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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读书·治学 (代序) (一) 藏书是关乎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问题，也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发轫点。宋朝藏书家晃公武曾论及汉王粲、宋宋绶之能称一代博学者，就因为他们“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此可见藏书之能涵育人才。当然藏书之功尚不仅于此，其更重要之作用乃在于保存、传递一国、一民族之文化，使之世代相传弗替，为立国之基。“藏书”一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 喻老》，文中说有一名徐冯者，曾告人说：“智者不藏书”，这当然是指私藏而言。“藏书”既已成为专用名词，则藏书的事实当已较为普遍了。 中国最早的正式藏书是官藏，始于周秦。它与公藏、私藏，并成中国藏书事业的三大系统，而私藏则历来备受学者注意。私藏与私学兴起有关，私学的兴盛使图书开始由官藏传入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到处发表政见以取悦国君，因而需要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在各国游说失败后回家，受到冷遇，于是“陈箧数十”，发奋读书，说明苏秦有几十箱私藏；名学家惠施有简书五车，成为“学富五车”成语的原始。自此以后，历朝学者几乎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中国的私藏事业一直贯穿着“仁人爱物”的精神，虽然以藏为主，但不少藏家都愿意藏书为人所用。如东汉的蔡邕因爱王粲之才而举私藏相赠。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晋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有百余人，他不仅允许借阅，还为读者“置办衣食”。这种慷慨借阅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不少藏书家头脑中。明末有一位藏书家李如一就持一种“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态度。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遗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 ”。当然在当代，我们的仁人精神已不是局限于“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 ，而是“当与天下人共之”的气概。清末绍兴人徐树兰父子建古越藏书楼，出家藏向社会公开借阅，开藏书楼走向现代图书馆的先声。至于对书的 “爱物”，从汉以来就有文献可稽。汉代已开始用竹制小箱子(箧)分类置放图书，以免图书受损。魏晋有一个名曹仓的人修了一个石窟藏书，命名为“曹氏书仓”。隋炀帝是为后世所非议的皇帝，但他对图书的爱物之心，却极为后世所称道。如《旧唐志》即盛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多种图书储存设备。明代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对防火、防蠹、防潮和防散失都有相应的措施。有的学者为了访求有价值的书，不惜纡尊降贵，亲到书市去搜寻图书，如清初的王士祯就按期在书市出没，把许多有价值的图书作为私藏保护起来。正是由于我国对图书有这样一种“仁人爱物”的人文精神，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善于保护图书文献的一个国家。 清朝学者多好藏书，但在认识上却有藏书家藏书与读书家藏书之分。 如钱曾、黄丕烈以佞宋，即专一注重宋版书为藏书的宗旨，视书如古董。 孙从添则以藏书为个人癖好，用做鉴赏。这些似非藏书正道。更有以藏书作市易以谋生者，则更无足与论了。我认为只有读书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藏书家。清代中叶江阴有一位藏书家名承应韶者，藏书极丰，“广求佳本，必依次读终卷”，这是为读书而藏书的藏书家。另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张金吾对藏书与读书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这些论述把藏书与读书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所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读书。 (二) 读书是藏书的主要目的，而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也就是为治学。但并不是所有读书的人都做学问。有人读书只为消遣和享受，一目十行，匆匆而过，凭自己的兴趣，愿看就看，甚至废寝忘食地看；不爱看则或加浏览，或翻不数页就掩卷而眠。这些人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烟云过目，一纵即逝，最多留下点模糊“书影”而已。另一种人很明白怎样读书，也知道如何读书才能有得；但只进不出，吞噬着别人的成果，以填塞自己的知识空白。这类人既不像牛那样，吃草出奶，也不像春蚕那样，啮食桑叶而吐丝不止，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类人可能博览群书，不使旁人受益，还自鸣为述而不作。这类人不是怕别人看透自己腹笥深浅的懦夫，便是自私者、守财奴。明明是掠取前人的精神财富，偏偏要深藏不露，自以为独得之秘，不愿有益社会，宁肯烂在肚里，最终与自己共化灰烬。我鄙视这两种人，却敬重另一类读书人。他们不放弃吮吸一切可取的知识，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焚膏继晷地反复咀嚼，像蜜蜂酿蜜一样，创造出有用的知识，贡献自己的成果，济世利人；其中更有一些人，甚至把读书方法和窍要都毫无保留地对后学倾囊相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真正读书人。 谈到读书，必须先知道读什么书。当然要读好书，但也不能采取封闭性的态度，而应比较广泛地读书。不要视离经叛道之作如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成为新道学先生，而应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吮吸精华，排除糟粕。这样的长期积累，读书必能有得。对于反面的图书，只要能善于分辨，又何所畏惧？如果这部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可能得到某些启示。至于对那些低级、鄙俗，甚至淫秽下流的书，还是节约点生命为好，不作无谓的牺牲。读书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不要贪多务得，而要不断回味咀嚼，创造新知识。 凡读书要先读序或前言，这一点常被人忽略，但它却是非常重要而必须养成的一种习惯。因为书的序或前言是严肃的作者对全书写作缘起、目的和主要内容的概述，是为让读者对自己的著作有一种轮廓性了解。当你读完作者的序或前言，你就会抓住全书的纲。至于他人所写的序，有的人严肃认真地写序，对全书进行评论，则应一读以帮助对本书的阅读与理解。而某些捧场敷衍的序则大可弃置若粪土，无须为之消耗精力。其次是从头到尾地读一下目录，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篇章结构。一位负责任的作者所写的目录，往往是各篇章的提要。读了这些再去读全书，就比较容易通贯了。 在通读全书时，不要羡慕古人所说的“一目十行”，那是“英雄欺人 ”的骗人鬼话。读书不要一掠而过，而应该“十目一行”地去读，即全神贯注地认真阅读，养成一种“好学”的学习态度。这是读书的基本出发点。努力多读些书叫“博观”。“博观”是为扩大知识面的基础。但是，仅仅“好学”与“博观”是不够的，而是要再经过“深思”来“约取”才行。如果不把“博观约取”与“好学深思”紧密结合好，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如果把二者结合得好，那就为做学问提供了广袤的用武之地了。 (三) 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资料，做有益于社会的学问，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治学”。“治学”不是读几天书就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艰苦的积累过程。在积累过程中，既会有“目轮火暴，肩山石压”的苦状，也会有“时或得之，瞿然则喜”的乐趣。但在走了一段路后，回头检阅所得，往往感到所积累的资料有许多是无用而嗒然若失，甚至认为自己干了蠢事。实际不然，因为当初在读书中所积累的资料绝对认为是有用的，只是由于现在眼光水平有所提高，所以才有“ 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因为有了这些“无用”的基础，才能锻炼出抉取 “有用”的能力，而且这些“无用”是否真的“无用”，也许是水平所限，未能看出其“有用”的内涵，也许虽不能当正面材料用，还可用做旁证或背景材料，所以在“治学”的起始，应审慎地对待“无用”。 在“治学”上，务必要尽量求读原著。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有位学术前辈曾告戒我说：“‘ 采铜于山’与‘废铜铸钱’确是亭林不磨之论。但难被放言空论者所接受，甚或被嗤为舍近求远。”他还说：“挑水者，用桶从源源不断的河里挑水，用完再挑，水无穷尽；倒水者，则由别人从河里挑来的水桶中倒水，虽云轻而易举，但倒水时洒一些，势所难免，一如资料一转再转而走样。 一旦别人之桶空，则不知别人桶中之水从何而来，只能‘望桶兴叹’，继而环顾四周，是否有挑好水之水桶等人来倒，如一生中只知倒别人桶内的现成水喝，而不论清水浑水，只要是水就行，其后果实不忍设想。”我静聆教诲，不禁叹服前辈功底之厚、见解之深，能以浅近语言阐明深刻至理。 治学的基本点是勤奋与坚韧。勤的要求是四勤：勤听、勤读、勤思和勤写，而其根本在勤读。勤读方能博涉，博涉方能使知识源源输入，方能逐渐走向专精。在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即所谓“致疑”。有疑就要不断寻根究底，即所谓“勤思”。疑而后思，思而后得。思而不得，就一面再去涉猎，一面就要勤问勤听，不仅要听前辈、同辈的高见，更要听后辈的新说。只要有一得之见，就要吸取，一字可以为师。四勤的最后是落实到“勤写”。“勤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比较难，特别在青年时期，常因贪多求快，自恃记忆力强而忽略记写资料与思想，但岁月推移，读书所得的痕迹日见淡薄，似是而非，终而等于白读。如果随读随写，日积月累，自然成一文章仓库，随时取用，得心应手，由片段成整篇，由多篇成专著。这不仅是积累，而且还是一种磨砺。一般情况下，勤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但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遇到点挫折与逆境，往往消沉、颓废、懒散、嗟叹，以致把一二十年的岁月都在无形中蹉跎和荒废掉而追悔莫及。越是挫折，越应该以韧相待而勤读多读，一以解挫折的抑郁，一以充实腹笥，等待“用世”的机遇。 治学要冷而不能燥，冷能冷静地搜集资料，构思撰写，不是闹哄哄地赶时髦，发高论，迎世媚俗，写空洞无物的文章。这正是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所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真谛所在。成文之后，也不要急于发表，因为这时最容易昏头昏脑地自我陶醉，而应先冷处理。 请水平比自己高的、与自己水平不相上下的以及稍逊于自己的三类人看，集思广益，然后冷静下来，反三复四地思考、修改，直到定稿。待文章或著作问世后，更不能热气腾腾，不可一切，而要冷冷地听取意见，增订纠谬。如此；才有可能慢慢地走近大学问家的座位。 (四) 最近几年，我对藏书、读书与治学诸问题曾写过一些片段小文，也常和一些年轻朋友谈过这些方面的内容。为了把我对这些方面关系的看法和想法连贯成一体，遂从一些小文和谈话记录中摘引部分资料，草成本文，以表述个人的见解，那就是：藏书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现象，不是单纯为收藏和鉴赏而藏，而主要的是为读书人读书创造条件。读书也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从读书中撷取精华，形成思想观点，为治学奠定基础。至于治学，必须要恪守“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乎精 ”的规则。这些见解，纯为愚者一得，仅供参考。是否有当，至祈指正。 焦：我曾看到一篇有关藏书文化的综述性文章，说您首先提出中国藏书文化中蕴涵着人文主义精神，是吗？您所说的人文精神，具体何所指，是否能见告其详？ 来：谁先提出问题，无关重要。主要是藏书文化中是不是蕴涵着这种人文精神。我所说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所藏尽量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所谓“爱物”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这种“仁人爱物”的人文精神浸润着历代的藏书事业，从而使全社会都能从“仁人爱物”的角度来重视藏书，赋予藏书文化以旺盛的生命活力。我曾为天一阁题词说“仁人爱物润泽全民”。这在历来文献中多有记述，可以检读，不再一一叙说。 焦：中国藏书历史既如此悠久，并且已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那么有没有一种基本理论在指导它的发展？ 来：当然有。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就是围绕着藏与用的问题而展开的。从整个中国藏书史的发展过程看，“藏”似乎是重要支点，而“用 ”往往处于一种次要地位。所以最早出现的有关专用词叫“藏书”。孔子是有确实姓名的最早整理与再编撰典籍的人，必然收集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他还确定了两条藏书原则，即“去其重”和“可施于礼义”者。若干士人为了游说各诸侯国求取功名利禄，或宣传个人学术观点，也必然有藏书。苟况更提出图书分类的指导性原则，如“以类行杂”和“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等几千年不磨之论。他们的“藏”实际上又多少包含着“用”的意思。韩非在《五蠢》篇中曾说过，言政治的人，收藏商鞅、管仲的书，言军事的人，藏孙武、吴起的书，“用”的内涵十分明显。直到汉武帝为实现其大一统的军事行动的需用，从积如丘山的藏书中辑录军事资料，编成《兵录》的活动，更说明“藏”、“用”的结合。历代对典藏制度十分注重，力求逐步完善。明清以来，以“藏”为主的藏书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明万历时的大藏书家祁承(火业)的《澹生堂藏书约》便是一部比较有系统的藏书建设的理论著述。他的观点主要着重于如何完善和加强“藏” 的问题。明清之际的曹溶写过一部《流通古书约》，将以“藏”为主向“ 用”的方向倾斜，使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得到一定的充实。清乾隆时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周永年提出《儒藏说》的藏书理论。他跳出了历来私人藏书的小圈子，提倡由社会承担起藏书的责任，使藏书为社会服务。他还捐资自建借书园来试验自己的主张，为“好学深思之士”创造“博稽载籍，遍览群书”的条件。可惜效果不佳，但他的《儒藏说》却丰富了藏书文化理论的内容，为藏书向公众开放、为藏书楼向图书馆迈进起到先驱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西方文化的频繁渗透，藏书理论由以“藏” 为主向“藏”、“用”结合方向发展。20世纪初期，浙江绍兴地方士绅徐树兰父子，筹资修建古越藏书楼，除提供家藏，还采购新书刊，向社会公众开放，公开借阅。它虽仍以藏书楼为名，但已具近代图书馆的雏形，使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完成从以“藏”为主，经由“藏”、“用”结合，继而走向以“用”为主的趋势。近二三十年图书类型有明显变化，在纸书以外，有各种不同载体。这些载体体积小，个人收藏容易，网络化更能广泛涉猎，“藏”的意义相对减弱，更多的思考是如何通过高科技手段便利于 “用”。因此，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焦：在世纪前后，藏书文化为什么能受到学术界关注而被提到研究日程上来了呢？P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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