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都：自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至今已有5年，您先后参与了第一届、第二届提名及初评委员会，目前，又接手第三届提名及初评委员会主席。这几年，你对中国建筑传媒奖主旨的认识有哪些变化？
黄居正：我记得2008年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提名人都对该奖项有许多困惑之处，当时特别没底，不清楚这个以“公民建筑”为题的奖项公布出来后大众会有怎样的评价。到了第二届，提名及初评委员会内部仍对于“公民建筑”的理解有不少异议，因为它和专业奖项不一样，不仅要考量建筑的功能，还要超越单纯的建筑美学评价，体察建筑是否蕴含足够的人文关怀，也就是建筑的社会伦理功能，譬如材料是否因地取材、是否环保；建造的过程是否采用当地建造技艺，是否能挖掘并改造、提高传统的施工工艺水平；使用能否提升公共空间及场所的品质，唤起公众的交往意识和情感反应。
不可否认的是，这5年来，无论是在建筑界还是民间，中国建筑传媒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公民建筑的内涵与外延、目标与意义也都在逐渐明晰。第一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冯纪忠先生的获奖感言，对我震动极大，他说：每一个建筑都应该是公民建筑。不管是什么类型，由谁出资，最终使用者为何人，只要本着人文关怀的理念，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建筑”，因此，大可不必对商业项目抱排斥的态度。前几天在杭州参加一个学术活动，某地产公司介绍了他们在杭州郊外开发的一个文化村。在建成以后，购房后迁入该村的“村民”主动发起、参与到文化村的建成环境和文化建设中去，譬如自发制定“村规村约”以及垃圾分类的规章制度等等，这说明了建筑师不仅提供一个物质的居住空间，也唤起了公众潜在的参与“家园”建造的精神和意识。
南都：刚才你主要谈的是这个奖的价值取向，在评选机制上，你认为中国建筑传媒奖和别的奖项有何不同？
黄居正：我参加过很多奖项的评选，这个奖项与其他奖项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公正性、透明性。我们评委经常会对某一作品各持己见，甚至很多时候还会争论到面红耳赤。我们没有所谓的“最权威人士”，只要是评委，大家都是平等的，谁都不会因为有某位权威发言而变得“沉默”。而这种情况在很多专业奖项的评选过程中，几乎少见。更为重要的，对于进入评奖最后阶段的项目，评委会成员会进行实地考察，并写出包括建筑完成度、使用情况、体验感受等的评价报告，提供给全体评委作为最后评判的参考，避免了仅依赖看图和照片可能带来的偏颇。
南都：这样的评选是不是很过瘾？
黄居正：是。这个奖项的评选公正、透明，从评委会的产生机制就开始。大家投票选举产生评委会，没得票的不能进入评委会。同样，每一届的评委会主席也是由全体评委投票选出。评审中，就作品是否符合大奖的主旨，肯定会引发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每一个评委都可能表现得“偏执”，但正是程序的公正和透明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结果的公正和透明。
南都：能否谈谈这几年来，你印象最深的一个参评的项目？
黄居正：印象深刻的项目有很多，例如首届获得最佳建筑奖的项目“毛寺生态小学”。这个项目获奖之前引发了评委间激烈“PK”，因为从专业角度来看，它未必是在设计上有多大突破的建筑，或者说是多么地吸引“眼球”的一个建筑。但是把它推上这个奖项，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公民建筑”的人文精神。它富有生态可持续性，依据了当地气候以及建房传统，就地取材，由村里居民来修建，可以说实现了人与建筑、自然的和谐共生。建筑节能环保，校长就说“学校可以把烧煤的钱省下来多买新书。”
二、
南都：这种建筑在我国多吗？你怎么看我们当下的“建筑”？
黄居正：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者更偏好于建设标志性建筑，树立地标。最近热炒的“大秋裤”就是典型。很多建筑为了追求“标志性”而标新立异，经不起推敲。我以为，标志性建筑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图底关系”，即纪念性、地标性建筑与大量的“匿名性”建筑所形成的城市肌理之间应有一种合理的、有机的关联。另一个是建筑的形式造型，它能否表达该城市的性格，能否与该城市的历史文化达成某种或共生或回应的关系，同时也考量着城市管理者和建筑师的格局和审美眼光，切勿把审美变成审丑。
南都：那么大量的非标志性建筑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你认为普通人的居住、公共空间质量有得到提升吗？
黄居正：从居住的物质性角度而言，我们应该承认居住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几十年前只求一个住地，到逐渐开始关注居住的环境景观、居住的舒适度。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随着快速城市化，遍地开花的上楼工程和造城运动，也粗暴地切断了我们与土地的神圣联系，割裂了绵延千年的文脉，摧毁了城市与乡村的历史记忆，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难以找到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南都：这种现状是否和行业体制的发展有关？
黄居正：从体制上看，中国在1996年前都是国有设计院，建筑师都是集体创作。1996年体制改革后，出现了大量建筑师私人事务所，建筑师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个人表达空间。之后，国内各个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拆旧城，建新城，甚至近年发展到拆新城，建新城的地步，把上世纪80、90年代建造的一些不过二、三十年的房子统统拆掉，建更新的房子。狄更斯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大概可以用来形容这个疯狂时代的疯狂举动。一方面，最好的时代，意指大规模的建设为建筑师提供了很多实践创作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因为快，很多项目的诞生都很匆促，建筑师没有太多的时间周全考虑，国外一般项目设计至少需要半年、一年时间，而在中国，有的甚至2、3个星期就要完成设计方案图。项目甲方又大多强势，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政府，建筑师时常不幸沦为画图匠，成为贯彻甲方偏好、意志的机器而已。
南都：在这样的状况下，建筑师怎样做出更好地创作？
黄居正：我认为是一个如何看待“选择或命运”的问题。如果建筑师不把中国当下的情形看成是自己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而是选择有操守、有坚持、有责任地生存的话，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不少优秀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的出现。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就是中国的王澍。这个奖不是针对一个项目，而是对个人在建筑学领域持续多年的探索研究所形成的创造性设计思想给予的嘉奖。譬如他在象山校园的设计中，在造价限制和短促的设计、施工时间的双重逼迫下，采用当地大量拆迁废弃的瓦片和青砖，并复活当地工匠的传统建造施工工艺，营造出了一个富有历史时间维度的江南建筑群落。
三、
南都：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大量的拆迁旧改，如何将“公民建筑”这个理念融入进去，使城市更加有精神？
黄居正：我一直不能忘怀瑞士南部的蒙特卡罗索小镇。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镇政府邀请了斯诺兹来参与小镇的改造更新规划，并在镇中心建造一个小学校。基地上原有已濒临坍塌的15世纪的女修道院，政府希望彻底清除，好让建筑师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最好的图画。但斯诺兹并不领情，坚持要求保留修道院建筑。几成废墟的老修道院最终得到了新生，其侧翼部分成了小镇的咖啡馆。同时斯诺兹收集了残留的一些建筑构件，把它们嵌入到新的学校建筑中去。最后，老教堂、新学校、咖啡馆一起围合成一个向市民开放的广场。去年我去到小镇并逗留了几个小时，快到离开的规定时间时，我与导游商量希望能在这儿再多呆一会儿。当我坐在廊下的咖啡馆，看着夕阳渐渐西沉，市民陆续来到广场，就着啤酒或咖啡交谈，孩子们也在广场骑车玩耍。我猛地感觉好像我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地球的另一边，而是生于斯，长于斯，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熟识感。这种熟识感来自于哪儿呢？建筑师斯诺兹给出了答案，他说：“我保护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家乡”。在这儿，建筑的形式已经不再重要，甚至说让你忘却了建筑形式的存在，你感受到的是一种氛围，一种场所精神。
而我们当下很多建筑，都过于注重标志性的外在形式，而且更不堪的是，一些不入流的、糟糕的形式经常污染我们的视觉。因此，提倡将公民建筑的精神融入城市，为公民提供舒适的环境、可交往的空间，甚至激发出一些有益的活动和组织，更加重要。
南都：要做到这一步，是不是特别考验建筑师？
黄居正：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做到这一步是需要建筑师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包括：阅读场地的能力，把握形式的能力，对材料的感觉，空间组合的能力，还有建筑师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价值观……如何运用恰当的建筑语言，来构建出一座独特的建筑，这也很关键。但放眼国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语言风格的建筑师，其实并不很多。
南都：但除了建筑师的努力外，这个营建的过程是否也离不开公众？
黄居正：当然。在建成前，通过公众的参与，建筑师确切地了解公众的需求，并通过建筑的空间、场所营造表达出来；建成后，通过公众的使用并发掘建筑潜在的价值，使得建筑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与公众的生活方式、情感记忆紧密相连。
南都：前段时间，云南再次发生地震，房屋倒塌严重。你如何看待之前四川汶川地震后重建家园所建的房子？在云南再次进行震后重建，您有什么反思和建议？
黄居正：在汶川的援建工程中，可能最好的还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几个项目，属于“自发性建造”这一类。这个思路好在哪？它可以将当地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更好的结合进去，令当地居民住得更加舒服，更有人情味，而不是简单的让建筑师造一个房子给灾民来住那么机械简单。但不得不说的是，还有很多援建的房子都在刻意追求形式，要大要好看，明显就是政绩工程，而没有从生活的角度出发来建造。我认为援建工程最好是选择前者，组织当地居民自发重建会比较好，当然这也有很大难度。
南都：你觉得“公民建筑”这个概念和方向提出来，是否能成为建筑师们在形式、结构等话题外的另一个关注点？
黄居正：是的。建筑师关注形式造型、结构构件等等无可非议，但除了这些“专业技巧”，“公民建筑”提出了一个新的视域，让建筑师在设计创作时有了一个新的坐标，促使建筑师更多地去反思建筑的伦理价值。
南都：对于南方都市报来做这样一个跨界的奖项，您作为业内专业的建筑传媒人，能否再给出一些建议？
黄居正：虽然南都是一份大众化报纸，但它来做这个奖项，可以在建筑、建筑师以及市民之间，架起一座真正的桥梁，形成公众对于建筑的广泛兴趣和一个能理解和能批判的公众舆论，这是专业媒体所难以企及的。其实“外行”媒体介入专业领域在国外很普遍，譬如说《纽约时报》，经常会有一些关于建筑作品的批评和评论。当然，要想把这个跨界奖项做得更有影响力，必须把握好“专业”与公众接受度之间的平衡，同时，围绕传媒奖，还可针对一些公众关注度高的建筑事件、人物做一些研讨会，扩大公众、建筑师对传媒奖的认知度。隔年举办的“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就很好，既贴近公众，又有专业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