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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曾经有过很多次变法自强，改革派都希望能打破固有的制度，通过各种措施，实现富国强兵。不过由于变法往往触犯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实施起来很不容易，改革领袖的下场都不太好。王安石在北宋实行的新政，轰轰烈烈，最后失败了，但他生于一个还算开明的年代，没有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过，他的倒台，竟然和一幅画的关系密不可分。 要知道，王安石本来就属于官场异类，他科考本来是殿试第一的。但是宋仁宗在看到他的试卷中有一句“孺子其朋”，这本是《尚书》中的一句，是周公对成王说：“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作为帝王，宋仁宗对此很不高兴，硬是将王安石到手的状元给换到第四了，并让他担任淮南节度判官。 此后，王安石既放弃考京官的机会，又屡次推辞朝廷征召的命令，一直在地方为官。仅在《宋史》中，王安石拒绝高升的记载就不计其数，天下人都认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此间，王安石写过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将改革的计划和主张详细阐述，不过被宋仁宗束之高阁。 宋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但继位的宋神宗却对他仰慕已久，马上提升他为江宁知府，没多长时间又宣召他做翰林学士兼侍讲。对于新皇帝的厚爱，王安石还是挺感动的，二话不说就入朝当了天子近臣。就在这时候，他们开始交流意见，神宗对王安石的主张非常认同，王安石则以人君的最高标准勉励神宗：学习尧舜。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再升一级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际就是北宋的宰相。这样，轰轰烈烈的改革就拉开帷幕。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文中，提出了北宋时危机四伏的现象与根源，并有针对性的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一系列的新法。 这一变法，拉开了北宋政治的新一幕，北宋直至灭亡，朝中的格局都划分为守旧派和变法派，这是王安石未曾预料到的。不过新法虽然在制度上有着优越性，但在执行的过程之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守旧势力的顽固。 同时，清白正派的王安石却任命了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来执行法度，这些人人品就有很大问题，他们并非从内心认识到变法的好处，更没有将变法当作国家的事业，而是作为晋升的手段，敛财的工具。 变法的初衷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各地好大喜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反而加大了对百姓的盘剥。明明青苗法应该是收20%的利息，他们收30%。老百姓需要借钱的时候找官府，但实际中，老百姓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还不起就用家产来抵押。 神宗皇帝为了让新法的顺利进行，给予了王安石极大的信任，给予他几乎无限的权力。然而王安石任命官员，却只从是否拥护新法出发，不辨忠奸，不识真伪。谁喊得最凶，谁推行力度最大，谁不择手段，谁就能受到重用，以至于他提拔的高级官员，大部分被写入了《奸臣传》。 人祸如此，天灾也来作怪。在王安石执政时期，北宋连续遭遇了两次重大的自然灾害。熙宁前期，地震频发，王安石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的口号，根本不惧流言。到了熙宁七年，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都诉说百姓之苦，神宗也犹豫彷徨，想要暂停和取缔一批新法。 然而王安石宽慰宋神宗，认为即使尧舜时代天灾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小人物突然出现，做到了司马光、范纯仁等人都没做到的事情。他叫做郑侠，本来只是一个监门小吏。此人原先深受王安石的器重，但他目睹了新法的种种弊端，并不支持变法。他画了一张《流民图》，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送到阁门，请求朝廷罢停新法。可是，由于位卑言轻，并没有被接纳。 这个郑侠胆子也确实大，他假称这是边关的加急文书，发马递送至银台司，呈给神宗皇帝。神宗打开《流民图》，见到上面的灾民瘦骨嶙峋，扶老携幼，困苦至极。此时，北宋的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目睹此图，不由流涕说：“王安石乱天下！” 为了促使神宗下定决心，郑侠在奏疏中还写道：“如果以我的建议，十天之内不下雨，可以用欺君之罪斩杀我。”（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宋神宗在宫中想了一夜，第二天宣布罢除十八项新法，又下《责躬诏》，检讨自己的过失，希望能听到直言。三天后，大雨滂沱，大旱灾情解除。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事已至此，也让神宗身不由己，导致王安石的第一次下台。 后来王安石也曾短暂复相，最终也没有获得天子曾经的信任。终北宋一朝，新法也时废时复。不过，在改革家王安石之后，绝大部分的新法推动者，都是政客而已。他们的新政无关国家和百姓，完全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因为一场灾情，因为一个看门的小官，因为一幅图，实际上已经终止了。 参考资料：《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宋史卷三百二十一·列传第八十》、《王荆公年谱考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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