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全球化”、“民主化”和“再国家化”同时激荡的东亚，中国的核心利益正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如果说主权、制度、安全、发展以及国内稳定构成了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中国的核心利益确实正在遭受近20年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
正确理解中国核心利益受到挑战的主客观原因
这一新的历史过程的出现是必然和正常的。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崛起，犹如社会体系中人的成长，当中国开始表现突出、进步明显而又活力充沛时，一个不断吸引全球眼球的中国、一个成绩优异但又内在问题成堆的中国，不管我们如何将善意写在脸上、合作的诚意落实在行动上，由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必然带来的心态与情绪的变化，其他的国家并不必然给与中国鲜花、鼓励和掌声，相反，更多的是怀疑、挑剔、指责、非难，甚至是限制。
特别是中国崛起所处的国际环境，仍然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崛起所存在的国际体系的基础，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中国崛起所面对的国际社会，更是以“西方经验”为核心的价值与规范系统。中国崛起的过程，其本质不仅是一个中国的国家实力兴起和壮大的过程，更是一个中国需要在这样一个三维的“国际空间”中被认同、接纳和融合的过程。更准确地来说，中国的崛起，是中国的实力、价值、文化、体制和行为等方方面面都难以避免地要完成的一个新的“社会化”过程，是中国重新牢固地树立在国际体系中结构性的地位、荣誉，并赢得相应尊重和话语权的过程。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大国崛起之所以常常引起战争，就是因为崛起的大国无法改变自己，或者只是单纯地相信实力原则可以迅速地招致国际权力再分配的决定性变化，或者是主导性的国家根本不“包容”崛起中的大国而准备“扼杀”挑战者。权力对抗的升级常常导致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这种对外关系的新变化，我们要有清醒和准确的认识;对于中国崛起进程中“外在因素”的复杂化，我们更要有健康和积极的把握。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失败案例，常常要么是将崛起的过程简化为单纯的实力增长的过程，并迫不及待地对外“逞强”、急于想要通过自己简单的实力地位的上升而要求相应的国际待遇;或者因为将崛起过程中必然受到的各种限制、甚至“打压”，转变成整个国家和民族对既有体系、秩序和环境的“不满”和“仇恨”。结果是急于通过战争这种极端方式来改变现状。
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决不能成为中国人积聚对外在世界的“愤懑”和“仇恨”的过程。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中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必定遭受磨难、考验和挑战的过程，国人需要坦然面对。
从主观因素来说，中国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后来者”从“边缘”向“核心”行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如何“改变自己”、“进步自己”、“完善自己”是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崛起的根本保障。《诗经·大雅》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未来，不是简单地埋怨、担心，甚至憎恨其他国家如何给中国“设限”。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后来者”，急于摆脱各种“限制”是正常的，但中国摆脱所遭受的各种限制的最好方法，始终是“健身强体”和“勇于革新”。
既有治理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已发生巨变的中国，面对各种内在挑战、压力、甚至危机，中国需要能够维持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地崛起。要想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需要政府与民众同心协力，重新将中国推入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模式。否则，一个总是忙于在国内“维稳”的国家，是无法长期在国际竞争中有效地“维权”的国家。
维护核心利益需要中国有“大战略”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对外关系的复杂化是正常的，即便局部区域出现冲突和对峙上升的不利局面，也不是什么“迈不过去的槛”。由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崛起”的对外方针，对外关系的复杂化并不必然等同于中国外交形势的恶化。相反，今天的国际大环境，依然有利于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依然有利于中国在和世界的合作与交融中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变了。中国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观念、价值、心态需要变，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战略、政策和手段需要变，支撑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法和做法更要变。因此，中国更加良好、有效和成功地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过程，不单单是面对一个越来越苛刻和“盯着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也不是有了各种各样领土纠纷和主权争议就简单地论“战”还是“和”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对外关系的战略性筹划、运作和执行力不断建设和发展的问题，是中国自身加强制度建设、观念建设和能力建设的问题。中国今天迫切需要一项真正的“大战略”。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妨碍中国思考、制定和执行“大战略”的根本原因，一是中国朝野在如何认识“外在世界”和应对“外在世界”的手段选择上，已经处于分裂。二是在如何调和各种意见分歧和掂量手段选择的差异时，中国政府常常难以作出有决心的取舍。三是“外交”和“内宣”常常是“两张皮”。“外交”不仅无法协调“内宣”，甚至常常被“内宣”所绑架。结果是，在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外交问题时，国内的媒体、舆论和民意与国家现实的外交需要严重脱节。
中国迫切需要“大战略”。这一战略至少可以有助于建立起对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起码的社会共识，建立起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清晰、准确和科学的认识，更需要建立对于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手段、步骤与方法的客观认识。例如，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中国一直强调的“和平崛起”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种错误的认识是，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为了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必要时就应该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不少人认为，“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限制了中国今天对维护主权利益的手段选择，转而主张放弃“和平崛起”的提法。这种看法事实上是一种误解。“和平崛起”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和平崛起”不是一味地拒绝合法地使用武力，而是强调中国并不谋求通过武力的方式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自身结构性地位的变化。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志，不是简单的实力提升，而是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坚持“和平崛起”与中国在维护核心利益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事实上是并行不悖的。
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武力?这一问题在中国媒体和舆论中的讨论非常模糊。许多人认为，只要涉及主权等核心利益原则，就等同于合法使用武力。这一看法的幼稚就在于对外关系并不能简化为“原则”。否则，外交就是简单的“原则-行动”的过程。但是，今天的时代，外交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即尽可能地通过合作和对话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即便要使用武力，也只是在外交途径已经“穷尽”时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不是原则问题就一定产生武力的授权，而是外交才会真正让有决心的维护核心利益行动变得可能，并具备现实的条件。
今天，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大战略”，恰恰首先就是能够让中国民众的国际意识和世界眼光与时俱进的观念战略，是中国能够在各种复杂和严峻的国际挑战面前游刃有余、尽可能地扩大国家对外行为应该具有的“社会资源”和尽可能减少“维权”成本的外交战略，更是中国在中长期的国际竞争中能够尽可能地赢得尊重、赢得信任、赢得朋友、进而真正赢得利益的长远战略。
总之，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首先是一个观念创新的过程，其次是一个我们自身制度创新的过程，第三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力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么一个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对外关系新时期，中国自身如何面对压力、及时调整和革新、并不断让今天依然还处于“青年时代”的中国更好地成长，我们任重道远。(作者朱锋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