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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是今，大凡想干点事、能干点事且干成过事的“官”，都会有一些感慨。张居正，这位明代因神宗年幼曾当国10年、积极推行改革并取得不少成效的内阁首辅，也不例外。他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感慨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张居正“两难”的感慨，恐是无经历之人难有的。即便有，也不会有他思考之深刻。毕竟，要“修实政”，玩虚的不行。没有实措施，难有实硕果；没有实脚步，难留实脚印，更遑论有亮点可看、有特色可观。 譬如，面对当时明王朝“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田足民》）的现状，张居正认为，这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为此，在万历元年（1573年）11月，他上疏实行“考成法”，落实责任制，以改变“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现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使朝廷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再如，为增强国库财力，张居正不仅带头力戒奢华，免除一切不必要的应酬，而且提出辞免按“惯例”由自己参加的篆修穆宗实录的“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同时，他还大胆建议，让明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以“节用爱民”，“以保国本”。为此，他甚至据理力争，在万历七年，取消了明神宗向户部索求 10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的要求，并将明神宗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以节省灯火费用。 当然，这一切所为，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受损，一定会有流言飞来，一定会有暗箭穿来。这正如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被推翻的”。（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 15卷第 13页）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尽管人死了，但他仍被弹劾，并尽夺官阶。 张居正的感慨，道出了执法之难。难就难在，执法者本人不仅要秉公执法，不徇私情，而且立法者本人也要以法为天，循法而行，决不能让法留有“缺口”，决不能让法去走“小路”，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为“在法律面前，有所取舍”。 张居正的感慨，讲出了听言之难。难就难在，有的听者，貌似听，实没听：让所提之“言”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走一次过场；有的听者，看似真听，实则伪听：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让你所提之“言”，空转一圈。 张居正的感慨，距今有 400多年了。400多年，沧海桑田，但他的感慨，不时仍会让人有所感慨。 这种感慨，就是执法靠顶真。不能说归说，做归做，使法为情束，制度走形。毕竟，法者，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也。法外索平，永远无平。只有让法大行无阻碍，才能使行之有序，立之有道，和谐顿生，效率上行。 这种感慨，就是做人靠诚信。不能只摆姿势，方便“上镜”；只去化妆，利于“增光”。须知，人言，皆有可取之处。有“可 取”，要“真 取”。真 取 就 要“效”。“效者，为之法也。”（《墨子 小取》）这不仅是对言者的一种尊重，也是做人应有的风度，更是事业成就的基础。毕竟，“昆山积琼玉，广厦构众材”。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24岁的张居正曾写了一个奏疏：《论时政疏》。在这个奏疏中，他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臃肿痿痹”之五病，并阐述了自己改革政治的主张。他认为：“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也许，后来他“两难”的感慨，正是在实践自己这个政治抱负中产生的吧。相信，这种感慨，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文明的提高，最终会慢慢减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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