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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笔记(朱幼棣)
谈临摹
——书法笔记之一 临摹是学书不可少的。 学书入门的传统方法有描红、填黑、映格、脱格等，到最后才是临写。即找一个合适的、自己喜欢的碑帖，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建议，如王羲之的、颜真卿的、柳公权的，或其他名家的。书法入门的功夫一点都省不得，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临。日复一日，如此循序渐进，一本一帖，转弯抹角，渐得笔形笔法，才能入得门去。才能不断拓展眼界，领略大师的风范与意境。可以说，临摹是学习书法和进行创作的不二法门，而且——可能是贯穿终生。 楷书是行、草的基本功，书法的基本功——分隶和篆籀除外——临摹一般要从楷书入手。 即使同一个大师的作品，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心态下写出的作品是不同的。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即读帖一定要细致，临摹一定求准确。这样才有效果，以便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对于我们亦然。在人生、见识和学书的不同时期，对同一个碑帖的观察、理解也是不同的，更何况临写的结果。 记得小时临过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那是在老家小小的阁楼上。每天晨起，东窗泛白，外面是黛绿色的桔林和山影。研墨，展纸，趴在八仙桌上，依样画葫芦，写上两三张。老觉得笔不听使唤，常常用手指去揪脱落和笔毛，弄得手指上到处染墨。 １０岁临摹与５０岁临写是不同的，临一两张与临写几十遍有质上的区别。《多宝塔碑》是颜真卿４４岁时所书，在千百年来，曾一直是颜真卿最早的传世作品。１０岁的孩子，哪能体会到一千多年前中年人作书心态和过程？只觉得比他晚年的《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好看”。 几年前，看到１９９７年河南偃师出土颜真卿的《郭虚已墓志》，和２００３年秋天，在洛阳龙门镇张沟村出土的《王琳墓志》。与《多宝塔碑》比，前者早两年，后者是颜真卿三十余岁所撰写——一下子把颜真卿现存的最早作品推进了十多年，令书界振奋不已。这几个碑帖书风大不相同，期间发展变化的脉络轨迹，难以用言语可述。只有一种解释，写《多宝塔》时，倾尽了全力，更努力地展现自己的书风。 并非只是苦行的功课。“技进乎道”、“技中有道”，同一位大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轮流着临写，你会发现风景的变换、时序和季节的变化，不再感到疲倦。 王羲之的《兰亭序》，古今有多少人临摹过？其中又产生出多少名作？王羲之的墨宝，今已不存。唐代流传至今的就有 “神龙本”、“褚（遂良）摹绢本”、“定武本”、“孤独僧本”等等。这些摹本，粗看无一例外，首先是形似。再综合起来，就能看出当年王羲之真迹之神韵。其中仅留下残纸片言的“孤独僧本“，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想必只是无名书家，《兰亭序》经他一摹写，飘逸灵动的神韵之中，竟然显现出浑厚和雄沉。 很多书法大家，即使形成自己的风格后，仍不倦地临摹碑帖。如欧阳修，每日临池，几年不缀。临摹与自己创作，隔日交替进行。又如明未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成名之后，也是如此安排：“一日临帖，一日请索”。他曾说，从事书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一日，在万米高空的民航班机上，随手翻了翻一本印刷精美的杂志，看到介绍一位当代书家及作品的文章。上面有如此报道，说这位书家的特点是带着自己的风格，以独有的眼光去临写前人的作品，不受古人碑帖法度的限制，熔精华于一炉。创造出气势恢弘浑厚的作品。——我感到愕然，有这么取巧的临帖方法么？ 还更有人自称学书法从不临古人的字，不取古法，走出自己创新的路。我看过一些他们写的字，顶多只是“聪明字”罢了。 翻开喜爱的碑帖，时习之。有时从头之至尾，一字一句通临，有时兴之所至，随意临写一两页。草书、行书、真书。有名家，也有无名书家和“劳动人民”的作品。记得前些年在山西太原看到一张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地一位村干部写的的便条：“今收到抗属人驴各一。某某乡某村。”觉得极好，反复揣摹，至今仍历历在目。 宋人与唐代不同，唐又与魏晋有异，临过与看过不同，只有大量临摹，一上手，就能读出年代与风格源流。一日，朋友约我去看收藏的古字画，有一幅古代名家的条幅。他问我，我答，是赝品。他说，你的根据何在。我说，我多次临写过他的帖，从实临到离帖意临，还有不识他写的字？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不无精辟之言：“池草书先写智永《千文》、过庭《书谱》千百过，尽得其使转顿挫之法，形质具矣，然后求其性情，笔力足矣，然后求变化。”他随后还列出了其他一些风格不同碑帖，“随性所近而临仿之。” “千百过”——这是临写量上的要求，也是质上求新求变的基石。
千古北泉寺 ——书法笔记之二 近些年来，关于河南特别是驻马店，流传着一些传播很广的“顺口溜”，含有地域歧视的成份。所以当驻马店开发区的一位浙江老乡来南阳邀我的时候，也笑着自称是“总部”派来的。 驻马店古属蔡州，可是个名闻遐迩的地方。记得上中学时就读过《李朔雪夜袭蔡州》。我问，现在驻马店还有那些古迹，颜真卿就义的龙兴寺是否还在？他说，在在，确山县城北有座古刹，但很少有人去。 驻马店市总体上没有太多的特色，在京广铁路修通前，只是个驿站与小镇相依。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对家乡的自豪感。比如驻马店汝南有座全国最大的寺院——这座新修的寺院叫南海禅寺，是一位台湾高僧投资修建的，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大雄宝殿的规制，可能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超过北京故宫太和殿和曲阜孔庙大成殿。最值得驻马店人自豪的，是其地理位置，居九州之中，豫州之中。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带我去看了城北的天中山。 我路上有过很多想象，总不外是在平原上拔起的精致山峦，林木蓊郁，有小溪池沼，有曲经小桥，有亭台楼阁掩映其间。想着想着，车就到了天中山了，可抬头瞧瞧，周遭竟不见一个“冒出”的峰峦。见我诧异，他们都笑笑说，“就在这。” 进门处立一个碑，有颜真卿手书的几个大字“天中山”。碑是新刻的。他们说，但原先有古碑，后来受到了毁损。字是根据古碑拓片重刻的。园子很小，在一幢楼房后面，眼前这座小土堆高不过一丈，没有几株树，上面有个小亭，正在修，到处泥泞，令人大失所望。 据说，驻马店站曾据此申报改名为“天中市”，不知怎么未批准。 走出小小的天中山，我一直存疑。这字出自颜真卿之手吗？当年颜真卿会不会在蔡州题写天下之中这几个字？有没有可能从其他碑帖中集字而成？ 即使是浙江老乡，又有当地的同志陪同——这些疑问只好藏在心里，不便说出口，否则会使主人扫兴。 随后，我又寻访了残存的蔡州古城墙。 千百年过去了，岁月流逝，地面淤高了不少，城墙不显高大，在城下徘徊，也想像不出北风怒号，漫天飘雪，奇兵天降，刀戈相拨的场景了。 城门洞边，有一个卖水果的老人。护城河不宽，水脏，河边有几丛泛白的芦苇摇弋。
冬天，我来到了北泉寺。 这座始建于北齐，盛天唐宋的豫南名刹，已相当破败。荒寺游人杳然。 北泉寺位于确山县城西北１０余公里处。原名树佛寺，唐朝改名资福禅寺，宋徽宗赐名万寿禅寺。解放后，该寺曾被北泉林场占用，现山门也是场部的旧貌。 该寺座北向南，西接乐山，东映秀岭，东南有佛光山。进得门去，始见森森古柏，有些千年古刹的气象。北泉寺最有名的是泉水。水从大佛殿佛像的莲座下涌出，注入八卦池——即确山旧志中的十景之一“地涌金莲”、“暗水浮花”。八角池塘长宽均有丈许，水深三尺许，池底布满无数细小的泉眼，水清沙白，泉水翻涌，夹杂着一串串细小的气泡向上浮升。如此涌泉，通流出的水量却不大，仔细一看，隔墙林场的饮料厂一根粗大的管道插进池里不停取水。 附近的水泵嗡嗡作响。 “北泉夜月”的意境已经全无。 我慢慢地走着。曲折的水边竖立七通石碑。想瞧瞧有没有颜真卿留下的字迹。可惜多数石碑字迹斑驳，漫漶不清，能辨认的，也多为明代以降。 正对着八卦池的，是鲁公祠。 鲁公祠边那株巨大的银杏树，见证了颜真卿英勇就义。 人有时需要寻找。学书贵在神。神是什么？无与伦比的天赋是怎样被激发出来的？ 光从笔墨之中、字里行间，有时还是难以领悟的。尽管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就像你看一些名贵花木的图谱，要真正认识这些稀世物种，你有时需要到长生出的地方察看。环境、土壤，空山绝谷还是向阳坡地，云遮雾罩还是千地千里。 在书法的时间与历史的坐标上，书体的演进、文化的进化和与杰出生命的轨迹，常常交织在一起。伏牛山间的北泉寺是这样一组轨迹模糊不辨终点。
在满地落叶、苍凉萧杀的北泉寺中徘徊，我久久地感动着，心情难以言喻。 建中四年（７８３年）正月。宰相卢杞建议派颜真卿宣谕李希烈叛军，德宗从之，时颜真卿７５岁。往许州，即今天的许昌，遭李希烈扣押。三月，李希烈部将周曾等谋反，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事泄被害。颜真卿移囚汝州龙兴县佛寺。次年，李希烈在汴州称帝。十一月，官军收复汴州，李退归蔡州。 贞元元年（７８５年）正月，颜真卿移祭州龙兴寺，八月被害，时７７岁。 岂止是笔墨人生。安绿山叛乱，颜真卿在河北平原首举义旗，统帅二十万大军于屹立于沧海横流之中；壮岁人生，八方风雨之际，无论居朝廷高位，还是迁贬地方外任，颜真卿都是奸佞小人们绕不过去的高山，是狼烟烽火中一个刚烈的世界。 我又想，人们评论颜真卿的书法时，总是追溯其家世和祖先文化。像先祖孔子最钟爱的弟子颜回、五世祖颜之推及其《家训》等等。其实，在遗传基因中最不能保证不变的就是一个人的正义、忠诚与坚贞。迫害颜真卿并为他设下陷阱的是列入《唐书奸臣传》的卢杞。他是个高级干部子弟，一门三代出两位总理。祖父是唐开元初以清廉著称的卢怀慎，其父御史中丞卢奕。安史之乱时，兵临洛阳城下，封常青战败，留在东都的卢奕不肯出逃，誓死报国，端坐官府，被安禄山杀害。卢杞也是个“革命烈士”的后代。是不是相貌的丑陋导致其心理的变异？郭子仪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察人也丝毫不差，他说“杞形陋而心险。”——真是不幸言中。设计这种阴险陷阱玩弄权术，迫害忠良的人，是永远不可原谅的， 人生最后三年，身陷囹圄的颜真卿是极其悲壮的。 他曾作遗表、自撰墓志、祭文等许多文字。可惜都没有留下。 幸亏，他的两个手扎，即《奉命帖》和《移蔡贴》，流传到了今天。这两个手扎当时是如何秘密保留下来的？是庙里的僧人藏匿下来，还是通过看守他的士兵流传出去的？——这已经不是简单地讲书法，更与文字游戏无缘。我曾反复地读过古代和现代书法家的一些创作生涯。在北泉寺，我从中读到了一个真正伟大书法家最深最浓烈的美色。 《移蔡贴》无疑就是在北泉寺中书写的：“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昭，其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十九日书。” 短短的几句话，掷地有声。心血斑斑的披沥，字字烛光般照耀，有着旗帜般的象征。 北泉寺鲁公祠中也有“天中山”几个字，但从右到左，已是“山中天”——据说，当时他应方丈之约，写一幅楹联，他刚写了“山中天地宽”前三个字，李希烈派人已闯进寺院，颜真卿在银杏树下从容就义。 “山中天”与“天中山”真是天壤之别啊。 寺中的僧人与居士围着我，希望能与有关部门说说，让至今仍占据着寺内房屋的单位尽快迁走，修茸毁损的建筑。
静静的山峦，静静的山沟与古刹。 银杏是一种奇妙的树，有撼动人心的高贵的美。 北泉寺院内外。有四株植于隋代的大银杏树。树径５－８米，最大树高三四十米，其中一株因遭雷击，焦黑的枝干仍不屈地伸向天穹。颜鲁公就义处，古银杏郁郁葱葱，无数藤蔓根须从横逸的斜枝上飘垂落地，像老者苍苍须发，完成了一个艺术生命的完整雕塑。
也谈草圣 ——书法笔记之三 在中国书法史上，楷书、行书和隶书没有被称为“圣”的。只有草书写得极好，达到极致境界的人才被称为“草圣”，享有与“书圣”王羲之同样的尊称。 这说明真正好的草书极难写。 在中国书法史上，“宋代草书第一”的黄庭坚，元代行草翘楚鲜于枢，明清之际的草书名家王铎、傅山，尽管对后世影响很大，但都只是大家而已，未见称他们为“草圣”的。 黄庭坚才华横溢，学识文章誉满天下，诗是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书是宋四大家之一。他认为懂得草书真味的仅有唐张旭、怀素和他本人。他应是名列第三。他在苏东坡的《寒食诗帖》后题跋，颇有些自傲地说“于无佛处称尊”，但也不敢妄称“草圣”，让后代耻笑。——这点自知之明，山谷老人还是有的。 书法作品，除了一些公认的品质标准外，还与自己的爱好与审美观点有关。果不其然，就是在黄庭坚几百年后，同是行草大家的鲜于枢，对黄庭坚的草书就不以为然。鲜于枢在《论草书帖》中说，“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 也许是文人相轻的原因，同时代书法家相敬相慕的不多，特别是同一个层次上的大家。但董其昌与鲜于枢之间却是例外。董其昌曾称赞鲜于枢的草书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新的形式就是再生的原初形式——在宋末“尚意书风”几近衰陋，亟需“纠偏”，元代恢复古法，晋人风韵之美又一次受到追捧。我们再认真读一读鲜于枢的《论草书帖》，其笔力清劲，从容纾余——指点江山，纵论古今的自信，应该源于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确实，以鲜于枢行草书的成就，是有资格点评古人的，他的偏激也有说得出的理由。 在书法史上，公认为草圣的只有寥寥数人。即东汉时期的张芝，唐代的张旭和怀素。当然，也可能还有一些“亚圣”、小圣。岁月淘洗，虚假的光环尽失，只有高山仰止。 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书家被称为草圣。 书圣王羲之推崇说：“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如果我们上溯到汉魏之际，正是书法转变与创新、定型的重要时期，就可以发现在我国书法长河的源头地区，有如河湖纵横，雪山冰川融水交织，风光猗旖的“三江源”。——钟繇勾划出了行楷上游的“河床”的基本宽度，张芝用他漫流滋肆的笔法，描绘出了草书特别是狂草源区的瑰丽风光。 张芝是敦煌人，出身宦门，父亲曾任东汉的封疆大吏，一生为官清廉。张芝“少有节操”，勤学上进，当朝累次征召，他拒不出来做官，居住在偏远的敦煌，潜心书法，终于名扬天下。张芝善章草，后脱去旧习，改章草点画波磔，创为今草。唐张怀谨《书断》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 可见，张芝对今草有开创性贡献。 他的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的有《冠军帖》等五帖，其中《秋凉平善帖》可以说是张草的典范，为世所宝，他并著有《笔心论》，今已佚。 由于没有真迹留存，有人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的张芝的作品提出了疑问，还有说某帖是出自他弟弟张昶之手——其实，追问没有必要，在书风大变化的年代，高手云集，自然有领军人物。试问，这些精劲绝妙，一笔到底，连缀不断，如惊蛇入草，如大漠云涌的书法作品，除了张芝，还有谁能挥就？康有为肯定地说：“邯郸、卫、韦精于古文，张之圣于草法。书至汉末，盖盛极矣，其质朴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故自绝于后世。”
当然，源头不可能是一个人，应该是一群人。在张芝的周围，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书法爱好者群体，张芝的兄弟张昶，也善草书，又极工八分书（汉隶的别称），时人称为“亚圣”。 此外还有索靖，他是张芝姐姐的外孙，也以善写草书，尤善章草而著名。２００３年7月，耗时6年征集到的索靖惟一留世墨迹———《出师颂》，在拍卖会上一亮相就引起了轰动。这一书法作品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至今约有1500多年，而且历经各代皇室收藏。由于《出师颂》上没有作者的落款，所以真正书写的年代不详，但是这幅作品一直流传有序，唐朝由太平公主收藏，宋朝绍兴年间入宫廷收藏，其前半段，有宋高宗书 “晋墨”二字、宋代米芾题记。明代由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收藏，乾隆皇帝曾将其收入《三希堂法帖》。在明代就已经被考证为晋代索靖的作品。尽管有些专家认为《出师颂》并非原件，而是隋代摹本，但晋隋之间相距不过两百多年，即便是隋代摹本，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了。 1922年，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该卷携出宫外，1945年后失散民间。1500年前的书法保存如此完好，令人叹为观止。最后这一作品以２２００万元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还是回到“草圣”上来。 “草圣”是古代对草书有高度成就者的称呼——其在岁月流逝中的最后“定格”者，也非常人。三国时魏韦延称张芝为“草圣”，见晋卫恒《四体书势》。唐张旭工草书，杜甫《酒中八仙歌》中有“饮酒三杯草圣传”之句。 还有一个自我判断的问题。最近，看到一家报纸以半版的篇幅，介绍某位中年书法家，称他“被誉为当代草圣”，随文还登有该书法家在书房中神态自若的照片，和几幅书法作品。该书法家有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在协会若干头衔职务。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没有作者和落款，是别人撰写，还是他本人提供的素材？但把他称为“草圣”，总觉得有点热捧过头，他还能欣然接受？我认真地研读了该“草圣”的作品——最后，还是无话，完全放弃了点评的念头。 汉魏崇尚风骨。杜甫有“书贵瘦硬方通神”句，虽略偏失，却通其要，尤其是草书。怀素就深谙其妙。书法家多狂人，特别是狂草书法家，怀素在《自叙帖》中就有“狂来轻世界”之句。但我想，他的“轻世界”，是看重笔墨人生，看重激情奔放的创造过程，于是其他事物于他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而非自戴“草圣”的桂冠。 当代人浮躁。一些学书法的，一上手就是行草，甚至连一点楷书的功底都没有，就写起狂草来。形杂陋多弊，字体破损支离，有的像一些烂布条乱搭挂在一起，鲜有可观，更谈不上美感。使即再“忽然绝叫”，即使画得“满纸乱云”，也只是污染了环境而已。 在清冷的静夜中，“圣迹”值得人久久凝视。线条的流动与黑白和谐的闪光，是感情的流脉，文明的流脉。 神示与觉悟，这是圣地与圣者的历程。
敦煌墨池 ——书法笔记之四 黄昏。出了敦煌市区，走过党河大桥，向西走去，天色暗了。道路依然宽阔，灯火却渐渐寥落，没有了市井的喧闹与繁华。庄稼地——成片的玉米高粱，长得比人还高了——在哗哗作响。 我知道，我踏入了没入荒野的敦煌老城。没有街道，不见房舍，连断墙残垣都藏在密密的青纱帐里。风是燥热的。 我向行人打听，向小店的女老板打听——我始终没有打听出作为老城标志的残存的佛塔，和那半截城墙，无法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我想象不出，几百年前的那场洪水，能把沙州故城冲毁得那样彻底么？——自然，更不用说墨池的遗址了，风沙早已把它填平。 从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走过，从密不透风的玉米地中走过，与其说是找寻东汉时被称为“草圣”的书法家张芝的遗迹，更像是漫无目的的神游。
独自夜行在西北这片神秘的旷野上，总难禁联翩浮想，万里神思。 敦煌——莫高窟——敦煌学；敦煌——阳关——玉门关——丝绸之路；唐人绝句，《沙州图经》……在玉米地中，这些乱糟糟名词如同绿色的叶蔓连绵不断，怎么也扯不断，也绕不出去。我在沙州故城中迷失了。抬头望去，只有无数高远的星星，嵌镶在深邃的天空上不断闪烁。那是文化的光亮，文明的光亮么？ 不见雪山，只有党河水声若有若无地传来。
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后，被称为沙州的敦煌一直是河西走廊西部的重镇。我不知道孕育这个通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国际交通枢纽的绿洲的开发，是不是与汜胜之定居敦煌有关。无疑绿洲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如果把当时的敦煌比作今天的上海，在历史的方位上是有相似之处的——陆上“大港”与海岸大港。 汜胜之是西汉著名的农业专家，曾官至议郎，他曾奉命在京城长安附近督导农业生产。他对农业技术的改进非常注意，凡是按照他的办法播种的小麦，都获得好收成。由于他的精心指导，关中一带连年丰收。他告老并没有还乡，在儿子汜辑任敦煌太守时，举家迁往敦煌，晚年就定居在这里。从长安到边城，有千里之遥，边塞也远没有都城的繁华。但对这位农业“科学家”来说，研究农桑之术，潜心植物栽培，勤于耕作著述，“退休”生活过得同样充实。虽不比山经地志，且他所著的《汜胜之书》十八篇，已经散佚，但在贾思邈的《齐民要述》一书中还能看出大概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敦煌发明了“雪汁拌种法”，即在冬至后用雪水拌种和积草压绿肥的方法，提高了绿洲农业的产量。 长得这么茂密的玉米高梁，还是用雪水拌种的么？ 汜胜之是一个。古代敦煌长长名人录上接下去便是东汉的张芝。 我第一次看到张芝的书法是在读《淳化阁帖》时。南方细雨蒙蒙，水珠不断从老屋院子里的芭蕉叶上滑落。竟日的临帖，感到手腕发软，目光呆滞。翻到张芝的《秋凉平善帖》，便立即被他笔走蛇龙的宏大气势所震慑——原本书法还是可以这样写的！如同横越戈壁的逶迤大河，狂放不羁，一泻千里；又如祁连山上的积雪浮云，飘飘渺渺，高不可测。 在张芝之后，才有唐代的张旭与怀素。 这就是在西北、在遥远敦煌诞生的艺术？！
要真正理解西北，理解敦煌，理解张芝是不容易的。 张芝本为西汉司录校尉清河张襄的后裔，先辈迁居河西，世居敦煌城北，又号称北府张——可见那是敦煌是人才荟萃之地。 张芝虽是高干子弟，但对官场的种种腐败，深恶痛绝，年轻时勤学上进，酷爱读书。时人认为他不是文宗就是将表，当朝太尉和地方官吏累次进召，让他出来做官，他都拒而不就。 潜心书法，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和精神寄托。“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染翰，水为之黑。”我想他书法上的成就，不单是苦练的问题。此前，金文、篆书、隶书，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但总是越不出雷池半步，为什么到了张芝，能以空前的气势，冲决了罗网呢？ 张芝是一介布衣，唐怀素是僧人，他们都是狂草大师。笔底波澜，风卷雷霆——狂。也许远离了功名利禄，用不着钻营苟且，更使他们坦坦荡荡，能自由地表达对艺术的追求——也许还有对不平世事的愤怒与挥斥。他们的精神世界如江河湖海，如峰涛汇聚，如戈壁大漠。
据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张芝的墨池在县东北一里。不过百年，在风沙狂吹的边地，几经变迁离乱，池已磨灭，故居亦不存。 于是就有了寻根。 好在那时为官的以读书人为多。读书人对笔墨总有特殊的兴趣。唐开元间，敦煌县令赵智本根据史料所记载的，在敦煌“县城东北一里北府东南五十步”，传说为“张芝墨池”的地方，掘得“一砚，长二尺，宽一尺五寸。”这一石砚，无疑验证了草圣当年临池挥毫之地，这也是中国源远流长书法艺术的基石之一。于是，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修葺了墨池，盖起了庙宇，这就成了古时敦煌的胜景之一。 敦煌二十咏是敦煌遗书中的晚唐诗作，它由一篇短序和二十首描写敦煌的五言律诗组成。其中《墨池咏》写道： 昔人精篆素，尽妙许张芝。 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 舒笺行鸟迹，研墨染鱼缁。 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 这首诗并不难懂。“篆素”，篆书于素帛，书法的泛称。《晋书·王羲之传》中有：“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鸟迹”，是指鸟迹形的篆书，泛指文字。古人认为文字是苍颉造出来的。索靖《草书状》：“苍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吕览》高诱注云：“苍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字。”如果说，蝌蚪游过，还有迹可循，而飞鸟经天，为什么能启发他创造文字的灵感，这我就搞不明白了。
张芝对我国书法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时在敦煌、在张芝的周围，甚至形成了一个在全国都有影响的书法家群体。其中有被称为“亚圣”的张芝的弟弟张昶。他亦善草书，又极工隶书，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至今传世。 张芝姐姐的外甥索靖亦是享誉全国的将军书法家。 他以善写草书而知名于世，尤精隶书草化后的“章草”。索靖的书法与张芝有很深的师承关系，气势雄厚，古相如汉隶，转折似今草，历来被书法家称为上乘。梁武帝说他的书法“飘风忽举，鸷鸟惊飞。”黄山谷称他的书法为“笺短意长，诚不可及。”与张芝不同的是，或许因索靖生长在变乱动荡的年月，他积极入世，担任过西晋的重要地方官，如拜驸马都尉而出守西域，后又任雁门太守、酒泉太守等，颇在政绩。公元303年，河间王举兵犯洛阳，索靖率秦、雍、凉三州后讨伐叛逆，不幸受伤而身亡。索靖的《出师颂》、《月仪帖》、《急就章》等书法作品，至今传世。 张昶和索靖，也在墨池中洗过笔罢？ 怪不得池中的鱼都染成了黑色——《礼仪·士冠礼》中有：“凡染黑，五入为取，七入为缁。”
在黑暗中走进了庄稼地。 人间的灯火在夜暗中渐渐远去，包括越来越商业化的敦煌。 流注绿洲的党河，划出了新城与故城。千年河西，百年河东——这是历史河床的变迁么？我在心里计量着：“城东北一里”。一里，只有五百米，不算远，一步步地走去，但找不到墨池的任何遗迹。也许，我原本就没有奢望发现什么古迹。黄花应笑客，凭吊已枉然。让这一切都埋在厚厚的沙土下罢。 这一夜，有踪无迹，鬼使神差一般，在西北的荒野与想象中漫游和找寻。沙流过去了，水流过去了——我对草书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 又回到党河的边上，祁连山的雪水在夜色中畅流——心里早荡漾着沉沉的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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