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宁
北宋初期改革科举制度，实行“尚文抑武”的“右文”政策，恢复科举后，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抑制势家子弟，广开寒俊入仕之途，科举面前人人一视同仁，不问家世，不关阀阅，以其“学问”而定高下，鼓励士人读书进取。通过一系列改革，宋代的科举考试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庶族化倾向，在真宗朝以后的历榜进士中，平民庶族地主和下级官员出身的士子，开始占有较大的比重，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礼部放榜，合格进士中无一人以权门显名，到了仁宗朝，13榜进士中，竟有12榜进士第一名出自平民布衣之家。科举制度的改革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宋代平民文化的发展。
宋代教育又重视发展地方学校。温州州县普遍设立学校。民间教育也以多种形式与官学进行互补。
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学校教育的兴起，二者相辅相成，刺激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韩国学者裴淑姬《论宋代科举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指出：宋代发解试解额分配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发解比例最小的是温州，8000名终场者中只有17名解额，录取的比例是470:1。
宋代尤其是南宋，温州文风鼎盛。王十朋指出：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浸盛，渊源自得之学，胸臆不蹈袭之文，儒先数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词醇味长，乡令及门孔氏，未必后游、夏徒也。涵养停蓄，波澜日肆，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梅溪后集》卷29《何提刑墓志铭》）南宋学者真德秀为徐凤撰写墓志时也说“温多士，为东南最”。《弘治温州府志》记宋代温州文风之盛，指出：有得于乡哲渊源者，有得于武夷讲授者，义理之奥，经制之业，甲于天下。
《浙江省教育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有《历朝浙江籍进士人数统计表》，据《雍正浙江通志》统计，南宋浙江各州进士人数，全省合计5726人，其中杭州526人，嘉兴373人，湖州347人，宁波773人，绍兴427人，台州569人，金华486人，衢州304人，严州208人，温州1107人，处州593人，州府归属不明13人。南宋温州进士占全省的19.3%。
宋仁宗皇祐年间，温州有王开祖、林石、丁昌期三先生。王开祖，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著有《儒志编》。居温州郡城东山设塾讲学，从学者常数百人。
北宋元丰年间，温州有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煇、蒋元中等人前往洛阳求学，“学行修明，颇为学官先生称道”，史称永嘉元丰九先生。后来又有陈经德、陈经郛、陈经正、陈经邦、鲍若雨、潘闵、谢天申等人“受业二程之门”。北宋温州知识群体北上求学，回乡后传播洛学与关学。王开祖、周行己等人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导引了永嘉学派的形成，开浙江儒学重事功、重心性、重史学学风之先，以至于全祖望说“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宋元学案》卷32）
周行己，字恭叔，号浮沚，永嘉人。他将洛学和关学传入温州，于崇宁三年（1104）在温州传授二程之学，大观三年（1109）在温州建浮沚书院，讲学授徒，著有《浮沚集》。作为永嘉学派的先驱，他的政治、经济主张主要表现在《上皇帝书》中。《上皇帝书》的基本精神是发挥“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经国用”的思想，在经国用方面，他对货币、茶盐、吏役、转输等都提出了改进意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关于货币问题的见解。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周行己是北宋时期货币思想的集大成人物，最早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他对我国古代货币思想最为薄弱的价值论进行了理论探索，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古代的轻重理论，并使之与科学价值论更接近了一些。他运用传统货币思想中的“虚实”概念分析问题，也为我国古代的货币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他对铜钱、铁钱和纸币等方面的分析，以及他所建议的解决当时货币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都是比较有意义的。特别是他主张足值货币流通，批评统治者用大钱来掠夺人民的财富，赞成发行兑现纸币，都是值得肯定的。（参阅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古代卷）第七章第六节《周行己的货币思想》）
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认为：周行己的贡献在于：第一，他提出了“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这一论点，这可说是对纸币发行准备金这一范畴的最早的理论概括。第二，他不仅以明确的语言概括了准备金可少于发行总量这一现象，还试图对这一现象作出理论解释。他关于“水火之失”、“盗贼之虞”的说法，虽不是正确的解释，但用“往来之积”解释非十足准备金的问题却是抓住了要害的。对一个生活于12世纪初的人，能够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达到这样的理论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绍兴末，郑伯熊与弟伯英、伯海以振起伊洛之学为己任，当时温州学者“多宗郑氏”。郑伯谦，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撰有《太平经国之书》11卷，为汉唐以来私人刊行专事研究财政经济问题的少有著作。
该书值得重视的理论观点有：关注民生，明确提出封建社会中的“失业”问题；理财应主要考虑财政支出问题，理财只为富国，“非理天下之财也”，不要“求民太甚”；强调会计的作用，主张扩大会计的监督范围，提出了两个有关会计的原则，一是“出纳移用”之权与“纠察钩考”之责要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二是主张提高会计官司的权位，以便能充分执行其“纠察钩考”的职能。本书虽系诠释《周礼》中的会计规定，其论述也不全面，但却是从理论上阐述会计的原则与作用，为后世研究开创了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