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同为唐朝诗坛的双子星，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称为诗圣。一个是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饱经沧桑的现实主义的诗人。林庚先生在谈到李杜时有一段绝妙非常的话语：“这两个诗国的巨星，他们并户站在那个时代的顶峰，然而心情是两样的。一个诗人正是刚从那个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杨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揽明月”；至于另外一个诗人却已经望见了那下山路，在那心旷神怡心的山的极峰，前面正是横着那不愉快的下坡路，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由于我们经常去成都文化广场淘宝，而成都文化广场就位于成都杜甫草堂的不远外，所以时不时，我也常到附近的杜甫草堂转悠。杜甫草堂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从长安逃到成都投靠作官的朋友高适、严武，在严武的推荐下出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外郎，在成都亲友们的帮助下在西郊浣花溪畔建起的一座茅屋，杜甫自诩为“草堂”。杜甫前后在此居住了四年，由于当时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因此诗人的生活比较安定，心绪也较为宁静，杜甫在此作诗三百首，占传世诗词的3/5，很多诗词都是以草堂为主题，触景生情而作，大多具田园风味，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步入草堂，满目青翠，古朴典雅的草堂祠掩映在苍楠翠竹之中，又有流水萦回，小桥勾连，曲径能幽，诗情画意荡漾其间。浣花溪在唐代江阔水深，能行大舟，溪畔风光秀丽，杜甫的一首《绝句》生动地描绘了那里的风光“两个黄鹂鸣翠鸟，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相对杜甫颠沛流离的生活来说，算得上是一段惬意的生活。但这美妙的日子也只有三年光景，由于他所倚重的朋友几度离开成都，他生活时时发生危机，草堂也经常被雨淋湿，家里经常揭不开锅，生活难以为继，《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段时间所作。“安得广厦千百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多伟大的情怀。公元765年春，杜甫离开成都，顺长江向东漂泊。诗人离去不久，草堂便毁损颓败。五代时，诗人韦庄在成都做前蜀政权的宰相，他寻找“柱砥犹存”的草堂遗址，便“重结茅屋”来表达对杜甫的怀念之情。北宋元丰年间(11世纪)，成都知府吕大防再次重修，并把杜甫像画在墙壁上，使草堂具有了纪念祠堂的性质。以后历代，草堂多次重修，其中最大的两次，是在明代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 和清代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杜甫当年“诛茅初一亩”的草堂故居，已成为今天供人们瞻仰、凭吊“诗圣”的纪念性建筑群。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李白的《梦游天姥姥留别》是我们在小学的同一课里学的课文，读罢诗文，一方面我们为杜甫的博大胸怀而倾倒；另一方面却发自内心地、抑制不住地爱上李白。作为双子星的李白、杜甫，世人爱比较其诗文的孰优孰劣，其实由于他们生活环境、性格、所受的教育都不相同，他们的诗词分属不同种类，没有谁优谁劣，都是最好，只是另起一排而已。李白诗篇里充满了追求自由、解脱的浪漫主义精神，他豪放飘逸，并不喜欢雕琢诗句，想象力特丰富，上天入地无所不至，文笔自由开放，往往信手拈来就是一篇绝妙好诗，属“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杜甫整个就一个苦冬瓜，连累诗文也沉郁顿挫，作诗也如拘谨的儒生，是千锤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作为小女子的我，一是缺少忧国忧民之心（在什么位子，唱什么歌），二是李白的天马行空的豪放性格，具有无限的人格魅力，我对此无一点免疫力，三是李白的那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今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的思想，更能契合我内心世界追求自由的向往，因此在李杜之间，我更偏爱李白和李白的诗一些。
杜甫，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忠君爱国，一生都是在求官的过程中蹉跎着。从他入世的天宝六年，应试落第，到天宝十五年他长时间住在长安托关系，找门路，附庸权贵，写了不少投赠权贵的应景诗，以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至“朝扣富贵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最后也只求得一个八、九品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安史之乱后又东奔西顾，四处投奔朋友，生活郁郁寡欢。
空负凌云万丈志，一生襟抱未曾开。
我很赞成安意如在她的《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前言中的一句话，她说：“一个男子如果终其一生襟抱未开，抱负难展，其实到最后很难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命运的捉弄，而很可能是因为自身的不平整。”就杜甫而言，他一生都未实现自己的“首辅大臣”的宏伟目标，终其一生都穷困潦倒，除当时社会的黑暗外（唐玄宗晚年逐步腐化、贪图享乐，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当权，最后又爆发了安史之乱），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史书中就曾记载，杜甫 “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即生活不拘小节，喜欢谈论天下大事，却又大而不当，其性格也是“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即小心眼，度量窄小，以至于一生作官，最大的官也只做到八品，且上上下下的关系一团糟，就连同严武的关系（他投靠的人）了差点不得善终。其实作诗文的好孬与作好官并无多大关系，作官也不是空有满腔热血就行了的，其中有很多的机巧（我不想在此多说，也没必要多说），我想说的是，中国文人（好像有点打击一大片），不，还是说有些文人吧，他们在为人处世中有一些致命弱点，其主要就是心高气傲，眼高手低，度器窄小，就如同刚从北大出来的大学生一样，将自己看得太高，找工作一来就要薪金八千、万，可实际工作却连打杂都干不好。想想看，如生活都不能自理，常常依附于人的人（在安史之乱之间诗人又写了许多乞讨的诗），又怎能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的大诗人却不知道这些，这难免让我有些失望。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诗人居无定所，在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漂泊往来。公元770年冬，贫困交加的诗人在湘江之上的一只小舟中陨落[也有书说是吃了当地一官员赠送的牛肉，不消化（长期饿肚子、未沾油荤，肚子不适应）而死。这样说好像有些刻薄，毕竟他的诗文有许多我喜欢的，所以我不愿相信]。在这里，无论我喜欢不喜欢他，我仍旧敬他为中国文坛中首屈一指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