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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苗 瑶族人民起义 明朝建立以后，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③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据记载，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的200余年间，仅大规模的苗民起义竞达三百余起，覆盖湖南西南地区各县和相邻的贵州省大部分地区。 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明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明统治者除调集官兵剿杀外，还积极构建军事防御体系。宣德年间，都督肖授筑湾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环其地守之”，对处在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中心而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区开始形成圈围之势。至嘉靖年间，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三”，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阻，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里”，蔡复一筑的“沿边土墙”是在肖授的“二十四堡”和张岳的“凡十有三”哨所的基础上筑建的，这就是史称的苗疆边墙，以边墙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外的苗民称为“生苗”，之内的苗民称为“熟苗”。 其中较大反抗行动的有公元1372年(洪武五年)八万古州(今 贵州黎平、从江、锦屏、溶江一带)的苗侗人民的反征服斗争。林宽（？-1397），又名林小师，明朝铜鼓卫（今贵州锦屏）上婆洞人，侗族农民起义首领。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朝廷在今锦屏县设置铜鼓卫，圈占土地三百五十四顷。四月，林宽领导侗族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斗反抗斗争，"号一十万众"。他们攻克龙里、新化、平茶等千户所。明朝廷调湖广军前来镇压，潮门桥一战，官军被杀死千余人，被迫退守卫城。后朝廷又调集三十万大军进讨，因敌我众寡悬殊，林宽被俘牺牲，十二月，农民军失败。 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0 ），苗族首领谭应贞、杜回子以莽山为根据地，领导湘粤边境的苗族、瑶族及汉族人民起义，官府派重兵往莽山镇压，所有四十八山九溪十八峒的苗族瑶族均遭到血腥屠杀，“大兵征剿，后民十亡六七”，原来瑶人聚居地蕨子坪，因杀戮殆尽，地成废墟，故称“绝子坪”（一名蕨子坪，现改成“泽子坪”）。 卓巴同（？-1427），苗族，明朝贵州乖西（今贵州境内）人。农民起义首领。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卓巴同领导乖西、巴香一带苗族人民"不服输税"，反抗官府80余次。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春，土官刘德秀逼税，死于苗民之手。一年后，官军前往镇压，卓巴同率众迎敌阵亡。 韦翁同（？-1451），苗族，明朝贵州都匀卫合江州化从人。农民起义首领。明宣宗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韦翁同领导当地苗族人民抗拒交粮，并杀死前去催粮的副长官张勉后，举行武斗起义，拦袭官军，鼓动蔡即等53寨苗民一起抗税，并获广西韦万良等声援。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朝廷调贵州兵三征云南麓川，韦翁同趁虚联合镇远等地苗民向新添、清平、平越等卫进攻。次年攻焚靖州、五开、铜鼓各卫屯堡，起义势力逼近贵阳。朝廷命征麓川的军队回师进行围剿，韦翁同败退香炉山。明代宗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香炉山被官军攻破，韦翁同被俘，受害于北京。 楚德彪（？-1460，）仡佬族，明朝贵州西堡长官司（今贵州境内）人。农民起义首领。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楚德彪领导西堡仡佬族人民起义，攻焚屯堡，朝廷调云、贵、川三省官军三万五千人及贵州水西士兵二万人进行大规模镇压，西堡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千余人战死，众多村寨被焚毁，楚德彪被俘牺牲。 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 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 公元1430年至1433年(宣德五年至八年)，有吴石尔、白大虫等领导的湘西苗民起义，与十二万明军血战四年,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 腊尔山“其酋吴不尔，觇官军少，复掠清浪（现岑巩），杀官吏”，“而吴不尔（现苗王城吴氏祖先）等遁入石各野之堡新寨，结筸子坪生苗龙不登等及纠合镇溪梢（现湖南吉首）裹顺苗贼众攻劫湖广五寨（今湖南凤凰）长官司民寨、白崖等处，为患滋甚”。吴不尔与筸子坪苗族龙三、白大虫领导的武装结合，把起义推向高潮。明宣宗于惊恐之余，调集贵州、湖广、四川数万明军增援，吴不尔起义军又以苗王城为军事指挥中心“前后抗击明军十二万之众”。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邛水（今贵州省三穗县）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县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④“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⑤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①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县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②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韦同烈（？-1451），明朝兴隆卫（今贵州黄平）人。农民起义领袖。明英宗正统年间，朝廷三次派兵远征云南麓川。大军过贵州，沿途征派徭役，肆意骚扰，激起了贵州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先后有邛水、清水江、烂土、凯口、草塘和仁怀等地的农民起义。明代宗景泰二年郎（公元1451年）7月，兴隆卫苗族韦同烈起义，被清平、平越、都匀等处布依族、苗族人民推举为"苗王"，在香炉山上"环顶立寨，坚筑排栅三层，人莫能上。"起义军先后围攻新添、清平、兴隆、平越等卫所。同年十二月，明廷急调湖广、四川、云南和贵州的官兵近20万人围剿。在敌众我寡形势下，香炉山陷落，韦同烈被俘，牺牲于北京。 其后公元1436年至1460年(正统元年到夭顺四年)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李天宝在上堡建都，称“武烈王”（1455）；闻讯而来的湖南、云南、四川官兵七万余人血腥围剿，李天宝被捕杀. 明正德元年（ 1506 ），知县邱云汉详报上司剿平“匪寇”，招民耕种荒废田园，由江夏人黄福安、瑶人赵文才入山承顶莽山瑶粮 58 石，此后瑶族陆续迁入莽山，里甲户口渐增。正德五年（ 1510 ），郴桂守备署由桂阳州移驻宜章，兼防 2 州 7 县，后增 8 县，并在瑶民出入险要山隘溪峒处，设立哨、堡、营、司、塘，派兵驻守。正德十二年（ 1517 ），莽山、西山、笠头洞瑶族首领龚福全、李斌、梁柏桂、阳延寿率湘粤边境瑶汉农民起义，四路出击，攻克州县。朝廷派都御使秦金、赣抚王守仁调集湘、赣、粤 3 省官军和地方武装共同围剿，追至莽山，破寨栅九十，俘义军 3000 余人，龚福全、李斌等被擒遇害，瑶汉人民又一次遭到残酷杀害和洗劫 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1501）； 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1511）； 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③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腊尔山地区遭受特大旱灾，粮食颗粒无收。百姓赖以取掘草根树皮度日，而明军各卫所驻军和地方官吏，不但不以悯恤，反而横征暴敛，激起了苗族同胞的愤恨，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龙塘的龙许保（民间称龙西波）、新寨的吴黑苗又在新寨称“王”，树起义旗（现起义旗还保存完好无损），迫使明王朝再度调集贵州、湖广、四川号称兴师十万明军进行“平苗”，苗族起义军“据城防守、潜伏林篝、昼伏夜行”，“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于是“破思州府，执知府李允简等去、知事王月谦、府史孙文丙”，“据印江县，虏知县俆文伯”，“陷石阡府，虏推官邓本忠，焚掠帑藏狱市、知府张邦瑞携印逃”，攻平头、战黄蜡、击铜仁、破省溪、取施溪、夺万山、入麻阳、围凤凰、逼永绥等等，与明军血战13年之久。使明军总督张岳被停职降薪，戴罪督征；都御史万镗奏折“苗贼巢穴猩峱、所居悬崖，鸟道莫可攀跻，且竹篝丛生，弥望无际，贼从内视外则明，每以伏弩得志，我从外视则暗，虽有长技莫施”；贵州“日费千金、入不敷出、官无俸薪”。 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明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纳??筑了一条从铜仁滑石亭子关到湖南保靖喜鹊营的“边墙”（今南长城的一部分），并在落潮井设“前营”，廖家桥设“后营”，对苗王城苗王辖区的苗族进行军事封锁和力量瓦解，并规定“东苗（熟苗）不能西进，西苗（生苗）不能东入”“凡生苗轶入府县城或屯堡,擒送帐下,把缚虏囚,置高竿,集健卒乱箭射杀之,复剖裂肢体,烹啖诸将士。罪轻者裁去耳鼻使去。”但是苗王城辖区的苗族同胞，仍不屈服，反抗仍然不断，长期秘密地“俘劫屯军”和“熟苗”地区开亲及经济贸易往来，为腊尔山地区苗族反抗明朝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湖西苗民还捣毁禁锢他们的边墙。当李自成义军来到湖北荆州、襄阳等地时，湘西筸子坪一带苗族纷纷响应，进攻当地营汛，杀明军官守备、参将，参加李自成队伍，汇入反明斗争的洪流。 崇祯九年（ 1636 ），临（武）蓝（山）矿工起义连结宜章县和广东九峰瑶族“啸聚万计”，开仓济贫，瑶汉人民团结战斗，先克郴（州）桂（阳），继克衡阳、长沙，挺进赣南粤北，朝廷派湘、粤、鄂、赣 4 省兵力，集结宜章，攻打莽山，合兵围剿，但瑶汉人民坚强不屈，提出“官有万兵、我有万山、敌来我走、敌去我还”的作战方针，斗争持续达 4 年之久。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克湖北荆州后，当时“湖南苗僚，尽归于闯王”，苗王城辖区的苗族同胞也积极响应，同仇敌忾。进攻沅洲、新开、盈口、怀化等地营汛，将“苗疆边墙”（即中国南长城）推倒。 二、大藤峡瑶民起义 大藤峡位于广西武宣勒马至桂平弩滩长约60余公里的峡谷地带，因在弩滩上溯5里处的泉水冲上有一大藤横卧江面，成为两岸群众来往交通要道而得名。以今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中心，“桂平大宣乡崇姜里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藤县五屯障其左，贵县龙山据其右”，“周遭盖六百里”。④的大山区，都属于大藤峡地区范围之内。形势险要，在明代是瑶族的聚居区之一，有兰、胡、侯、盘四姓，也有部分僮人、伶人居住在内。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是明朝的正统、嘉靖年间，当时东南沿海有倭寇侵扰，北方有鞑靼南下，加上黄河决口，淹地1500余公里，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尖锐。 1442年（正统七年）大藤峡瑶民因田州士兵在此屯种，进行占田，阻其出入，故在兰受贰率领下开始斗争。但被千户满智等诱杀。景泰年间（1450—1456）瑶民侯大苟高举义旗，队伍很快扩大到1万多人，影响波及两广的高、廉、雷、肇、韶、梧六府地区。 1465年（成化元年），明将韩雍率官兵16万，分5路转攻大藤峡，年底时起义军退守九层楼山巅，廖战数百回合，终于全军覆没牺牲。时“峡中有大藤如斗，延亘两崖，诸蛮皆缘之以渡，至是斩峡藤断之，名断藤峡”。⑤侯大苟起义军失败的次年，侯郑昂等集合起义军遗部700多人，在深夜攻入浔州府（今广西省桂平县），“焚军营城楼，夺百户所印三颗”。⑥显示瑶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这3颗百户所铜印，已于1972年在桂平县蒙圩乡铜锣塘屯头渡坝口的山坡上出土，颗重0.88公斤，7公分见方，文曰“浔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为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所造。①这一文物的出土是大藤峡瑶民起义取得胜利的见证。在此情况下，明朝决定在大藤峡附近设立武靖土州，以上隆州岑铎管事，在峡内及邻近要隘设立巡检司、千户所多处以加强统治。 1516年（正德十一年）两广总督陈金与瑶民订约，“商船入峡者，计船大小给之鱼盐，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②陈金以为此法可行，遂将断藤峡改名为“永通峡”。但不久，江道依然不通，当时浔州人歌谣讽刺说：“永通不通，来葬江中。谁其作者？噫，陈公”。③成为一个受嘲讽的民谣。 1528年（嘉靖七年）大藤峡南部又继续爆发反抗斗争，两广总督兼巡抚王守仁率2万军士进行镇压，并委田州土官岑猛之子岑邦佐到武靖土州为知州，使其就地镇压大藤峡瑶民。1537年（嘉靖十六年）因武靖州土目杀害起义首领侯胜海，占夺瑶民田产引起瑶民激愤，在侯胜海之弟侯公丁领导下，攻破弩滩堡，杀戍兵200多人。但侯公了不久即被诱杀。为了彻底镇压延续达100年左右的大藤峡瑶民起义，明朝遣派侍郎蔡经，副使翁万达，参议田汝成等于1539年率军50000余，以左、右两军，左军分6道，右军分4道，南北夹击，合围征剿大藤峡地区。在大肆屠杀之下，瑶民退居深山，或迁各地，起义归于失败。 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以后，田汝成曾向总督府献策7条，用以加强对大藤峡地区的善后及统治之用。这7条措施即：“编保甲以置新民，立营堡以通江道，设备御以控上游，清狼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占屯所，处疑兵以慎边防，榷商税以资公费”。④得到蔡经的采纳施行。大藤峡瑶民起义显示了瑶族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对后来大瑶山地区瑶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明朝统治云南时期，特别是明朝统治云南的后期，因赋税越来越重，“赋重役繁”，以致许多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成为佃农。而官吏、地主则互相勾结，乘机大肆掠夺农民土地。沐氏家族也乘机侵占云南人民的大量土地作为“勋庄”（庄田），万历年间沐氏在云南各府、州、县境的“勋庄”达8031顷之多，红河南岸15猛纵横200余公里的地方都被沐氏因为“勋庄”。其他官吏也是“广占夷田以为官庄，大取夷财以供费用”，“跟官小人百样生事，一时纵横取索，椎髓剁肉”。③一般地主掠夺农民土地就更为严重。农民丧失土地后便处于破产的境地。贪官污吏更是“横征无度，滥取货材，民不堪命”。④因而各族人民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便不断发生。 1507年（正德二年）师宗彝族人民在阿本的率领下起来反抗，云南总兵官沐昆三次派兵镇压，并征调禄劝彝族土司凤英的土兵配合才将反抗镇压下去。1514年（正德九年）弥勒“十八寨”的彝族又在阿寺等人的率领下聚众反抗。明朝廷派何孟春率兵前往镇压，遭到反抗群众的英勇抵抗。反抗群众采取官兵抵达村寨时便转移到山上，使官兵常常扑空。但是何孟春为了邀功，竟杀樵夫首级充数。⑤统治者的残暴，并未使彝族人民屈服，相反反抗斗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彝、白、汉等族人民共同展开了反对明朝派到云南的税监杨荣（太监）的斗争。杨荣到云南后，四处派出爪牙，以征矿税之名，“敲索金宝”，为非作歹，“百姓被害者十之九”，“夷汉汹汹”，各族人民忍无可忍，便群起进攻税监衙门，“围内监府，从外举火，入杀太监杨荣，焚烧府第辎重，歼其从役，缢树投井乞死者百数人”。①杨荣及其爪牙百数十人均被反抗群众处死。杨荣派到赵州的走卒张文华因敲诈勒索十分蛮横，激起了赵州人民的义愤，也被捆绑痛殴。② 反税监斗争后，易门、嶍峨、荞甸等地于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又爆发了彝、汉等族庄户联合反抗沐氏庄主的斗争。 四、俍、土人、苗、瑶各民族人民参加的抗倭斗争 从明朝初年起，日本的土豪、浪人常常勾结我国海盗来沿海骚扰，沿海人民十分痛恨，称之谓“倭寇”。与此同时，朱元璋灭方国珍、张士诚的残部也亡命海上，与倭寇勾结。东南沿海闽、浙大姓、奸商，土豪也勾通倭寇，非法贸易、获取暴利。“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陆，无不大利”，“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⑤一些海盗流氓还穿倭服，挂倭旗，四出杀掠，气焰嚣张。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的活动，严重破坏了沿海人民生产，生活安全。明朝一面以俞大猷、戚继光率官军前往征讨，一面又征调广西俍兵、湘西土兵到东南沿海参加抗倭斗争，广西狼兵的组成除俍人（壮族）以外，还有苗族在内。 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田州土官妇瓦氏接征调令后，因曾孙岑大禄年幼不能指挥军事，特请示广西都督府，以女官参将总兵身份率田州以及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士兵共6800多人，于次年三月来到浙江抗倭前线。与此同时，湘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率土兵3000，致仕宣慰彭明辅领报效土兵200，保靖宣慰使彭草臣带土兵3000，自备粮食，奔赴苏州，松江地区抗倭。在俍、士兵出发之前，都曾慷慨陈词，以示决心。瓦氏夫人说：“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①永顺、保靖土司都举行隆重仪式鼓舞士气，并共同盟誓，②以示报效祖国的忠忱。 在狼兵到达抗倭前线后，瓦氏以“我自备军粮，不效尺寸（指建功立业），何以归见乡党”。③因此在战斗中，俍、瑶族土司兵个个奋勇争先，勇敢作战。有次在松江地区狼兵20人为贼兵200人所困，但他们奋力杀敌50多人，俍兵牺牲6人，还单骑逐敌，紧追不放。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瓦氏在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先后分别救出受包围的总兵俞大猷和白都司。“至是，瓦氏勇猛，始为敌人所畏服”。④在距浙江嘉兴北15公里的王江泾战役中，总督张经以浪兵配合官军，分中、西、北三路近击倭寇，与永顺，保靖的士兵共同作战，一举歼敌近2000人，“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⑤王江泾大捷扭转了抗倭以来的被动局面。永顺土司彭翼南、保靖土司彭荩臣各获明朝赐三品服饰，士兵官兵也获嘉奖。此后，俍、土兵又在陆泾坝再次作战获胜，斩倭首300余级，焚毁倭船30余艘，明廷诏封瓦氏为二品夫人，赐岑大寿、大禄各银20两等。江浙沿海百姓也给以高度赞扬，流传有“花瓦家，能杀倭”。⑥的俗谚。 俍、土兵纪律严明，有自己独特的战术。史载瓦氏兵“泊胥关月余，驭众有法度，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⑦。说瓦氏“以妇人将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⑧在作战时，广西俍兵以7人为一伍，各伍独立作战；每伍中有4人专事击刺，有3人专事割首，以便请功领赏。冲锋时，一人向前，同伍的左右人都大呼夹击，予以支持。一伍向前，则左右各伍都予以支持，全队密切配合，并以执枪者居前，执弩者守卫于两侧，形成尖刀式队形，发挥长短兵器的作用，而湘西士兵则每司设24旗，各有旗头，临战时，排成铁塔式序列，即以一人居前，其后以3、5、7人横列4、5排，其余士兵则于阵后呐喊助威。前列伤亡，后排递补，既要各旗独立作战，又可各旗互相配合协同。进则队列整齐，退则井然有序，攻者无往不胜，守则坚不可摧，这是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战斗经验。尤其是土兵的“钩镰枪弩之技”，可以制服善于近战的倭寇，“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广兵的钩镰枪弩之枝”。⑨明官府在招募民兵中，择其勇敢者，按照俍、士兵办法编队，着其衣，习其技艺，进行训练。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鸳鸯阵法就是在学习土兵的作战阵法基础上演练而编制成的。 在抗击外来侵扰、保卫沿海安宁的共同战斗中、俍、瑶、土人、苗族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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