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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问世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不仅在描写汉语语法事实、解释汉语语法现象、揭示汉语语法规律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而且也在不断地寻找汉语语法的“本位”或者“观察站”，探索适合汉语的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汉语语法描写的表述系统。
百年来，随着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结构主义、生成语法和功能主义、认知语言学、元理论分析等国外语言理论的引进，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呈现出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史上，表现出来的汉语语法本位思想或明确提出的汉语语法本位学说，主要的大致有八种：1、马建忠的“词类本位”（代表著作：《马氏文通》）；2、黎锦熙的“句本位”（代表著作：《新著国语文法》）；3、朱德熙的“词组本位”（代表著作：《语法答问》、《语法讲义》）；4、徐通锵的“字本位”（代表论著：《“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语言论》、《基础语言学教程》）；5、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代表论著：《小句中枢说》、《汉语语法学》）；6、马庆株的“词和词组双本位”（代表论文：《结构、语义、表达研究琐议》）；7、王洪君的“字和短语双本位”（代表论文：《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与研究策略》）；8、徐杰的“原则本位”（代表著作：《普遍语法原则和汉语语法现象》）。[1]
在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中，徐通锵先生立足于汉语研究的传统、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字本位”思想，认为“字”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才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基本结构单位，并以“字”为基础建立了新的汉语语言理论。
本文试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思想作简要述评。
一、“字本位”思想的提出及反复论证
“字本位”主要是受到中国传统汉语研究的影响和赵元任先生后期学术观点的启发，并针对汉语语法研究中“印欧语的眼光”提出来的。
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思想早在1991年发表的《语义句法刍议》中就有所体现，但正式提出是在1994年。这一年徐先生连续在《世界汉语教学》上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两篇重要论文，明确提出了 “字本位”思想。
此后，徐先生又反复论证“字”在汉语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阐述“字”是汉语研究的本位的观点：
1996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加强“字”的研究，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1998年在《语文研究》第3期上发表《说“字”——附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鉴别标准、基本特征和它与语言理论建设的关系》；
199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语言论》；
1999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
1999年在马庆株主编的《语法研究入门》（商务印书馆）中发表《“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
1999年在《语文研究》第4期上发表《汉语的特点与语言共性的研究》；
2000年在江蓝生、侯精一主编的《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发表《说“本位”——字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
2001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原理》；
2001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基础语言学教程》；
200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
徐通锵先生十余年间先后围绕“字本位”思想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系统阐述了他的字本位的研究思路。可以这么认为：1991年发表的《语义句法刍议》体现了徐先生“字本位”思想的萌芽；1994年发表的《“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标志着徐先生“字本位”思想的正式提出；1998年《语言论》的出版是徐先生对“字本位”理论的全面阐述和实践；2001年《基础语言学教程》的出版则是徐先生对“字本位”理论的完善和推广；2002年发表的《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则是徐先生对字本位思想所作的进一步发挥。
二、“字本位”思想的主要观点
1、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
什么是“字”？徐通锵先生这么说过：语言学研究口说的字，也就是《文心雕龙》“因字而生句”的“字”和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的“字”，通俗地说，口说的字就是汉语中由一个音节表达概念的那种结构单位。[2]（P33）
徐先生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非线性结构,选择和确定它的“本位”应该以它的音义关连点为基础。基于此种认识，他提出了关于“本位”确定和评价的三条标准:①现成的，拿来就能用；②封闭的、离散的，很容易与其他的结构单位区别开来；③在语言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知道一句话中有几个结构单位。[3]（P20）根据这三条标准，他指出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则是字。字是汉语音义关联的基点，它是现成的，在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而且有明确的封闭性、离散性特点，而且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基础性编码格局；字是汉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本结构单位。换句话说，字是汉语的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交汇点，是汉语结构的枢纽，各个层面的研究都无法摆脱字的控制。
徐通锵先生认为汉语没有和西方语言学中词（word）和句子（sentence）相当的结构单位或者概念，他主张汉语以“字”为本位，有四级语法单位，分别是：字、字组、语块、小句。四级语法单位的关系是：因字而生字组，由字组而生语块，由语块而生句。
2、汉语语法是语义句法，其生成总规则（编码基础）是临摹性原则。
徐通锵先生认为：“如果说，印欧语的语法结构的特点是‘形合’，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形态变化的标记，那么汉语语法的特点就是‘意合’，只要字义之间的组配有现实的根据，符合社会习惯的要求，就可以组合起来造句。”[4]（P186）正因为汉语组字造句是意合类型的，所以把汉语语法叫做语义语法或者语义句法，以区别于印欧语的形态语法。
徐先生基于临摹理论指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规则是现实现象的规则的映照或投射，而从临摹性的角度去研究句法语义关系正是抓住了关键。他认为支配着字、句的“意合”的总规则是：“已知的信息统率、驾驭未知的信息，其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大体上就是‘前管后’，或‘上管下’（启功），即前字管辖后字的组配选择，上句启示下句的语义范围和陈述走向。”并指出这种“管”的原则就是临摹性，即“句法结构成分的排列顺序映照它们所表达概念的现实时间的先后发生顺序”。[5]（P187）
徐通锵先生将临摹性原则引入到汉语语法结构的分析当中，提出“字本位”的语法观。这种语法观进一步说明，同样作为现实的编码体系，印欧语言实行的是约定性编码机制，汉语实行的是理据性编码机制。约定性编码只有把约定性的符号组合起来才能表现出符号的理据和规则，突出的是语法，即构词法和造句法。而理据性编码直接构成语言的规则，突出的是语义，因此汉语是意指性（或者叫做意合性）强于结构性、或线性结构弱于非线性结构的语言，或者我们可以说：汉语的语义和语法是二位一体的。
3、汉语语法的结构框架：话题—说明。
徐通锵先生认为：“汉语的语法结构框架是‘话题—说明’，印欧系语言是‘主语—谓语’，相互有原则的区别。”[6]（P198）印欧语语法是形态语法，其结构的特点是“形合”，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遣词造句受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语—谓语”结构框架的制约，有明确的形态变化的标记，句子的结构是封闭性的；汉语语法是语义语法，其结构的特点是“意合”，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只要字义之间的组合有现实的依据，符合社会习惯的要求，就可以组合起来造句，句子的结构是开放性的。汉语开放性的句子结构当然不能用印欧语“主语—谓语”一致关系的封闭性框架来分析，因为汉语是一种孤立型语言，“汉语中没有词（吕叔湘，1963；赵元任，1975），印欧语成句的那种条件，汉语也没有，即汉语中没有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7]（P185）。
徐先生认为“话题—说明”的框架比较适合汉语语句的研究，因为这种框架是“前管后”，是已知选择、组配位置。同时他指出汉语研究界早有学者认识到“话题—说明”的框架比较适合汉语的研究：早在1920年，陈承泽先生就提出采用“标语——说明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主题—术题”或“话题—说明”框架来分析汉语中“鸟吾知其能飞”这样的语句；1968年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里也阐述过这一看法，赵先生认为：“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可以是动作者或动作的关系。但在汉语里，这种句子（即使把被动的动作也算进去，把‘是’也算进去）的比例是不大的，也许比50%大不了多少。因此，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的关系当作话题和说明看待，较为合适。” [8]（P45）
三、“字本位”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字本位”理论是努力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立足于汉语特点来实现中西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大胆尝试。“字本位”认为汉语研究不能中断传统，但它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汉语研究的一种力图创新的探索、一种努力突破的尝试。那么如何看待或评价“字本位”思想呢？
我们认为，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思想是目前对汉语现象很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它立足汉语自身的特点，从汉语自身出发来研究汉语，并吸收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优点为我所用，努力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使汉语研究由关注语言自身结构系统的形式转向关注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转向关注语言的系统功能和语义结构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来认识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思想的价值：
1、提出汉语研究的新理论，开辟汉语研究的新途径。汉语研究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传统汉语研究注重语言材料的整理，忽视理论方面的建构，因此我国现代的语言研究者在汉语研究理论的建立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从马建忠《马氏文通》导夫先路，创建中国语法学，建立汉语语法研究的框架，经过百年的发展，到今天汉语语法研究理论的异彩纷呈，如果说马建忠先生引进西方“葛朗玛”并以“词类”为本位来研究汉语具有开创之功，黎锦熙先生以句子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朱德熙先生以词组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等在立足汉语研究汉语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那么，我们认为徐通锵先生把“字”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未尝不是立足汉语研究汉语的一次积极、大胆的尝试。
2、继承汉语研究的传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联姻。汉语的传统研究俗称小学，以字为中心，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随着近代西学东渐，国外的现代语言理论也被引进并应用到汉语的研究中。但是，印欧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别要求应用西方语言理论不能取来即用、生搬硬套，必须立足汉语事实，在方法论上实现有机的结合。而事实上，汉语语法研究一开始主要摹仿甚至照搬西方语言理论，尽管后来的语言研究者竭力构建立足于汉语的语法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距离真正的“汉语的语法学”还有很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徐先生认为这是汉语的“字”对西方语言理论进行抗议的集中表现，因此，他在汉语研究中继承了以字为中心的研究传统。但他并不固守传统，而是吸收西方语言理论为我所用，实现引进理论和方法与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有机结合，是引进理论和方法的“汉化”、“中国化”。
3、认识到汉语与印欧语的编码机制不同，抓住汉语研究的根本。从本体论上看，字本位揭示了汉语基础性编码机制是理据性的，印欧语言则是约定性的，而这正是两种语言的主要区别性特征。“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汉语研究的“本位”和“观察站”，这也许是目前汉语学术界对汉语特征最为深刻和明确的揭示。
4、创建了汉语语义句法（语义语法）。徐通锵先生认为汉语编码机制以理据性为基础，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因此，他舍弃了建立在印欧系语言理论基础上的形态语法，强调汉语在因字而生句的时候，字义的组合顺序及虚字的运用非常重要，提出了“话题——说明”的语义句法结构框架。在语义句法中，徐先生把结构单位分作字、字组、语块、小句，以离散/连续、定量/变量、肯定/否定、有定/无定等几对范畴作为标准，对结构单位进行了语义分类，分析了语块的形式标准和组合规律，对一些基本句式和语言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
5、促使中国语言研究者进一步挖掘汉语事实，努力构建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学。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包括语法学）理论基本上是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鉴于此，徐通锵先生强调：“实践要求我们‘改弦更张’，走自己的路，在继承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语言的立论精神，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当然，走这种‘自己的路’肯定会碰到很多新问题，这就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不断加以改进、补正和完善。” [9]（P3）而事实上，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并关注汉语自身特点，但就整体而言，局部的研究和认识多，宏观的把握和探索则不够。徐通锵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汉语不同于印欧系语言，他的“字本位”理论，将促使我国语言学界进一步关注、探索汉语语言类型和汉语结构特点问题；他的革新精神，将促使我国语言研究者不断创新、走自己的路，构建汉语语法理论乃至语言学理论，以对现代语言学理论作贡献。
四、结语
字本位的研究，目前还主要处在理论创建与完善阶段。字本位理论的提出和创建不是一种语言研究理论局部的修修补补，而是现代汉语研究史上一次根本性的“体制”的改革：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汉语研究的“印欧语的眼光”，真正转向“汉语的眼光”，立足汉语理解汉语、立足汉语研究汉语，这是语言本体论上的改革。正如所有理论的发展一样，“字本位”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尚处在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对许多问题考虑还不够，需要做进一步的阐明和论述，如：字究竟要不要分类和如何分类？字组的结构如何分析？各级单位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字本位理论的研究如何实现与应用相结合？如果说汉语语法是“意合”语法，那汉语语法研究要不要和形式相结合以及如何结合？
对于一种新的理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味的附和认同，也不是直接的反对否定，而是客观冷静的分析和研究，看看这种理论对客观现象是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不管哪种“本位”，只要它符合汉语事实，只要是立足于“汉语的眼光”，并能够解决汉语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对汉语事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就有其存在发展的价值。正如金立鑫、白水振所言：“或许，放弃坚持某种单一的本位观，实事求是地从各个平面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各类不同的问题，待各种问题都能得到相应的解释之后，这些不同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则才能得到揭示。这也不妨是另一条寻求出路的方法。”[10]（P15-21）马庆株的“词和词组双本位”、王洪君的“字和短语双本位”、徐杰的“原则本位”等正是这方面有益的尝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