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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 管仲曰：“公谁欲与？” 公曰：“鲍叔牙。” 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 公曰：“然则孰可？” 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 【译文】管仲有病时，桓公问他说：“仲父的病很重了，可以不避讳的说，达到病危，那么我把国政托付给谁才可以呢？” 管仲说：“主公想要给谁？” 桓公说：“鲍叔牙。” 管仲说：“不可以。他为人洁白清廉，是位善良之士；他对不如自己的人不和同；并且一听到别人的过错，就终身不忘。让他治理国政，对上要弯曲地对待君主，对下要讳逆民意。他获罪于国君将不会有多长时间了！” 桓公说：“那么谁可以呢？” 回答说：“不得已，隰朋可以。他的为人，对上相忘不计较而对下友善不叛离，他自愧不如黄帝，而怜爱不如自己的人。把规律分享给别人称为圣人，把财富分给别人叫做贤人。以贤自居对待别人，没有能得人心的；以贤能居于人下，没有不得人心的。他于国政有不亲自过问之处，他对家事有不亲自过问之时。不得已那末隰朋可以。” 【说明】本节故事，在《管子·戒》第四节有记载，按理说，鲍叔牙是管仲的恩人，管仲怎么样也应该推荐鲍叔牙担当重任，但管仲深知鲍叔牙的为人，对坏人坏事耿耿于怀，不能忘记，再说他虽然梗直，但往往不会对君主说真话，也不会为大局而委屈自己，这就是他的致命弱点。为了大局，不仅可以委屈自己，甚至牺牲自己才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而隰朋的为人，喜好崇尚知识而可以不耻下问。能用规律对待人的就称之为仁爱，能用财物对待人的就称之为善良。以善行来超过别人，不能使人心服；以善行来养育别人，人心没有不服的。治国有些政事不一定管，治家有些家事不一定问，管子认为，只有隰朋才能做到吧！庄子一贯强调无为，而鲍叔牙的为人处事则是“有为”，而隰朋的为人就近乎于无为，“以德予人者谓之仁”。历来人们都把“德”解释为恩德，似乎用恩德待人就是仁爱，其实“德”就是规律，以我的人生规律，再按对方的人生规律来对待人，才能真正是仁爱。这与《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一个意思，人们之间相处，如果仅是“以德报怨”，也就如同牲畜一样了。我们是人，是有思想的人，人们之间相处，在于用最佳的行为方式，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而建立起这种关系，在于人们之间的对等原则。但依照对等原则，并不是说要以怨报怨，以仇报仇，而是要人们用最公正、公平的社会行为规范来作为回报，用自己的人生规律进行回报。也就是说，对我的怨恨，我既不用同样的怨恨，同样的仇恨来回报，也不会用所谓的“恩德”来回报，而是用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公平正直)来回报，即，我按照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做我该做的事情，按照我的人生规律来进行回报，公正、公平地回报对我的怨恨与仇恨。如果是社会上的侠义精神，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或者是基督教所说的，你打我一耳光，我再送上右脸让你再打一耳光；或者是你吐我一口唾沫，我连擦都不擦，让其自干，“唾面自干”，这些都是孔子所反对的。不论他人对我是什么，我都必须按照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我的人生规律来回报，该规劝、该告发、该帮助、该怎么样怎么样等，视情况而定，即使有时候违背了亲情，即使有时候显得很无情面，但决不超出原则。如果对我的是恩情，那我就用恩情来回报；但我所用的恩情也要符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为了回报恩情而与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相违背，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如果人情大过王法，大过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使人屈从于人情，也不是孔子所提倡的。孔子对颜渊丧事的态度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又比如说，在我小时候有某人帮助过我，那我是不是马上就要回报呢？肯定不是，因为我还小，做不了什么事，那么我就按照我的人生规律----长大以后再回报。或者是我暂时不能回报，要等待一个有利时机才能回报，这就是用规律来回报怨恨和恩情。而且我的回报也要选择被回报人需要回报的时机，在他锦衣玉食的时候我回报还他一点钱，他需要这种回报吗？而只有当他的人生处在一个转折点时，或当他遇到某一困难时，我尽我的力量来回报，那么这种回报才真正叫做回报。而且隰朋的为人，在家中不忘公事，在公门不忘家事，侍奉君主不会有二心，但也不忘自身利益，无为而无不为，所以管子推荐隰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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