股龙头，市场预测其价位将超过陆家嘴。 2月24日一早，股市多路人马像赶集一样迎接股市第一次新股批量上市，准备挑选自己心仪的中意货色。我们筹集了一批资金后，先看中的是农垦商社，因为我知道当时的上海农垦系统实力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新疆。可农垦商社当天开盘，股价在15元以上，高于我们心理预期，而且感觉盘中有大资金在吸纳，我们进入的意义不大了。 注意力转向其他新股后，发现一只被遗忘的“丑小鸭”—一界龙实业，中国第一家村办企业改制上市的股份公司。其股价最低只有12元左右，我觉得有机会，因为只要是第一，在中国股市就是机会，就是题材，那怕是第一个亏损股！于是5万股、5万股地开始吸纳，利用当时‘T＋0”的有利条件，每买进5万股，就作为压盘马上挂出去，这样上方抛盘越来越大，股价也越压越低，当我们在12元以下收集了200多万股以后，抛盘全部撤单，股价当即飘升，收盘在12．58元。第2天跳空高开，一路推高，在13．20元以上全部抛出，轻轻松松地做了一把短差。在边上观战的医药股份张总面露钦佩之色，连翘大拇指。 界龙在13元上方仅维持了一天即掉头往下，在12元多横盘一天。随着新股热的出现，短线客开始纷纷进入了。一天收盘后，医药股份的张总打电话给我说：“老马，能不能再买些界龙，咱们大做一下。”我答：“不用说，你们在外面买的界龙己经套住了。两天以后再商量。”不出两天，我们又买回200万股，开始通知医药股份，我们可以合作了。 当天收盘后，我们一行来到地处上海南隅北方某省证券公司的一家营业部与该公司老总及该省几家机构的驻沪代表见了面，当晚在复兴路上的南方夜都会把盏细谈，“一口闷”之后敲定了暴炒界龙的操作细节。
由我提议，他们派人到富丽华操作室，由我指挥，共同运作。为了公平起见，双方目前持仓筹码不动，再各调集3000万资金，总计持仓600-800万股开始向上滚动(当时界龙实际流通盘为1125万股)。买入抛出办法为我方挂单数价位，如15．73元、15．75元，他们挂双数价位如15．74元、15．76元，这样大家成本差不多，谁也不吃亏。 说干就干，第二天他们当时的业务经理小李与张总就一起到操作室开始并肩作战了。 当时的新股炒作以东方明珠领军，已到了26--28元一线，由于1993年初上市的浦东概念股金桥曾到过38元的高价，因此大家认为新股炒作仍有上升空间，一时如火如荼，人气鼎沸。为了鼓动人气，我提出了“界龙戏明珠”的口号(界龙当时14元左右，后来也曾实现了这一口号)。并与博士先生一起拟定了“追申华、超物贸、赶网点、戏明珠”股价上四个台阶的口号。在市场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情况下，界龙股价节节上升，不到一周已冲上20元大关，与网点比肩，差明橐徊街 界龙连续超强的走势已经吸引了大批跟风者与市场的关注，特别是连超原来股价在界龙之上的申华、物贸、网点之后，市场认为“界龙戏明珠”已成定局，更有甚者叫出了“超爱使、赶小飞”(都曾到过50元之上)也指日可待，于是那天开盘跳空1．80元，在23．60元。开盘之后，一路挂出的大抛盘也有人在“啃”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而且一个上午就涨了2元多钱，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当天中午在用工作午餐时我认为：“感觉不太好，下午该出了。” 当天下午我将压在上面的抛盘全部撤下，从26．50元开始每上去0．3元就抛出20万股，仍拦不住股价势如破竹。当大笔买单一路将股价扫到33元之上时，我们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出清，估计在两周不到共获利7000万元。 于是我通知场内“马夹”在22元与20元各放上200万股的接盘，因为我不想让股价震荡得太大，引起市场过分的震动。放下电话，我深深地松了口气，等我从卫生间出来，场内传来“界龙已跌破18元”。我大吃一惊，马上吩咐在20元以下全线买进，“阚二毛博士”也通知外围资金也全部进畅跌势止住了，股价又回到22元以上，并在22．60元收盘，还涨了几毛钱。 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庄家跳水”吧，因为当天最高、最低价相差1倍以上，实际上往上打、往下压全部是市场狂热行为，与庄家无关。 界龙跳水殃及其他庄家。受其拖累，明珠失色，网点破网，物贸、农垦等一批新股无一幸免。界龙还能止跌，其他股票股价则一蹑不振，有关庄家悉数被套，纷纷通过博士先生打电话来要求我们伸出援手将界龙再往上打，以减轻他们的抛压。众人的捧场，加剧了我内心深处的名利欲，于是胸脯一拍：“好说，明天经过探底T字形，后天光头阳线到25元以上，一周内再创新高。” 以后两天的界龙K线就在我们的操纵下走出探底成功发力上攻的图形。就在这个周末，证监会刘鸿儒主席发布了暂不扩容等“四不”救市讲话。 与医药股份张总他们合作时，当时他们手上的一大把被套的医药股份，按买进价结算给了我们。而在当时的炒新股热中，这类异地大盘股都是平仓对象，因此股价已套住了。我想利多出台，周一倒是出货的好机会。 在利多讲话的刺激下，周一大盘果然跳空高开，股民们为管理层的救市讲话亢奋，买盘蜂拥而入，但没有想到却为深套多时的各路庄家解了套。我将手中的700多万股的医药股票每一个价位挂5万股，全部被接走，全部出货套现了5000多万元资金，打了平手。这时我的自我感觉更好了，界龙也在市场买盘推动下往26元上面冲。但一到26元以上，获利盘、解套盘蜂拥而至，大手扫盘也只涨到26．80元就冲高乏力了。 后市开盘，大盘就急转直下，因为该进来的都进来了，场外的观望资金看到冲高乏力反而反手将手中筹码往下砸。不一会我们手中就增加了200多万股筹码，而股价却纹丝不动。一向强悍的界龙终于也显出了疲态，但我好胜斗勇的个性使我头脑更加发热，还在继续大手扫盘。这时，旁观的医药股份张总悄悄将我拉到一旁：“D博士，我们出货吧，这一把不赚，保本就行。”但在众机构面前的承诺、夸口却使我不肯收手。于是我反问：“那现在手上的筹码怎么办？”他说：“要么筹码全部给你？”我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因为当时手上双方己掌握了700多万股筹码，我手中可动用的还有7000余万现金，我认为做上去完全没有问题。 在以什么价位结算的问题上，“阚二毛博士”以上海人的精明帮了我的大忙，当时股价还在25—26元，医药股份老总提出22元结帐，我也几乎同意了。但“王二毛博士”测算了他们的成本后提出以19元结帐，想不到他也同意了。我又提出在二周内付清590O万元，他也一口答应。事后我想，可能是他们好不容易在股市熬了这么长时间后能一下子赚二三千万元也就是大获全胜，更何况我们以后赚了钱对他们还有好处呢。而我在进股市两年内没有吃过大的苦头，特别是被近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股市的风险二字。 而风险，往往是在你没有觉察的时候，悄悄地降临的。 “四不”救市昙花一现，股市只涨了一天，还留下了一根长长的“避雷针”——上影线，第二天开始就急转直下。大盘如此，跟风“界龙”的股民也不愿再经历第二次跳水，于是也纷纷逢高减磅，7000多万元付给医药股份张总以后，所剩资金不足支撑界龙的高价位了。没有了庄家的护盘，界龙实业也跌到了20元以下。这时我感到日子不好过了。
在医药股份退出界龙的炒作之后，我完全成了天马行空。手中最窘困的时候只有50万元资金可供调用，股价也像断线风筝一路下滑，最低只有15．60元。怎么办？这时有人提出了股票抵押融资将股价顶住的做法。于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几家机构，经过几轮谈判，我拿到了一大笔新的资金。 资金多了，胆子也大了。手中持有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多，外面流通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少。每天它的走势图就是一根介于30度至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在大盘一路下跌之中，唯有界龙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天天收阳，尽管涨幅不大，但一周总有1元多。因此“阚二毛博士”那时在股市沙龙中有一句名言：“你想要画王吗？请买界龙。”因为只要买1万股界龙，一周下来就可赚回当时1万多元1台的29寸进口画王彩电。 树大招风，在界龙连拉32根阳线，引发境内外包括港、台、新加坡的财经传媒报道后，上海股市中“界龙被人操纵”的说法，终于在时年7月深圳的券商会议上被反映到了管理层。 先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通知当时分仓仓位较重的一家营业部去谈话。继之有关人员去了几家分仓证券营业部查资金来源，记得当时炒作界龙的资金先后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因当时还没有《证券法》，最后，界龙实业炒作的性质是“聚集巨额资金”。因为是我一个人在炒作，所以很难说是联手操纵。加之我也不喜欢用“对倒”、“拉高收盘”这样的弄虚作假手法，也难以说是“操纵股价”，所以最终我没有得到什么处罚。 1994年7月29日，各大传媒刊登了1994年暂停扩容等重大利多政策，水深火热已大半年之久的股民纷纷奔走相告。我那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筹措资金，抄底入市。 大盘在一个多月之后就收复了千点大关，这时20元以上的高价股已经不少，一直逆市上涨的界龙这时却一直蛰伏不动，是整个行情上涨幅度最小的。该涨的都涨了，不该涨的也涨了。这时市场的注意力开始转到界龙股票上了。不少人打电话给我：“界龙该动了吧。” 既然市场认为该动了，那么人心所向，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好界龙的职工内部股也在上市半年后快解冻了，市场认为庄家肯定要炒一把，因为股指己经创新高了，所以界龙这次肯定也要创新高了。但股市从来就没有肯定，当市场憋足了劲要炒最后一把时，我就将手中已经握出汗来的界龙在两天之内，从26元到30元全部出清了。 听说接最后一把的是后来几年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庄家——南方证券公司江苏分公司的大机构----即坐阵南京的孙殿志，据说他们是在套了三年之后才割肉出局的。 股票出清，一结帐，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也有近半亿的利润。这儿要澄清一下市场的错觉：市场总认为某股从几元(最低价)涨到几十元(最高价)，庄家有十倍利润。实际上此言大谬，看一下最低价与最高价的成交量，再算算庄家的持仓量，就可知道，斩头去尾，付掉资金成本后，庄家即使能顺利出局，利润率肯定不如跟庄高。当然，由于资金量大，绝对利润数还是不小的。 (三)、通化东宝“滑铁卢”： 1994年9月底10月初，当大盘在1000点上方徘徊时，我在手中没有一股股票的情况下，提出“休息”，至少也要等大盘回调后再来操作。撑船的太累了，需要休息；坐船的太舒服了，需要继续。 1994年4月在上海商城二楼卡拉OK包房内，在资金上与我们合作的浙江某地区信托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老总说：“D博士，反正资金还未到期，我们再合作一次。大不了再像界龙一样，那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还怕什么？”此君大有其老家的“铁头”气概。边上众人也一起附和，我那不安份的心又开始躁动了。 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只通化东宝，从报表看业绩还不错，其主打产品“镇脑宁”的广告当时在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且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项目，这时已经试制成功在望，尤其流通盘仅1200万股，与界龙也差不多。于是我决定将通化东宝炒作一把。 1994年8月24日，通化东宝上市，开盘在18．58元，两天后开始回跌，在13元一线我开始吸纳，但感觉也有人在与我同步吸纳。因为当时自我感觉太好，所以也没有怎么在意。实际上这往往是庄家翻船的原因之一。从前炒界龙时我也知道有人在乘船，但数量不大。当庄家资金不足时，甚至希望有人帮他一起吸纳锁仓。但与庄家同步进货的“老鼠仓”情况就不同了。(知悉庄家底细的资金悄悄入场，称为老鼠仓。老鼠仓如不加以控制，会导致做庄者满盘皆输，故其是庄家的严加防范的对象——作者注) 在我连续不断地买入下，通化东宝股价从13—14元一线迅速上升至16--18元。这时我手中大约还有1亿资金可用，当时我以为做到20元应该没有问题。 实际上，1994年国庆以后，并没有出现市场所期望的“第五浪”，沪市迅速地从千点之上向下滑落。我却像鸵鸟似地只看自己的股票，认为凭实力就能打上去。实际上周围有人在18元以上出货后提醒我减磅。但我一看20元以上抛压很轻，一心想再创奇迹，一鼓作气做到20元以上。 但危机终于又发生了。当我从20元以上想强行冲击22元时，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我也像发疯似地一路狂扫，但终于红马夹在电话中说：“资金全部用完，公司不让买了，D博士，20元以上还买进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只能听任股价下跌。因为一旦大接盘没有了，股价很快跌至18元一线，我想减磅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由于大盘是从333点起涨至千点以上再度回落，所以几无反弹，而且这时主力资金己经逐步往新的投机性更强的品种——国债期货上转移，所以股市资金不断抽出，成交日见稀少，原先不少跟风大户，也逐步转入国债期货的新战场去了。加上时近年底，各机构在8——10月份行情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溢，急于结帐，资金也不肯出借了。这让我又一次陷入大把筹码被套无法出局的困境。 由于当初是万国证券营业部与张总公司出面签合同，具体操作的事由我受托，所以在上半年筹码转出去融资托盘时，万国知道后，只是通知医药股份张总，他闻讯到沪后我陪他到几家合作单位一谈，很是满意，并表示要长期合作，赚钱了皆大欢喜。一旦被套资金出不来，话就不那么好说了。 医药股份老总按合同找到万国，万国说筹码不在我们公司，他说要按合同追究万国疏于监管，万国说你们同意之后默认的。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双方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坐下来了。按中国的惯例，我的个人身份较敏感，因此自然而然地首先有人会问：“他在里面赚了多少钱？”好在我这个人钱看得不重，实际上这一年来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人打工，而且把自己的老本也一起输在里面，股价下跌时，自己的股票也没有想到抛一股，回此深得万国与医药股份老总的信任。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找错合作对像。迄今为止，我对于自己性格偏激、操作失误给他们二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着深深的歉意。 1994年底，除亲朋好友个人委托我运作的少量资金之外，过去手中的全部筹码己被冻结，而且还不知如何了结。我精神上也沮丧到了极点，但好在我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有市中心的三室一厅住，也留了几十万生活费在家里作为退路。因此我那时自嘲说；“我目前大概是上海最穷的富人，最富的穷人。” 股票是不能做了，但证券公司还是天天去，富丽华的操作室已经退掉，大家一起挤在万国证券的大户室里。有一天我对经理小贺说：“贺总，是不是允许我看看行情。”因为与小贺交往多年，彼此很熟了，她一如往昔大大咧咧的口吻说：“D博士，你还看什么行情呢？你手里这点钱赚了付利息的利息还不够呢)她又好奇地问我说：“你原来是几千万大户，现在一下子没有钱，还碰上这么大的事，我看你与从前也差不多，还是很乐观的么。”我淡然一笑：“股市里的输赢并不影响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几千万我也是这样生活，现在股市里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样生活。你还记得我去年高峰时讲的话么：人的钞票有多有少，水平、地位有高有低，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且人的快乐与否与金钱无关。” 话虽如此说，但内心还是渴望能早日走出低谷，不说再铸辉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狼狈。但到底何时才能走出低谷呢？我心中充满了迷茫。 说来还不由人不信，到1995年秋天，转机还真的来临了。我手头可供运作的资金又到了千万元以上。其中一笔是原来有一家本地上市公司在1994年与万国签了2年合同，也是由我运作的。与张总他们合作失败后这部分资金就不让我动了。但到了秋天，这批资金解冻了。他们对我说：“反正是你介绍来的，也一直是你在运作，你带到别处去做，以后由你们公司还给他们算了。” 还有一笔是在以前用过的账号中发现有一些没有抛掉的股票。原来做庄出货时大笔大笔往上挂，全部挂出去后，不等于全部成交了，由于资金量大，往往将总资金汇拢差不多就算了，根本不可能一张张去查交割单(我以前做股票一直是不要交割单的)这样事后一个个账号清点，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存底货。我内心感叹：“天不亡我。”小贺也说：“还是你们做大户好，扫扫仓库还会有这么多货。” 于是我拿着这些存底货又找了几家公司融资。因为1995年除了在“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后暴涨3天，又被“1995年扩容50亿”压下来后，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一蹑不振。券商日子一不好过，又祭起了“透支”的法宝，于是我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又到了二三千万。 (四)、海鸥基金打个平手： 当时我们瞄准了从来没有炒作过的基金板块，尤其是沈阳“四小天鹅”——富民、久盛、农信、兴沈，其流通盘均不超过5000万元，价格最低时才1．50元左右。加之当时已有准备推出证券投资基金的说法，大盘的淄博基金又有增发题材。于是在1995年夏天，小盘基金的炒作开始启动了。 中国股市凡是第一次推出的新题材、新概念总是容易炒作成功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旦大家明白了，也就没戏了。沈阳“四小天鹅”很快轮番炒作到5块左右或以上，这样6000－7000万盘子的广东海鸥基金2块多的价格就显得便宜了。而且该基金还是全流通的，还有一个“基金举牌”题材。于是我们又逐渐将资金移师到广东海鸥。我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天鹅跳跃，海鸥飞翔”的口号。加上当时我的固定的股评讲座每周已扩充至3－4家之多，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穿 “海鸥”从3元开始启动，很快就接近了5元，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关注。这时，迄今还名噪一时的上海某咨询机构负责人王先生找到了我。他直言不讳：“D博士，海鸥你们准备做到什么价位？”我也坦率地如实相告：“现在5元多，比照四家小盘基金均在7元以上，海鸥到7元应该没有问题吧。”他摇了摇手说：“不止，不止，依海鸥的情况，完全应该到10元，价格在四小基金之上。只要你D博士不出货，我们通过每天的传真与168电话，可以组织力量打到10元上面去。”我没有多想即表示同意，就此分手。 第二天开始就不断有股民打电话给我，说该咨询机构发的传真认为海鸥基金可以到10元，有收购与增发题材云云。谁料想，三天之后，海鸥冲高至7．90元就开始大幅下滑，不少股民来电说：“D博士，你们是不是出货了？”我莫明其妙：“没有癌”“那怎么那家传真里说庄家已经出货了呢？”我当即打电话给王先生，他支支吾吾地说：“有专家分析说基金不可能增发，所以我们出货了。”我说：“出不出货你们自己决定，但哪个专家说的？依据何在？”他顾左右而言他地搪塞了。
当天就有不少股民去电管理部门，说该咨询机构造谣惑市，后来好像该公司被罚了款。 到1995年秋冬，基金与股票明显地形成了“跷跷板”行情。(很长一段小盘基金与A股行情总是一涨一跌反向而动，称为“跷跷板”——作者注)但由于自己多头情绪严重，资金量太大又难以掉头换筹。终于在12月9日基金暴跌时，我又不识时务地进去托盘。尽管原先进仓早成本低，但年底一结帐，付清利息后，还是只打了个平手。但年底上证指数已经跌到了“ 555”点，我总算是跌了指数没输钱吧。 经过几年在股市的折腾，尽管在金钱中大赢大输，几乎没赚什么钱。但几次市场风险却扎实地给我上了风险之课。 (五)、爆炒“S”行云流水： 因为1997年5月大盘回落后在1000点上下至1100点之间胶着调整了几个月，我们认为这是启动项目，建仓进货的最佳时机。那么选什么公司为目标呢？ 我们选择了S公司为目标。因为S公司作为一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上市以后从未真正被炒作过，也就是其潜在价值还未得到挖掘。而且其5000万股的流通盘大小适中，可进可出。加之毗邻上海，与上市公司联系很方便。 S公司的老总是不多见的女强人，在当地及省内是小有名气的巾帼英雄，与我方的王董一见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意，彼此对于能够发挥各方优势，强强联手均表满意，并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因为这类事历来是上不得台面，不能见诸文字的，只能凭感觉，完全是口头的“君子协议”，有哪一方临阵脱逃或者夸下海口到时不能兑现是要翻船的。而其中对大势的判断，对个股走势的把握却是很关键的，这些具体的责任都是落在我身上的。好在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加上对近几年政策把握的功底，自信在这两方面不会出大的纵漏。S公司股价的走势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我们切入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在14—15元一带开始吸筹，大盘也始终在1O00点左右徘徊不前，正好为我们降低建仓成本创造了条件。当股价慢慢抬升至16--17元一线正酝酿突破历史高点19元一线时。时间己到了1997年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香港百富勤出事，殃及内陆股市大幅跳水。S公司也被恐慌盘从20元上面砸了下来，而公司对此突发事件根本缺乏足够的后备资金，王董也从深圳打电话来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偶然的突发事件改变不了市场运行的趋势，对我们而言，这正好是一次震仓洗盘，是表现公司实力与个股强势的好机会，但公司临时调头寸己经来不及了。王董授意我可用自己的资金买入，帮公司锁仓。 这是一次难得的进货机会。果然，下午二点钟以后，抛盘逐渐减少，大盘止跌回升，留下了一根长长的下影线，说明下档支撑很强。S公司的股价由于有大手扫盘，很快也吸引了市场跟风，逆势逞强，稳稳站在20元以上，还收了阳线。 一进1998年，大盘又跳起了欢快的“小步舞”，小阴小阳的盘升走势一亘成为春节前的主旋律，但由于缺乏公认的领涨板块，与新的炒作题材和概念，所以市场很难大幅向上突破，底部抬高至1100点以上后很难上攻1200点。市场在呼唤领头羊，领头羊应运而生了，就是我们炒作的S公司。 春节复盘后第二天一早，S公司的股价就突破23元，一路上攻创出新高，而且手笔很大，几乎是横扫一切抛盘的气势，冲过24元的历史最高收盘价后，将瞄着上攻历史最高价29元。在上攻过程中，我们一股也没有买进，怎么回事？正当我暗自纳闷之际，不少股市“活跃”人士来打电话来了：“马老师，告诉你一个消息，S公司明天出报表，0．95元的税后利润，还要十送八，现在报表已经送到证交所了，赶快买进，要到40元。” 我哼呀哈呀地表示感谢。随后马上向王董汇报：“根据我的判断，原计划28元以上分批出货完全没有问题，在30元以上可以出完。”报表公布后仅二天，我们三方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在30元以上被人接走，这时收盘价已在36元了。 我们出完货后股价仍然一路上攻，最高冲到36．39元。有一件事我始终感到不解，行情火爆时，庄家一路发货却会有大接盘，像1994年界龙两次出货都与这次一样。此中的市场心理十分耐人寻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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