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究竟是一种感性的表达，还是一种理性的诉求？在不同历史时空、不同国际环境下，“爱国”的含义是否也会有所变化？已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中国，其国民之素养又是否已经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
9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接受本报专访，最近，他刚刚取消了赴日学术会议的行程，以表达对日本非法购岛闹剧的抗议。
辽宁日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传统，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爱国思想包含怎样的文化基因？与古代的“爱国”比起来，现代的“爱国”其内容是不是更丰富了？
陈众议：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确实由来已久。略去神话传说，《诗经》中的《黍离》就是一篇爱国诗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后来则有《离骚》等众多爱国诗篇。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国人的爱国思想常以故乡为原点，所谓“家国”是也。
现代意义上的爱国远比古时来得深广。它不仅仅是领土主权（当然这是最重要的，是基础），还关涉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即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爱国主义情绪必须具有尽可能兼顾一切的强大理性。
辽宁日报：大多数中国人一提到 “爱国”两个字，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生发出一股激昂的情绪，似乎“爱国”就应该是澎湃的、感性的行为。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理性的“爱国”？
陈众议：康德说，理性主义可以“让人从梦中醒来”。无论对内对外、对人对己，起码的理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偏颇、偏激，甚至歇斯底里。以中日关系为例，当年，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背水一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因为国力不逮，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今，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国力、军力，还是人心、民心，都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时期有了天壤之别。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理智地面对当前的中日关系。辽宁日报：“钓鱼岛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全国各地出现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遗憾的是，当中发生了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暴露出国民素质的问题，值得反思。
陈众议：是的。民族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民族素质。而民族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一方面追求安稳、崇尚知足；另一方面则比较从众和盲动。但凡一己之私受到威胁、损害，就容易无法无天、铤而走险，是谓“法不责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改变情、理、法或诸如此类的序列。
辽宁日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您认为，应当怎样既充分又理性地表达中国人民的爱国诉求？
陈众议：正当的抗议是必要的。但若将对日抗议扩大化，则显然会适得其反，甚至亲者痛、仇者快，影响和阻碍我们民族的振兴伟业。我始终认为，最有力量的人是那些不仅让朋友服膺，而且让敌人佩服的人。伟大的民族亦然。我国政府已经在钓鱼岛等我国固有领土问题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并采取了一系列捍卫主权和民族感情的有力措施，我们理应保持克制、遵纪守法。
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与政府保持一致，同时要清醒认识、高扬理性：帮忙，而不是添乱。同时，我还由衷地希望有关方面，如媒体和知识界在全国进行一次法律与言行、理性与情感的教育。一是使我们的民众了解国际形势；二是藉此规范言行，以期擢升民族素质、增强民族认同。 □本报记者/王 研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专著，并撰写《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观》等多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