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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当马可 波罗将纸币解释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时，他一定不知道宋朝人已经对信用货币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交子与会子的发行实践，让宋人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不是“实用价值”，如辛弃疾说，“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今有人持见钱百千以市物货，见钱有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至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 倒是在数百年后的明朝，思考经济问题的学者对于“信用货币”的性质居然难以理解，如明代著名的学者丘浚认为，“所谓钞者（纸币），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大学衍义补》卷二七）这当然不是丘浚个人学识粗陋的原因，而是因为明代信用经济极不发达，影响了当时人对于纸币的认识。  说回宋代。北宋交子时代，人们还普遍认为楮币的信用必须有准备金担保，以确保商民可以随时兑现交子，这样人们才能信任手中的楮券。熙宁年间，负责陕西财政的皮公弼说，“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五九）所谓“积钱为本”，就是准备金制度。北宋人周行己认为：国家发行交子，只需要有2/3的准备金便足够了：“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周行己《上皇帝书》）用“往来之积”来解释非足额准备金，无疑抓到了要害，因为纸币在流通过程中总是有一个“余额”不需要兑现成现钱，此即“往来之积”。纸币的信用越高，这个“余额”会越大，换言之，准备金就可以越少。“2/3的准备金率”未必准确，但在世界金融史上，应该是周行己第一个提出了准备金不需足额的理论。 到了北宋末及南宋会子时代，许多学者与官员已经明白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维护，而不需要用准备金担保。生活于两宋之交的李流谦提出，“欲求其（纸币）价常赢而无亏损之患，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则可矣”，“此乃流通纸币之妙术”（《澹斋集》卷九）。纸币获得法偿地位，便可脱离准备金而流通。北宋末的张开总领四川财政时，便赋予纸币以国家信用：“凡民钱（纸币）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直，惟不得减削。法既流通，民以为便。”（《宋史 赵开列传》） 这时候宋人对通货膨胀的理解，也相当接近今人的认识，如辛弃疾认为，“夫会子之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南宋人袁燮认为，“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袁燮《便民疏》）宋孝宗在总结会子发行的经验时也说：“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皇朝中兴两朝圣政》）  这种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认识，引导着宋人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称提之术”。所谓“称提”，是指政府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做“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做“提”）。南宋政府为应对通货膨胀，曾经多次以国家储备的黄金、白银、铜钱以及交引、货物回笼楮币、收缩通货。放在十二、十三世纪，这种货币调控手段无疑是非常现代的。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也通过发行国债来回笼货币吗？南宋政府用于“称提”的各种交引，即类似于今日的国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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