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王寅：基于体认语言学的结构对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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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哲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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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寅.基于体认语言学的结构对称性研究[J].汉语学习,2021(06):3-12.

摘要：体认语言学强调语言的体认性，认为人们在对外部世界的互动体验（体）和认知加工（认）的基础上形成了语言。由于现实世界存在大量的对称（含平行）现象，人类据此形成了“对称性思维方式”，从而使得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对称现象，可使结构平衡、语义增强，产生音形义用的美感。汉语采用方块字，一字一音，还有平仄、音调、押韵等，书写整齐，极易在语言各层面上形成“对称”。学界常将其视为修辞现象，近来有人提出这也是一种语法手段，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体认机制，可视为汉语中除词序和虚词之外的第三大语法手段，还能统一解释汉语怪句，使语法理论更为简洁。

关键词：体认性；对称性；平行结构；汉语第三语法手段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修辞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项目编号：14BYY52）和四川外国语大学“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科研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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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认知语言学（CL）已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前沿理论，但近来也有学者发现其尚有不足之处，有解构者和指责者，也有建设者和发展者。前者仅批判未提建议，后者不仅发现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有破有立”更为学科建设的可取之举。国外学者 Dabrowska（2016）在 Cognitive Linguistics 上发表了题为“Cognitive Linguistics’ Seven Deadly Sins（认知语言学七宗致命大罪）”的论文，我们认为此说大有“危言耸听”之嫌，“只破不立”的研究思路有待商榷。

继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所发动的两场语言学革命堪称20世纪第三场语言学革命，认知语言学将语言研究推入到后现代新时期。但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象豹观”（王寅 2019b），我们永远走在转喻性（局部代替整体）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旅途之中。语言理论也具有多元性，它不断被更新和发展，因此每一理论有功也有过。CL 总的来说是功大于过，而 Dabrowska 仅看到“过”，还称之为“罪”，乃至“致命重罪”，实在是言过其词。王寅（2014、2019a）认为 CL 对当代语言研究立下了汗马之功，但也留下来不少尚待解决的问题，四川外国语大学体认团队为弥补其不足，将其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 ECL）”，融入了更广阔的哲学视野，也可纠正其学科名称不确切之误。ECL 深刻反思了索绪尔的“先验论语言观”和乔姆斯基的“天赋论语言观”，严厉批判了他们基于唯心论和排除人本观的语言研究取向，鲜明地提出了“语言具有体认性”这一本质，其核心原则为“现实（体）—认知（认）—语言”，认为语言是“体”和“认”的产物，通过前者强调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与雷约（为雷科夫和约翰逊的缩略）“心智具有体验性”；用“认”凸显了马列主义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后现代哲学的“体验人本观”，因此 ECL 的哲学视野比体验哲学和 CL 更为开阔，也更适合中国学者的理论取向，大大有益于将哲学（传统哲学、马哲、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中国后语哲等）与语言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以能实现季国清（1999）和钱冠连（2007）对语言学界提出的期望：尽快加强哲学修养，提高语言研究水平。这样便可看清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所持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哲学的立场和无视人本观之误导，这不仅是理论的一大进步，密切了语言学与哲学相边缘的关系，同时也必将对语言教学产生较好的指导意义。

顺其思路，一批与 CL 接缘的跨界学科就可修补为“体认 XX 学”新兴学科，如当下流行于翻译界的“认知翻译学”可发展为“体认翻译学”；亦已流行于社会语言学界的“认知社会语言学”可修补为“体认社会语言学”；将 CL 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认知诗学”也可顺其思路更新为“体认诗学”；被众多学者所钟情的“认知修辞学”也可本土化为“体认修辞学”（王寅 2020a）。这样就可形成 ECL 的系统研究。

一、对称结构的体认观

“对称”指图形或物体对某个点、直线或平面而言，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平行”可视为对称中的一个特例，因此本文中所言的“对称”包括“平行”。“对称性”普遍存在于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如春夏秋冬、昼夜交替、上下左右、前边后边、四面八方，无不以相辅相成的对称格局相伴；人的身体左右就是一个对称体；树干的左右也大致对称；树叶的两半也是对称的；多颗直立向上的树呈平行状，等等。①人工制造物也常采用对称结构，更是屡见不鲜；就连 2-3 岁小孩在玩积木时也自觉地拼出了各种对称结构。简言之，这种结构代表着平衡、匀称、协调、守恒，必然具有美感，它确实是外部现实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设计师常用的首选方案，如建筑物、飞机、船、机器等无不用到这个原理。② 李政道博士曾与毛泽东主席讨论此问题时回答道：对称的普遍性远远超过通常的含义，广泛地适用于从我们宇宙的产生到微观亚核反应的一切自然现象。李政道（1991）还指出：所有物理规律都具有对称性，导致了守恒律。还有学者（如魏尔 Weyl 1952）认为：发现对称性堪称最具深远意义。语言学界也有很多学者论述了对称（包括平行、排比等）结构，如朱德熙（1985）指出：“语法研究要十分重视'结构的平行性’”。王力（1979）也认为：“平仄和对仗是近体诗最讲究的两件事。”沈家煊（2017）也指出：“语言事实上存在结构的平行性，所以语言才是一个'系统’。重视结构的平行性就是尊重语言事实，尊重语感，在构建语法体系的时候更要从大局着眼，依据结构的平行性。”沈家煊（2019）又以“说四言格”为题进一步论述了汉语中的对称结构，认为汉语以“对”为本，语法以“对言格式” 为主，而且“四字互文”可以成倍放大。

语言中为何有这么多的对称现象，它又为何如此重要？ECL 认为，皆因外部世界普遍存在的“对称性”自然现象使然。据其核心原则可知，当人们在生活经验中认识到这一现象后，就在心智中形成了“对称性思维方式”，它决定了人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然要落脚到语言表达形式上，在各民族语言中出现了习以为常的对称结构，这便是语言中形成对称结构的体认性动因。

二、基于 ECL 的对称性特征

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崇尚对称美，且自觉地将其用到语言表达之中，特别像汉语这样以意合法①为主的语言类型，在形式上不像印欧语系的语言那样在语法上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但 “对称结构”为汉民族先民所特别青睐，它可出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它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具有句法功能（张国宪 1993，周殿龙 1990，殷志平 1995），而且是一种体认方式，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组织语言的必由之路。

很多学者都述及语言中的对称和平行，也给它下过定义，但主要依据语言的表层结构，未能触及到深层的心智层面，更未能将其作为一种体认方式来认真待之。我们根据 ECL 提出了对称结构的权宜定义：“基于对世界上普遍存在对称结构的体认，在语言中形成了各种对称结构，通过连续运用两个或以上在“词语类别、结构特性、语法功能、意义关联”等方面相同或相似的成分，以形成互补和照应的格局。行文时若能用上对称结构，可使文字流畅、节奏鲜明、语气连贯，语句极具表现力、感染力和说服力。语句之美，美就美在对称性；文章之佳，佳就佳在平行句。

ECL 认为，对称结构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2.1 体认性

正如上文所言，对称结构具有体认性，因为它是人们在对外部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可概括为'体’）”和“认知加工（可归结为'认’）”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 ECL 的核心原则，也是语言中形成对称结构的体认理据。“对称结构”这一术语在语言中有多种不同表达，它相当于英语中的 Symmetry，可包括 Parallelism（平行结构），Antithesis（对应），Coordinate（并列）；汉语中的“对称” 可视为一个上义词，可包括：平行、对偶、排比、俳句、骈俪、骈体、骈文、骈偶、对联、对言等（例略）。严格说来，这些术语之间是有区别的，但不管怎么区分，它们都具有体认性，这是不容否认的。

2.2 完形性

“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倡导“整体原则、相似原则、相邻原则、连贯原则”，它们可为心智中的对称思维和语言中的对称结构做出合理的心理学解释。

整体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认为，人们趋向于从整体上来认识一个事体，包括具有对称性的整体，可在总体框架内来充分理解各个分支表达，弄清其间在语义上的互动关系。相似原则（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认为，相似的个体常倾向于被感知为一个共同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图形，这也是为何在词语类别、结构特征、语法功能、意义关联上相同或相似的成分更易共现的原因，在于它们方便组构成一个整体的心理基础。相邻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认为，在同等条件下距离上靠得近的个体倾向于构成一个互相紧连的整体，更易被感知为一个整体单位。平行结构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在人们的心智上倾向于将它们视为紧密互动的大单位。连贯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ntinuation）认为，个体在认知上差距小，就能较好地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单位，其内部的结构有规律、变化小。对称结构也完全符合这条原则，它们的结构组织无甚差异，自然就具有较好的接续性。例如英语中的一句口号：

①Yes to peace, no to violence.

例①中的两个短语中间没用连接性词语，句子结构也不合常规，但依靠平行结构和意义对仗，根据完形心理学，这种形式和意义上的相似和相邻，自然就将它们连接了起来。可采用对称方法汉译为：

②坚持和平，反对暴力。

再如：

③The seed you sow, another reaps;

The wealth you find, another keeps;

The robes you weave, another wears;

The arms you forge, another bears.

四组平行结构一气呵成，相映成趣，喊出了对剥削阶级的愤怒，揭露了“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剥削社会之不公，其间不需要用什么连接词，也能透过平行结构看出其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基于对称方式可汉译为：

④你耕耘播种，他人收获；

你发现财富，他人占有；

你编织衣袍，他人穿着；

你铸造武器，他人佩戴。

可见，完形心理可以为人们为何在心智中极易形成对称性思维方式、在语言中惯用对称性表达提供了心理学上的合理解释。

2.3 简洁性

将数个结构相同的成分连接在一起使用，一个接一个地顺势而合，说起来简单方便、通顺流畅、文脉清晰；听起来所需付出的认知努力也较少，理解起来既轻松又顺妥。例如古罗马凯撒（Caesar）大帝的一句名言：

⑤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三个主谓结构并列，都用不及物动词、过去时，干净利落，读起来给人以一种节奏紧促、铿锵有力的感觉，活灵活现地表达出这位皇帝征服高卢这片土地后所抒发的豪迈气概：既来了，也看了，重点落在句尾的“征服”上，语义逐层递增，一副“胜利者”的得意心境跃然纸上，成为不朽的名言传世万代，堪称佳译。例如林肯的名言：

⑥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

若不用这三个并列的介词短语来刻画他所建政府的性质，恐怕真的要啰嗦一大阵子才能将这三层含义说清楚。汉译时也采用了简洁性的平行结构：

⑦民有、民治、民享

2.4 突显性

一连串相同的结构平行排列，在形式上形成一种对称美，且各成分之间自然形成一个对称照应的互补关系，结构间的语义既取得了关联，也得到了加强，整体信息得到较好的突显，修辞效果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培根著名的小品文 Of Studies（《论读书》）开头运用了对称法总起分叙，意在突显读书的三大功能，然后分而述之：

⑧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全篇小品文还有很多平行语句，表达不仅优美，且给人以一种句句递进，层层展开，郎朗上口，意旨深远的“高大上”感觉，读来总觉余味无穷。学界早就发现，是凡能打动人的，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必然要用到对称性体认方式，以能形成排山倒海之势，突显感染力。

2.5 连贯性

并置的各成分排列之后，其间在结构上和语义上就形成一种互联和照应的关系，它们自然就能形成一个连贯的语篇。韩礼德（1985）、胡壮麟（1994）都论述了“同构衔接”现象。对称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衔接手段，有时可省去连接词，如上文林肯的名言；有时还可省去相同的谓语动词。例如：

⑨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后面两分句中的谓语动词“maketh”被省略了，它们共用第一个分句中的“maketh”，这样就自然地将后两个分句依附到第一个分句上，从而形成了一个连贯的语篇，可译为：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又如例狄更斯所作《双城记》的第一段，常为人们所引用，作者在这段文字中用了一连串反义性的对称结构，刻画了那个时代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而且各个平行小句之间也未用连接词语，但并没有有什么不妥，反而使得行文更加简洁，语义更加鲜明，对比更加强烈。

2.6 普遍性

对称结构在语言中无处不在，频繁出现于语言的各个层面。由于汉语采用的是方块字，可保证形式上的长短一致，方方正正，上下对齐，且还一字一音，极易形成对称形式，它特别适用于汉语，俯拾即是，异彩纷呈。字数上等量齐观，语音上数量相同，句法上结构对称，形式上呼应对齐，语义上范畴相类（包括相同、相似、相反，相对等），可使语言结构工整、表达平衡、对称和谐。从古至今，为文人所采用，一个个对称结构顺势而下，前后呼应，大大加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正如戴庆厦（2003）所言，这是东方人的认知心理和哲学追求，体现了汉民族的结构美感和习惯诉求，完全符合完形心理学的基本原则。

三、“对称”可视为汉语第三大语法手段

1898 年马建忠仿照西方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这标志着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正式问世，自此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不断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陆俭明 1998）。在此形势下，中国学者发出亦喜亦忧的感叹。“喜”的是：汉语语言学除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之外，终于有了自己的“语法学”；“忧”的是：如此历史悠久的汉语言还要借助西方学者的语法体系来建构它的语法，有人不断质问这种 “词本位”理论是否适合汉语？

很多有志学者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摆脱印欧语的眼光，建立自己的语法理论。在此形势下，顾兆禄（2004）提出“语素本位”，朱德熙（1982、1985）提出了“词组本位”理论，徐通锵（1991）提出“字本位①”理论，邢福义（1995）提出“小句中枢”理论，黎锦熙（1924）提出“句本位”理论，马庆株（1998）提出“复本位”理论，王寅（2011）提出“构式本位”，史有为（1991）提出“移动本位”，邵敬敏（1998）提出“无本位”等，这些都意在建构更符合汉语事实和便于教学的本土化语法体系。但在这些本位论中似乎都未能认真对待和研究汉语中这种极为普遍的“对称结构”。

笼统地说汉语重“义”轻“形”，这是不很全面的，其实汉语也很重视“语音”和“结构”上的“形”。古人有了四个声调后②，又将其分为“平声”和“仄声”，朗读时讲究“押韵、合调、平仄、起伏”，以能取得“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对读音很有考究。古代的诗词歌赋都在追求语音上押韵合拍，节奏上起落有致，特别是自唐朝后所流行的双音结构，大大有助于形成汉语在音韵和节奏上的对称美，这已成为汉语的主要构词手段。汉民族在此基础上又组合出四言结构（如 2-3 万四字成语）、五言、六言、七言等（沈家煊 2019）。

汉语书写采用方块字，也受到由体认所得“对称美”的影响，少年时代在方框约束下练习“描红”，写好汉字讲究一个布局匀称，特别是那些诸如“人、大、火、水、日、圆、亲、春”等具有对称性的汉字，工整书写常要求体现出它们的结构对称特征。

在双音节词组中，汉语可用同义（甜甜、蜜蜜……）、反义（上下、取舍……）、类义（玩耍、河流……）等方式形成双音对称结构。我们还有 2-3 万四字成语，它们成双成对，在语义和形式上常是对称的，虽是寥寥四字，却语义深远，常作为判断汉语水准高低的标准之一。它们在对称类型上与双音词组大致相仿，常为“同义+同义（不闻不问、百依百顺……）” “反义+反义（东奔西跑、白纸黑字……）”“类义+类义（千丝万缕、生龙活虎……）”，还可交叉使用，如“同义反义结合（南来北往、声东击西……）”“反义类义结合（七上八下、鹤发童颜……）”等，它们都具有对称美。

汉语在行文时特别讲究结构上的对称，比如一些名句绝对，不仅内容耐人寻味，且在形式上无不给人以对称美的享受。例如：

⑩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杭州灵隐寺中对联）

⑪莲子心中苦（谐音：怜子），梨儿腹中酸（谐音：离儿）。（纪晓岚临终前留给儿子的遗言）

⑫两舟并行，橹速（谐音：文官鲁肃）不如帆快（谐音：武官樊哙），八音齐鸣，笛清（谐音：武官狄青）不如箫和（谐音：文官萧何）。

在句法上人们更是讲究要“后语搭前言”，我们平常所说的“排比、对仗、工整、平行” 这其中也在遵循结构和意义上的“对称性”原则。例如：

⑬一回生，二回熟。

⑭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⑮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万里。

⑯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⑰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⑱

个人自扫门前雪，岂管他人瓦上霜。

从句法上追求结构对称自然就延伸到语篇上，常讲的文章“起承转合”结构特征就是一种对称美，汉语中的名篇佳作、诗词歌赋，特别是古代对“律诗”的严格要求，更是以韵律对称、词语对应、结构平衡而著称，从而形成了对称美的诗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用句型主要以四六句为主体，他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二言滥觞于黄帝时代，三言兴于虞舜时代，四言始于夏禹年代，五言见于周代，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这其中不变的是“对称”及其变体。

于广元（2004）指出，对称是最理想的表达形式之一，沈家煊（2015）也专门著书论述了语言中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语言中存在如此普遍的“对称现象”，大家又都认为它重要、常见、理想，竟然未被视为汉语语法中的重要手段，似乎有点意外。学界一般认为汉语有“虚词”和“词序”两大语法手段，本文认为可将“对称法”视为第三（王寅 2020b）。

四、对称性与汉语怪句

正是由于汉语在各个层面多以“对称”作为构字、组词、行文的惯用手法，它也可在句法中大显身手，本节主要论述它对于“怪句”的解释力。

汉民族在组词成句时也习惯于依据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对称性体认机制”来构句，词语在入句排列时不仅有“词序”要求，还应讲究“对称原则”，如在句子中间摆上一个字或词，可暂且将其析为“中心词”，它不同于西方语法的“谓语”要求用动词，其前后一定要用名词（或相当于名词的成分），还要有人称、数、时、体、态、式的屈折变化。而汉语组句时所用“中心词”多为动词，也可用其他词类，它们可起“对称轴”的激活作用，以能在其前和其后激活出各类词语，遵循广义的“意合法”规则，只要能将意义说清楚，可把相关要素编排到“对称结构”中即可，不必像西方人那样追求严格的对应性（王寅 2020b）语法规则，从而形成了一个“X +中性词+ Y”的对称构式，这与汉语中普遍存在的“对称性”完全吻合，完全符合汉民族的心理取向，也显得结构匀称，充分彰显出了句法形式上的对称美。例如：

X 中心词 Y

⑲王冕死了父亲。

⑳脚踏车骑了两小时。

㉑高速开了两天。

㉒张三烂了一框菜。

㉓五个苹果红了三个。

㉔天天就这一套。

㉕茅台酒喝哭了志愿者。

㉖台上坐着主席团。

㉗房里躺着两个病人。

㉘书念了两段。

㉙上层走汽车，

下层走火车。

㉚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中国人对这类句子已司空见惯，听起来不觉得奇怪，句中几个要素按对称规则组合起来就可描画一个场景，并无不妥。只是语言学家在较劲，说它们不符合“逻辑”，违反“主谓关系”。我们不敢苟同。

若套用西方语法的基本规则“主—谓—宾”“施—动—受”还真的不好理解上述怪句，可中国百姓凭借生活经验和交际场景，并没有感到有何不妥，从来不刻意追求句法上的逻辑性。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起西方人来说，在逻辑差错上有更大的容忍性。这也说明西方的葛郎玛不能很好地适应汉语语法分析。很多人为了解释汉语中这类怪句，提出了诸如“领主属宾”“杂糅”“突显”“类推”“隐喻”等理论，但常常是一题一议，适合某个（或某些）怪句的理论又不能解释另外的怪句，时有“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的尴尬。

戴浩一（1988）在建构汉语的“认知功能语法”时曾提出了时间顺序原则、时间范围原则等，本文主张再添加上一条“对称像似性原则②”，它完全可视为汉语语法除“词序”和 “虚词”之外的第三大法则。这其中既没什么高深的理论，更无什么复杂的分析过程，也用不上什么拗口的术语，有的只是朴素和平直，从平淡中倒能见点新奇，合了学界所普遍认可的观点：语言理论越简单越好，也应了沈家煊（2017）所追求的愿望：语法要讲得更顺畅，更简洁。

六、结语

本文依据 ECL 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认为语言是人类基于对现实世界的 “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前面引号中的四个字可概括为“体”，后四个字可提炼为“认”，这就是我们所论述的“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体认性”这一全新命题。这不仅为十八世纪欧洲所追寻的语言起源问题又提供了一个唯物论的解释方案，也为 21 世纪语言研究和教学指出了一个新方向。

依据马列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论原理，现实世界中的诸多对称性现象决定了人们心智中必有“对称性”体认机制，据此语言中自然就出现了大量的对称表达方式，它可使结构平衡，语义增强，产生音形义的美感。由于汉语的这一普遍特点，在各个层面上出现了大量对称结构，真可谓面大量广，俯拾即是，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汉语的第三大语法手段”。它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且可使语法理论更为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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